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智囊：把共有产权房制度上升为国策

文章：许善达:把共有产权房制度上升为国策 让国有资本参股

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10期于2017年4月6日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出席并进行了题为《新常态下的有关政策调整》的精彩演讲。

其表示住房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在劳动收入和支出里占的比例相当大。“在普通人的生活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确实太大了。”许善达表示，“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是很难实现的。”

他认为，如果各地都能够借鉴学习上海的办法，如果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制度能上升变成国策，力度再大一点，让全国各地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住房难的问题，对我国家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他认为可以由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各地在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时可以动用国有资本，投资界的企业也可以来参股，作为居民住宅的一个股权，多少年以后可以回收。

以下为演讲实录：

许善达：每年国家的经济政策决策程序安排，大体上都是从头一年的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第二年的“两会”，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经济工作会议最先开，也是最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会。根据这个会议的精神，国家各个部门都要安排部署第二年的各项工作。第二年的“两会”是一个总结，把上段时间国家各部门的工作安排都体现在“两会”总理报告里面。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很多，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想讲几个我认为比较值得关注的内容。

第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李克强总理讲到2017年的经济增长，他用了一个6.5%左右的增长指标。可以说在多少年之内，我们没有用过这么低的指标，据我所知，在讨论2017年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乐观的，认为今年经济形势不错，特别是今年头一、二两个月，很多经济数据反映经济开局还是相当好的。所以有人提出可以定在6.5%-7%，还有人提出我们至少要提一个“稳定增长”，会和去年的6.7%差不多。最后，李总理坚持定在6.5%左右。6.5%左右就是说它比6.5%高一低或低一点都行。我觉得这个信号非常重要，说明我们对于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容忍度扩大了，如果低一点也没关系，主要还是提高我们的质量。我觉得，虽然6.5%左右的增长是一个数字，但是反映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目标开始有了调整，不再把经济增长速度看的过重。

我们现在有两个关键节点，一个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另一个是20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我们曾在一份报告里建议，不要把GDP的数值作为我们经济发展历史阶段的一个总的标志。GDP包含很多内容，其中正面的内容会鼓励大家来发展，但是负面内容的影响也在逐渐的扩大。最近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李克强总理最强调的是就业和居民收入，对GDP增长速度指标的意义在淡化。

今年政府几位部长在媒体上的讲话，透露出一些很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住建部的陈政高部长，他在讲今年住宅问题的时候，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2017年要基本完成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这个计划是李克强当副总理时就提出来的，当时计划是3500万套，但是搞了几年都没有按计划完成。现在政府继续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宣布今年要基本完成。基本完成是什么概念？据2010年人口普查，城镇居民有5000万户大约1.7亿人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只有5平方米（建筑面积8平方米），这样的家庭没有自来水、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取暖等等。搞保障性住房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就是要解决和改善这些家庭的居住条件。陈部长宣布的这个目标如果今年真的完成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他还讲到各地要借鉴学习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制度。过去上海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农民工可以住工棚，一间房子住八、九个人甚至十几个人，但是你要搞科技创新企业的话，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是不能住工棚的。各种人才的安居有困难，从某个角度讲，会直接影响到国家贯彻科技创新的新战略。上海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关注。俞正声主席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保障性住房都解决完了，不存在居住条件很差的情况，但是所谓的“夹心层”的住房解决不了。

于是上海搞了一个共有产权房制度，先把入住人的条件确定下来，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允许你按照市场价买这个小区一定面积和档次的房子，政府出30%的钱，个人出70%的钱。这就提高了这类个人的购买力，解决他们基本的住房需求。但是政府的钱并不是给你发补贴，而是在产权证上写明个人拥有70%的产权，政府拥有30%的产权。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政府不收你的钱，也不要利息，但是如果某一天你想要卖掉，政府首先要收回，不但收回本金，而且房子溢价的部分政府也要分30%，这相当于是一个股权投资。上海到去年为止总共解决了8.9万套这样的房子，有8.9万户这种群体的家庭解决了居住的问题。

政府动用国有资本可以搞企业，也可以搞公共服务，上海用这个钱来专门解决居民住房，一下就把上海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大难题解决了，延伸的收益就是降低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所以深圳和北京也开始学，都搞了一个相应的办法。北京市以前的办法叫自住房制度，政府规定某小区某一栋楼为自住普通住房，这个房的价格要比同一小区其它普通住房低30%。结果，房价一低开发商就偷工减料，这个房子的质量就会出问题，所以北京市出现了弃购现象。而上海的“共有产权房”开发商不能偷工减料，因为它和周边的房价是一样的。

最近北京市也改变了所谓自住房制度，开始学习上海的办法。住房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不管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在劳动收入和支出里占的比例相当大。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是很难实现的。住建部希望各地能够借鉴学习上海的办法，我认为如果能上升变成国策，力度再大一点，让全国各地都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住房难的问题，对我国家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普通人的生活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确实太大了。前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库存的两项内容，其中一项是房地产要去库存，我们当时提出来这个提法有偏差。到了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房地产去库存问题的提法就改了，变成一、二线城市没有去库存的问题，要求增加一、二线城市的土地供给，三、四线城市才有去库存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调整非常重要，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战略，主要由一、二线城市来承担这项任务。因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信息资源、金融资源或者其他产业链的配套标准非常高，没有一、二线城市作为基础，科技创新很难实施。把实行“共有产权房”的方案提出来，不仅仅可以解决所谓“夹心层”的住房困难，对发展科技创新战略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买房难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贯彻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像北京、上海这些地方，许多创新企业生存都很难维持下去，更谈不上发展了。

上海和深圳的案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把这项改革变成国策，由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各地在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时可以动用国有资本，投资界的企业也可以来参股，作为居民住宅的一个股权，多少年以后可以回收。上海已经搞了这么多年了，九万套都落实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调整的潜在作用一定会逐渐释放出来。

从前年年底到2016年布置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概括起来就是两项，一项是进口替代，国内需要自己又生产不了，这就是短板。我们现在的外贸进口规模很大，有很多东西不进口是不行的，比如说芯片。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都生产出来，就是补上了短板。还有一项是创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钻研，商业模式创新很多，技术创新有一些比如BAT，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是相当低的。我们最引以为自豪一些项目比如高铁建设，但是高速列车的轴承和一些特别重要的零部件我们还必须进口。总而言之，国家创新科技水平是一个大的短板。

“三去”之一的去过剩产能问题，从前年开始，把钢铁和煤炭产业作为主要的去产能领域。2016年虽然有成效，但是成效有限，不要估计太高。比如煤炭的统计产能57亿吨，2015年消费量是38亿吨，而去产能的指标是只有5亿吨。虽然这5亿吨的目标都完成了，但是从57亿减到52亿，产能比实际消费量还要多出14多亿吨。如果按产能利用率正常情况80%-85%来估算，去年真正去掉的只有2亿多吨的煤炭产能，离目标还太远。钢铁也一样。去年各地上报的钢铁去产能有几千万吨，可是我们统计上来的钢铁产能有12.5亿吨，每年只消费8亿吨（包括出口）。所以我们去产能的成效不能估计太高，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去产能是两种办法兼用，一种是把产能真的去掉了，还有一种是没有把产能去掉而是控制了产量。最近煤炭价格猛涨，但并不是因为去产能形成的价格猛涨，而是因为国家发改委下发了煤炭生产指标，规定企业不能超过这个指标，产量控制了煤价就涨起来了。

所谓去产能，就是应该把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产能砍掉，这个责任是政府的。而对于优质产能去限制其产量是没有意义的，应该放手由市场去竞争。所以去产能应该分成两条战线，政府主要是负责淘汰落后产能，对优质产能即使过剩，也不要下指标说一定要控制在多少。比如钢铁去产能，上面给河北省规定了多少任务量，河北省就开始往下分，分到唐山多少，唐山就去企业做工作，关了这个厂子那个厂子，最后还完不成。后来找到首钢那里去了，要首钢也去一下产能。首钢说我从北京搬到曹妃甸，落后的旧的产能早都淘汰掉了，现在都是引进世界最好的技术，怎么来让我去产能呢？这个例子说明，我们在去产能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去产能绝不是只有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今年，我们要去掉5000万千瓦的火电能力，地方上对于这项产能的去除既有地方保护的阻力，也有它的实际困难。比如光伏发电，甘肃、宁夏等地，发出来的电本省用不了，想把电往陕西、河南输送，人家不要，当地有限制，因为他们当地的火电厂也要发电。他们说如果不让这些小火电厂发电，既没有税收，也没有就业，政府的压力太大。

去产能既有生产上的产能利用率问题，也有产能过剩造成的财政失衡问题，所以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艰难的。这次光为了钢铁和煤炭去产能的计划，财政就准备了一千个亿，来安排180万的职工分流。如果各级财政都这么拿钱，肯定也是支撑不了的。去产能非常不容易，把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85%，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就能完成的任务，也需要长期坚持去做。特别是把落后产能淘汰掉，就更难。河北的一些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和小玻璃厂废除了，县里的财政马上就没钱了，甚至如果上级不拨经费，很多县政府就没法运营了。财政、税收制度跟去产能有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把这个调整好，完成去产能任务非常困难。我们到基层去跟县长、市长谈，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苦衷。

要想完成改革和去产能的任务，不仅需要好多年的时间，还要考虑出台很多的政策来破解难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难题，就是社保。产能过剩的行业说，不去产能我们的劳动力效率也很低。比如民办钢铁厂人均生产钢铁差不多有900-1000吨，而国营钢铁厂平均只有300-400吨，先不说去产能，国营企业就是维持现在的产能，养活的人也是最多的。去产能需要寻找多少就业机会，才能把这些人分流出来，这相当困难。

去年“两会”期间，因为龙煤集团欠发工资，媒体上炒得很热。我去黑龙江调研，龙煤集团有40多万人，需要分流10万人，有一些分流到了林业当工人，搞点种植、养殖和旅游业。还有一些交给社保，但社保不接。社保说黑龙江属于社保收支逆差的地方，收不抵支，每年省财政要给社保拨钱。社保是分省统筹，中央财政还要补钱。全国一共是三万多亿的支出，两万多亿的收入，差额部分有八、九千亿，分别由地方补三、四千亿，中央补三、四千亿。黑龙江本身要靠补的，把这些人分流到社保去领养老保险也好，失业保险也好，社保局说我拿什么钱给啊？必须要先跟财政部门说好，把钱拨给我，你再分流。如果不给我钱就把人分流了，到我这里领不到钱，那就只能到省政府门口去坐着吧。国有企业人员比较多，如果砍掉一批，人员往哪去？所以要完成去产能任务，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就是社保制度的改革。去年中央财政拿出来了一千亿元，那是一次性的。今年人社部长在“两会”上宣布，国家每年都要给社保补钱，我认为这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2016年年初，我们把社保缴费率从45%降到40%，让各地又降了一点，总体上减了一千多个亿。但是社保制度并没有任何改变，只是降低了一点社保缴费率，是一个数量的变化，现在的缴费率40%仍然是很高的。在有的企业调研时发现，因为经济下行，市场萎缩，企业的合同量减少，市场份额减少，营业收入减少，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份额和比重还上升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工人都轮着上班成本怎么会上升？仔细查看报表，虽然工人工作量减少了，工资和奖金也减少了，但是社保缴费是按照计费工资收的，工资减少但计费工资的标准并没有下降，所以社保缴费的比重就上升了。出现这种局面你怎么解决？

所以一定要把社保制度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以前的社保就是降低缴费率，但是制度并没有改。从性质上讲，现在的社保制度不能够支撑刚才说的去产能任务。今年人社部部长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研究国有资本划转社保，来降低社保缴费率。去年国有资本也划了一些，但是并没有作为社保制度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只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补充了社保基金。

今年国家宣布要进行试点，所谓试点就是把国有资本划给社保以后降低社保缴费率，这里就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要社保全国统筹。现在的社保是分省统筹，去年山东就把省属国有资本划了30%给省社保基金。如果要划央企的国有资本的话，究竟给哪个省？因为理论上讲央企的国有资本是全国共有的，很难说具体能划给哪个省的社保基金。要想解决划转国有资本，特别是央企的国有资本，一定要解决社保全国统筹的问题。社保本来就应该全国统筹，但是因为上个世纪98年、99年刚搞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央财政太穷，所以只能搞一个分省统筹，现在再搞分省统筹就很难维持了。所以这次社保制度改革是三件事情要一块做：划转国有资本、降低社保缴费率和把分省统筹改为全国统筹。这是整个经济改革领域里的一件大事。这个改革要改好了，不仅是社保制度本身的进步，而且可以有力支撑整个供给侧的改革。因此这项改革的价值特别大，我希望今年能够早一点出台，早一点起步。

社保分省统筹，应该说是牺牲了很多劳动者的利益。分省统筹要求劳动者在一个省工作满15年，社保交不够15年没有资格去领退休金。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到15年，你虽然交几年社保，但是将来却没有资格领钱，这些职工的利益就受到了损害，他们缴的费用支撑了其他的职工。

社保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到60岁以后才能领退休金。如果你是异地工作，比如四川人到广东打工，虽然交够了15年，但是他如果回家了，还要等很多年才能到60岁，你让他再拿着社保卡到广东找社保局领当时交的社保费，估计隔了那么多年，衙门口冲哪开他都找不到了。实际上很多职工要么交不够15年没有资格领，要么是交够了但是到60岁以后很难去领了。等于有相当一部分职工为社保做了贡献，但是他享受不到社保的待遇。如果改成全国统筹，只要你在正常工作期间正常交纳了社保，全国统一都会有记录，都能提供统一的保障，这就解决问题了。

目前的分省统筹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确实损害了很多职工的权益。因此不仅要解决去产能，社保制度本身也确实需要改革，这样才能减轻去产能的压力，才能解决所有就业人员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问题。

关于去库存，房地产去库存刚才谈到了。去年粮食库存主要是因为玉米降价，玉米、小麦、水稻是国家收购，价格比较高，结果出现倒挂。农民生产的玉米都卖给了中储粮，仓库里玉米堆满了，很多陈化粮都坏了。因为价格比较贵，玉米加工企业都转去买进口玉米，造成国产玉米仓库爆仓，进口玉米却增加很多。2016年实行改革，国家玉米收购价格随市场走，国外玉米卖六角五，国内收购也六角五。给东三省和内蒙一部分地方实行补贴。有一个例子，一个农民包了很多地，是种粮大户，前年他种玉米挣了两百万，去年改革收购价格一降，最后只是收支平衡，一分钱不挣。但是等到政府把补贴给他，他还是挣了两百万。这说明，政府的改革措施对农民来说，只是补贴的渠道变了，原来是在价格上补，现在是直接补给农民了，效果是一样的。

对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种玉米的农民来说，这个改革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华北地区的农民收入则有所下降，因为补贴政策规定，华北地区不给玉米降价补贴。河北地方农民收入下降原因，正是玉米的价格市场化了，从八、九毛角钱里减了两角钱，20%多的收入就没有了。所以农民的收入下降。东北的补贴收购价政策，不适用华北、华南等地，这里的一些农民的收入就会下降。应该说玉米的价格改革是有成效的，给补贴的方法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可以少进口玉米，消化国内玉米产能，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农民要承担收入减少的损失。

关于去杠杆的问题。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去杠杆，但是2016年杠杆率却提高了。我们要“三去一降一补”，降的问题都有收效，只有去杠杆没有收效。今年提出要在稳定总杠杆率的前提下，重点去企业的杠杆。这个提法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就是总杠杆率可以不去，重点是把企业杠杆率去掉。换句话说，你可以适当提高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但是要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使总杠杆率维持稳定。

今年去杠杆的任务比去年的任务稍微宽松了一点，但是落实起来也很难。所谓杠杆率高，主要是企业杠杆率高，居民杠杆率相对来讲不是很高。国外居民杠杆率高主要是高在住房贷款上，从我们的居民住房贷款数额比例看，杠杆率还不是太高。政府的杠杆率从统计数据来看也不算特别高，当然还有一些隐性的。2016年财政部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把政府负债清理了。清理以后每年下指标，规定能新增多少债务，地方政府不能够随意去欠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能够清理出这么大一块，这个作用非常大。

但是清还债务还是很困难，现在到期的债务都是展期，每年还要新借，还要再新发债。虽然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率还可以忍受，可是趋势风险非常大，因为所有债务是展期的，每年还要发多少新债，还款能力肯定是越来越弱。中央定一个指标，控制地方发多少债，但并没有说给你去杠杆，所以政府杠杆率提高是个必然的趋势。关键是能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吗？这个事情争议非常大。有些专家认为，要想降低企业的杠杆率，GDP就会随之往下。于是就要问，你能够容忍GDP的增速下降到什么水平？在今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讲的6.5%左右，一定程度上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经济发展速度低一点不要紧，我们是稳中求进，基本稳住就可以，并不要求你一定要死守，所以我们不再提必须保证要增长多少这样的话。

但影响GDP增长的问题确实是客观的。我们现在的局面是，去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三点几。国有投资增长率里面有一半左右，占整个投资大概10%左右，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收益很低，在很长时间里是亏损的。但是靠着这一半的国有资本投资来支撑的整个投资增长率，究竟能撑多久？这是现在压力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把欠债变成坏账，由商业银行核销是一条办法，但是商业银行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要把那么多坏账都核销掉可不太容易。

当年讨论去杠杆、去产能，一些专家就提出来，可以像2006年一样，由财政部发国债，央行拿钱，买商业银行的坏账，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改善了，坏账没了，变成好的资产了，就可以搞股份制上市，这不挺好吗？但是如果钢铁产业这么办，那么其它产业的坏账都要谁来买啊？除非是多印票子，国家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这个建议就被否定了。财政发债买坏账是财政承担，商业银行债转股是商业银行承担，一旦变成股份，利息也不用交了，将来如果坏成了坏账，商业银行日子也过不去。商业银行有商业银行的困难，它有资产负债表，都债转股了资产负债表就坏了。实际上真正债转股的案例是不多的。

财政不买坏账，商业银行也不承担，那么分子上的坏账怎么处理？因此又有人提出来，把分母扩大，分子解决一点，分母再扩大一点，杠杆率也就下降了。分母扩大了国有企业的资本金让财政给，政府可以不买我的坏账，但要给我补充资本金，这样杠杆率也能够下降。现在分母和分子都不容易，政府即使有了钱，也未必给负债率高的企业增加资本金，它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干。有一点很重要，在国有资本里面，必须要有一部分辅业资本退出。退出那些辅业，杠杆率就没有了，民营企业可以收购。这一部分的资本注入到主业扩大资本金的分母，然后来降低杠杆率，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控股成本太高。中石油、中石化都是70%的国有资本控股，其实有30%相对控股就可以了。如果不愿意相对控股，搞到51%控股也可以，这样就把资本金省出来了。在很多大型企业集团的二级、三级公司，有很多国有资本沉淀在一些跟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领域。中信是一个国有资本的大型集团，他们还对一个足球俱乐部投资，你让民营资本去投资不行啊？把国安卖掉还能挣点钱回来。

前不久中航工业和航空发动机公司分开了。中航工业是做飞机的，它的资本金分布，在主业上占不到一半，企业精力分散，搞了很多跟主业不相关的东西，当然发展不好。从杠杆率来说，把相当一部分资本放在跟主业没关系的地方去，完全没有必要。所以我认为，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是可以通过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来降低杠杆率的。最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国有企业已经卖掉了9个亿的辅业资本，这9个亿的资本都注入到主业里去了，这是一个案例。但是这个案例数额才9个亿，而中国国有资本现有几十万亿，按市场价达上百万亿。指望别人出资源解决自己的杠杆率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去杠杆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今年“两会”上有代表和委员提出了通过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来降低杠杆率的建议，如果有关部门能够认可并付诸实施，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一定会取得效果。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至少要往这个方向迈出步伐。

“降成本”的效果是最明显的。营改增减了钱，社保缴费减了钱，加上减少了很多审批，交易成本也减了不少，企业成本还是有相当幅度下降的。有争议的是关于宏观税负问题，至少在去年以前，学术界一直是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宏观税负还要提高，要提高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有一种意见是要降低，认为已经偏高。这个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去年7月份，政治局开会做出决议，要继续降低宏观税负，这就从决策上给以上争议下了结论。

继续降低要往哪降？营改增以后，有很多地方还要调整，但是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最优先的就是降低社保缴费率，划拨国有资本。据初步估算，40%的缴费率就收了2万多亿，如果我们降到20%，那么就能减少1万多亿的社保缴费负担，效果就比营改增还要大。

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税费成本，仍然是要最优先考虑的。还有能源成本、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等等。刚才我讲的社保缴费、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房等等，这些都具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效益。降成本的任务刚刚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这项工作要有一个收支平衡综合考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方向一定不能动摇。 “三去一降一补”去年有收效，但是离我们的预期目标还有距离，还需要有很多的配套改革支持才能够实现。

虽然“三降一去一补”已经变成工作性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没有改革支撑，这些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确定“三去一降一补”这些指标，必须要以加快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6.5%左右的指标，给所有改革推动提供了一个空间。我们不要再把保增长、稳增长作为一个不能触动的底线，要稳中求进，我想对于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压力都会比较轻。如果我上面讲的几个方面能够推出几项抓落实，2017年供给侧改革会完成比较好。

今年我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有些人说是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认为很多事不是不确定，而是确定。有一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中国一定会面临一种新的局面。

美国涉华的四个经济政策，一是美元要加息，三月份已经加了一次，现在所有人都认为美元还要加一次到两次，有人说甚至有三次，一个季度至少有一次可能。美元加息的影响会非常大，因为美元一加息，全世界的资金都往美国流，这是挡不住的。人民币也会有一部分向美国流动，这个也挡不住。我们的外汇还有三万亿，除了正常到境外投资需要的外汇，有多少外汇会成为由于汇率变化流动引出来的外流？这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会造成冲击。我们原来是双顺差，拿人民币买外汇，把外汇收到外汇管理局，通过把商业银行准备金率提高到20%多，再把人民币再收回来。把人民币直接收回来，市场上的货币就会减少。最近有几个经济学家做了数量分析，说可能会减多少多少。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一万七千亿到两万五千亿就够用，那么至少还有五千亿可以花出去，这个冲击肯定是不会小的。

我们的资金外流，主要还是民间资金。我们2016年民营企业投资增长率只有3%左右，今年一、二月份投资增长率还挺高，但是如果美元再加息，我们的民营资本有多少会外流？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局面。没有专家认为美元不可能加息，只是加息几次的问题。美国人认为GDP增长2%就是经济过热，特朗普宣称的目标是3.5%，加息的概率有多大？人们认为今年会再有两次，这是最低的估计。光看今年还不行，还得看明年后年，如果美国真的保持GDP达到3%以上，美元加息不只是今年的两次，美元的不断加息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二是要打贸易战。美国已经给我们几种类型的商品加了税，加税的力度超乎想象。其中，对中国生产的某种洗衣机居然加了50%多的关税。不锈钢，不锈钢锅、不锈钢用品，出口额一共才三亿多美金，加到70%多的关税，这类商品就别想再卖到美国去了。还有对中国生产的某些钢材和某些铝材也是如此。美国管这个事的国际贸易会主席写了一篇文章，有人翻译成《致命中国》，我说这个翻译太文绉绉了，要我翻译就叫《死在中国手里》。他就认为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使得美国的经济受到损害。现在特朗普选他来当这个事的头儿，他就要狠狠地宰你。

有人说不会打贸易战，因为打贸易战双方都受到损失，但是损失有大有小。我认为美国要跟中国打贸易战的商品的品种，一定是它的产业链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凡是跟美国有关系的品种，比如说中国生产的手机他不和你打贸易战，因为中国进口的芯片是美国生产的，要是把中国的手机封杀了，美国的芯片也卖不出去了。所以美国封杀的产品，一定是对美国产业链影响很小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非常多，我想，他那些专家正琢磨挑哪些对美国出口没有影响的产品下刀，我觉得这个事一定会发生。所谓打贸易战，至少是百亿数量级的，绝不会弄个几十亿就收兵。

美国记者采访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问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准备怎么办？发言人说打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记者说我问的是中国打不打？没有问有没有利。我们的发言人没办法回答到底打还是不打。我觉得首先看看美国人怎么打，我们是后发制人。虽然现在对美国出口少了几个亿不算什么，但是最大的影响是会加剧我们国内的产能过剩。比如不锈钢出口，看起来少了三个多亿美金钱不算多，但是这20亿人民币放在一个企业上压力就非常大了。本来这三个亿的不锈钢产能不过剩，美国一刀砍下来我们就产能过剩了，你卖不出去了。一旦中美之间打贸易战，肯定会加剧国内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玻璃、发电产能过剩，如果对着中国生产的洗衣机等产品“打起来”，这些行业的产品马上就会过剩，就得另找市场。

三是让制造业回归美国。有人认为制造业回归美国没那么容易，美国生产成本那么高，我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要以为曹德旺是个案，现在中车集团到美国建了两个厂，生产美国地铁需要的车辆，为什么中国企业要到美国去建厂？不止中国，很多国外企业都是，包括很多美国公司也准备把企业搬回去。美国为什么可以让制造业回归呢？美国现在也在搞招商引资。曹德旺的案例大家都看到了，他在美国中部买地比较便宜，用了一千五百万美金，又雇了一千多个蓝领工人，当地州政府给他补贴了一千七百万美金，等于土地白送。

我们不要低估特朗普要把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力度。虽然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干了，但制造业仍然可以干。曹德旺介绍，他的玻璃厂在当地雇的一千多人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工人，美国的白领就业率很高，但是蓝领失业率非常高。特朗普竞选成功，主要是几个摇摆州蓝领失业工人投了他的票。现在准备到美国建厂和已经建厂的企业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他招商引资的力度不比我们招商引资的力度小，所有市场在美国而生产在美国之外的企业，都会面临一个搬不搬的选择。曹德旺的汽车玻璃，本来就是卖给通用、福特汽车的，现在搬到美国去生产，市场还是美国的。特朗普手里拿着大棒，你要在外国生产就给你砸碎，如果到我这里生产给你优惠补贴，我相信今后世界各国到美国去建厂的不会只是一个两个的问题。中车是央企的大集团，也到美国建两个厂子，有投资多少带出去了，还有就业、交税全部到美国去了。

四是他要“减税”，把企业税从35%降到15%。有人说他减不成，美国的赤字那么大，还能减税？我觉得这是低估了特朗普。美国的企业税占整个税收的20%，从35%减到15%大概能减到一半。税收收入10%左右要减下去，哪里去找10%来填补支出呢？首先他对美国政府几个部门的经费砍下去一半，比如环保部、文化部。他还可以发债，让美元升值后更多的资本流向美国，他发债的空间还是有的。在军费开支上，要求各个盟国多分摊经费，日本的安倍已经表态了。现在日本给每个驻在日本的美国军人补贴五万，韩国也要补贴四万。

当然他的GDP增长也会增加收税。如果美国GDP增长从1%涨到3%，他能增加很多税收。最近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凡是美国企业在海外赚的利润，如果拿回来美国来只收你10%的税，连苹果都准备把一部分钱拿回去了，而苹果在全世界的利润非常多。如果他的减税真的减成了，美国的企业税降到15%，全世界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压力会大大增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大幅度下降。我们每年的GDP增量给全世界贡献是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美国减税成功，制造业再回归，我们的企业竞争力会怎么样？在特朗普当总统以前，我们安排今年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要降低税费成本，在他上台之后，我们的压力可能会比原来还要大。

我们现在面对这几项都是大概率事件，虽然有不同的研究和观点，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我们要充分研究特朗普政府涉华经济政策对我们的冲击，研究我们的应对之策，这是非常急迫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2017年中国的经济情况会相当困难，至少比原来想象的要困难。现在专家学者的预测判断都不一样，只能随着时间的发展来继续观察。以上看法，仅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