杨绛：她是中国最才的女，钱钟书最贤的妻。世人皆知她的德，少有人知她的美

《我们仨》的开头，杨绛写了一场大梦。

一场与钱钟书离别的梦。

苍茫静谧的黄昏中，她怎么找也找不到钱钟书。

醒来，她埋怨他：为什么不等一等？为什么要撇下她，一个人自顾自的走？

钱钟书回答说，那是老人特有的梦，只有老人才会做这样的梦。

梦里，钱钟书去世，她与女儿圆圆去送。

他在那个地方等她。那里的一切消息都是迷迷糊糊的，不许问，不许探听，不许回应。

杨绛说，为了能在梦里见到他，她走啊走，古驿栈道路崎岖，脚下没有底，总是高一脚低一脚。

她摔倒了，没能及时站起来，只是在环顾四周，她一生最爱的那个人没有出现。她的手撑在树上，她的头枕在手上。歇息之地没有任何纷争困扰，可她还是哭了，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只涌到喉头。

她使劲儿咽住，因为使劲儿太大了，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

这是与挚爱之人最后的离别。

死亡只是一瞬间，思念却成了永恒，回忆拧成一条绳，永远忘不了，永远无法忘了。

她宁愿变成一颗望夫石，傻傻地等在那里。“那里”本身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妻子永远在等，而丈夫永远都不再回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家。

记忆正在家里等着你，正在家里写小纸条，企图把小纸条贴在墙上，走廊的地板上，橱柜里，让你无处躲藏。

1932年，两人初遇，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之后，钱钟书急着说，“外界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

杨绛也没含糊，接了一句，“我也没有男朋友。”

钱钟书三天两头的写信给杨绛，后来改成一天一封，他在信中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觉得，就这点与她志趣相投。她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可是并没有救世济民之大志。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杨绛一回屋里，她总知道有封信在等她。

动情是火光四溅，而爱上是细水长流。

渐渐地杨绛也爱上了这个才华横溢的书呆子。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结婚，婚后两人一起去牛津求学。

两个年轻人，是彼此最般配的生活白痴。

钱钟书一辈子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右脚，拿筷子的手势像孩子一样一把抓。

他们租了房子，有了住所后，离牛津开学还有十个月，他们有大把时间去适应，去融入异乡，去寻找朋友。

这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可钱钟书刚到牛津就把计划打乱了。

他独自出门，下公交车的时候摔了一跤，脸着地，门牙嗑断了半颗。他没有直接去医院，而是用手绢捂着嘴，一路走回家。回到家后，手绢血红，杨绛看见了，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两人光是着急，幸好朋友之中有个医生，才有了解决办法。

钱钟书吃不惯西餐，说想吃红烧肉。杨绛心领神会，想着只要去学，就一定学得会。她买来牛津地区味道不正宗的酱油、生姜，买了肉，切成块之后，就使劲儿的煮——因为怕煮不熟，汤煮没了就拼命加水。

后来，她不想煮传统的红烧肉了，干脆买来雪莉酒当黄酒用，汤也不到掉，只是去了沫子。

这样的肉好吃吗？

钱钟书说好吃，他吃得很快活。

她把嫩羊肉切成丝，与钱钟书一起，站在电灶旁边涮着吃。

她买来扁豆。一面剥，一面抱怨出钱买这豆子划不来，壳太厚，豆太小。后来才知道，原来扁豆就是带着壳子吃的。

他们买了活虾。杨绛自豪地说，我保证一剪刀下去就能干掉它。她站在厨房里，刚剪了一刀就吓得一溜烟跑了。钱钟书问，怎么了？“虾，我一剪，痛得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

钱钟书跟杨绛摆道理：虾，是会痛的，但是绝对不会痛得像你这样满屋子乱跑。

他打定主意要吃，以后的虾就由他来剪。

那时的他们是神仙眷侣，而牛津正好是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每天早上，他们两一起出门散步，享受雾蒙蒙的早晨时光。

晚饭后，再出门散步，大街小巷，校园之外，教堂、闹市、郊区，一处处地逛，遇到喜欢的小店也要进去看看。

他们把这样的闲逛叫做“探险”。

怀上孩子后，钱钟书总是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只要一个，像你的。

杨绛不满意。她觉得，自己只想要一个女儿，像钟书的。

刚生下孩子，杨绛在医院里休养，钱钟书每天来医院报到。一开始是为了去看杨绛，陪她说话，后来就变成了“事故报告会”了。

他一出现，就苦着脸，“我做坏事了。”

今天是打翻了墨水，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明天是把灯砸了。

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后天，他的脸简直苦得堪比苦瓜。“门轴弄坏了。”

杨绛挪了挪尚在恢复中的身子，“嗯，不要紧，我会修。”

听了杨绛的话，钱钟书总是点点头，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出院后，这些东西果然修好了。

他相信杨绛，她说不要紧，他就愿意等。

外国求学三十多年后的1927年早春。一家人在北京安了家。那时候，北京刚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夫妇之中，只有杨绛会点汽化炉。

有一天早上，钱钟书做早餐。他若无其事地端上早餐，盘子里有他自己最爱吃的猪油年糕。他满面春色，神采飞扬。这演技也太差了，杨绛看不下去了，直接拆穿，“哎，谁给你点的火呀？”

钱钟书嘚瑟一早上，就等她这一句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划火柴，就为了做一顿早饭。

与这样的他生活在一起，就是她的责任。

他走了，好好地活下去，就是她的责任。

珍珠港事件后，两人沦陷在上海。生活越来越苦，物价每天都在涨，工资却时有时无。

据说，有一次钱钟书在书房写作。窗户正好对着邻居家的窗户。那邻居每次经过都发现对面有个人在奋笔疾书。邻居觉得，整整三年，都端坐在书桌前写个不停，肯定病的不轻。

或许他那时候正在写《管锥编》这本天书。

都说爱情要互补，钱钟书与杨绛之间，更多的是相似。

两人都很宅，钱钟书能宅三年，杨绛也一样。

三反运动开始时，夫妇俩成了“旧时的知识分子”，为了避免犯错误、惹是非，就选择了离群索居。

一家人迁进了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他们日常在家里工作，每月汇报工作进程。

办公室面积不算宽敞，除了让你工作之外，吃喝拉撒睡也全包。走廊的西头是厨房与堆煤的地方。厕所在外头，可是钱钟书病了，腿脚也不太好，要他走过堆满杂物的走廊去上厕所，太麻烦。

他只能在家里解决。

可是，正是这样一间将“宅”进行到底的楼房，正好合两人的心意。

文学所的图书资料就在对面的六号楼里。

在这间小屋里，一个继续写《管锥编》，另一个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当时，江青想把钱钟书请出家门。杨绛说，“钱钟书病着呢。他歪歪倒倒地，只能在这屋里待着，不能出门。”

书啊、资料啊、参考书啊，全堆在了房屋里。可两人居然觉得这种生活，甚好。别人让他们换房子，一个说“这里很方便。”，另一个说，“这里很舒服。”

换了房子，两人又得去花时间适应新环境了，书不知道去哪里借了，朋友们也不知道如何相聚了。种种借口，在别人眼里显得莫名其妙，在钱钟书与杨绛眼里，却再普通不过。

后来，江青又让他们搬家。要是钱钟书病了，杨绛可以随行照顾。杨绛赶紧坦白说，“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

杨绛真的不会照顾人么？

真的，不会。她从来不是那种会把一家子人的生活都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人。

她爱整洁，所以她会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整整齐齐。她也爱收拾，也总是烹饪打扫。

可是陪伴与照顾是不一样的。

杨绛是陪伴型的人，她能陪你读书，你宅在家里好几天不出门，她也能耐下性子来窝在你身边一动不动。你有你的工作，她也能埋头做她的翻译。

家里大小事都归她管，可唯一管不了的就是买书。

杨绛拦着没让钱钟书买想要的书，结果书被别人买走了。他便气得把牢骚直接发泄到了日记里，“妇言不可听。”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多穷，她都攒下钱，给他买书。

都说两人的爱情是势均力敌，其实，任何长久相伴的爱情，都是共同成长，互相包容。

她懂得他的软肋，也懂得他需要什么。

1941年，清华大学的教师受聘书一般都会由委托人发到担当职务的人手里，到了那年七月，大部分受聘者都收到了聘书，钱钟书却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10月，西南联大在昆明已经开课三周了，钱钟书还是没有收到聘书。

别人借口说，受聘的那份电报早就弄丢了。

杨绛不服，电报也能丢？

可人家不想让钱钟书回到清华外文系，嘴上说丢了，就是丢了。

杨绛只好安慰他说，“能在清华教书是你最称心的事……可是，现在去不成了，不也正好吗？三人可同甘共苦，一起度过抗战胜利最后来临前的艰难岁月，胜于别离。”

钱钟书很感动，郑重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这不是情话，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承诺。

果然，他说到做到。

1994年，钱钟书病重，杨绛自己也有冠心病，时常头晕，走路得扶着墙走。有时汽车呼啸而至，她随风就倒。

女儿圆圆开始咳嗽，又因为腰痛住院检查。

这个杨绛眼里“强父母，胜祖宗”的女儿总是很忙，她当老师，经常备课到半夜，她编辑教材，出差赴会是家常便饭。

圆圆不让杨绛去看望自己，病况也很少报告家人。

一夜之间，女儿去世。一年以后，钟书离开。

屋漏偏逢连夜雨，不到一年时间，世上只剩下杨绛一个人了。

杨绛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他离开的那天，杨绛赶到病床前。他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她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失去亲人的她，自称自己是一个在逃的人。

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但是逃哪里去？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他离别后，她翻箱倒柜，寻寻觅觅，把钱钟书的藏书全整理了一遍。后来又是手稿、文物、全家的东西。

这个家，曾是我们仨的家，如今只剩她一个人。

她曾逃到书本里去，后来又逃到写作里去，而最终，还是回到了丈夫与女儿身边。

小时候，父亲曾问她，一个星期不让她看书，你怎么样？

她说，“一个星期都白活了。”

嗜书如命的她，遇到只想做学问的他，一辈子没别的目标，不过我爱你三字。

杨绛是幸运的。

钱钟书，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