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厉害的人是这样为人处世的

众利勿为，众争勿往

简单地讲，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觉得有好处，那就不要做了；如果一个东西，大家都在抢，就不要去凑热闹了 。

我刚到美国时，和美国同学聊起一件事：他们的 议会里总是有一些提反对意见的人 。

在我看来，事情该不该做是很清晰的，直接投票表决就好，为什么还要在议会里争辩那么长时间？况且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告诉我，事情总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如果 大家都一致地认同一件事时，可能是认识不够深刻，一些盲点没有看到，忽视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后果极为严重 。

所以，对于大家都觉得非常好的事情，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可能忽视了它的问题。这时候，不妨再听下各方意见，看看有没有疏漏，而辩论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此后，我便接受了一个观点， 如果一件事大家都提不出反对意见时，这可能是一个坑，要特别小心 。

这和中国人的一些智慧不谋而合。

古人说，“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是自然界的铁律。从人事来看， 众人都觉得有利可图的事情，其实已经没有了利润的空间 。

我的基金在投资时，一直恪守这个原则： 如果所有的合伙人都觉得一个项目毫无问题，那就要特别小心。 这说明两件事：

最近有人问我，是否会出现一家基于区块链的公司，颠覆掉美国的Google、亚马逊、Facebook，中国的阿里巴巴或者腾讯？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区块链已经属于大家都趋之若鹜的技术了，它即使再强大，上述几家公司早有防备了。 真正可以颠覆上述公司的新公司，一定是使用了一个一部分人看好，另一部分人看不懂的技术，或者做一部分人看不上的事情 。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内创业有一个怪象：美国一旦出现一家新奇的公司，就会有一堆模仿者出现：

众争勿往，这个道理其实中国的古人懂得，但是今天很多人似乎反而忘记了。

勿以小恶而忘大善

和我前后到美国读书的大陆人，几乎100%是靠学校提供的奖学金生活的。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大约是3万多美元，毕业时涨到4万多。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超过8:1，六年读下来，就是近200多万人民币，这在20年前是一笔很大的钱。

当时学校不仅负担了全部费用，还让我在毕业时存钱买到了一辆新车。 对我来说，可谓是大善。

我周围的大陆同学几乎无一例外地也获得了这样的好处。

当然，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我们难免要受到教授的一些剥削。

有些教授除了让学生做研究，还会派一些和学业无关的杂事给他们：比如帮助组织学术会议。这些事可能会耽误学习，有的人就会晚几个月毕业。 但这些事，其实都是“小恶”。

但是，小恶相比大善，毕竟量级非常小，因为我们都懂得 勿以小恶而忘大善 ，大部分人都坚持了下来，最后结果都很好。

当然，也有少数人“受不了这个肮脏气”，中途退学了，或者转学了。退学的，后来的结果一般都不太好，而转学的会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家毕业后到了一个好单位里，这是一个大好事。但是你也会发现，并非所有的时候都会顺利、都会开心，有时同事会排挤你，有时上级会不公正。

如果这家单位值得你为它工作，遇到的麻烦就属于小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能因为一件事把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了。

很多时候美国人比较懂得这个道理，他们 不太会因为一件事而否定了全部，因此一些人虽然彼此之间有点膈应，也能从大局出发达成合作 。

据我观察，国内很多离职的情况，并非第二家公司就比前一家好，仅仅是在前一家遇到点小小的不爽，就把之前所有的好忘个精光。在美国如果是这个态度工作，提升的可能性就小。

我们的祖先在《礼记》中这样告诫大家： “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意思是说，喜欢一个人，但是还能看到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还能看到他的好处，这种人很少。

为什么少呢？因为人有一个固有的弱点，就是 爱屋及乌 ，容易因为一些个人的好恶全盘接受或者否定一个人，一件事；容易把局部的得失，放大成全局的结果。这和美国人奉行的“勿以小恶而忘大善”的做人态度是相似的。

分享利益、独立决断

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个导师是布莱尔教授（Eric Brill）。他在我读到第二年时离开大学到了微软，后来在微软和eBay都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eBay他成为了主管研发的副总裁，相当于CTO。

他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他让我感受到 Nice 这个词的意味，这恐怕也是他后来能够在大公司里做到很高位置的原因。

布莱尔要求约翰这么做，倒不仅是因为他对学生Nice，而是他觉得 分享利益是我们将来作为职业人士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因此刻意让我们在学校养成这个习惯。

这件事之后，我写论文时也极为 注意鸣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

无独有偶，布莱尔离开学校之后，贾里尼克教授成了我的论文导师。他在给我们这些学生开会时也讲了两条类似的原则。

我之前在国内读贾里尼克在IBM时的很多论文，发现那些论文的作者人数都非常多，一直奇怪很多看似不大的工作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听了他的原则，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后来我到了Google， 一直坚持每次申请专利，尽可能地把合作者的名字加进去 ，这会让我少掉几百美元的奖金，但是对同事和下属的晋升帮助却很大。

类似地，在每次上线产品发布内部新闻时，我也会尽可能地把 帮忙者都作为参与者向公司公布。

我离开Google一年后，我过去的一些中国同事说很感谢我对他们的提携。我当时实在想不起怎么提携了他们。他们告诉我，我每次有了功劳都分给他们一份。

这其实未必是我天生的做事方法，但是确实是 在美国接受了教育后养成的习惯 。

为什么我坚持每个人都要 分享利益 ，感激其他人的贡献呢？因为 在一个大的组织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力 。

我到腾讯后，有一次公司请杰克∙韦尔奇的助手，GE和高盛的首席培训官科尔（Steve Kerr）对干部进行培训。科尔 特别强调部门之间需要分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