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是一个声音的世界，她有着稍纵即逝的遗憾，却也同样充满着神奇、梦幻、色彩和创造。岁月有痕，足迹留声，在广播路途上已经跋涉了41年的我，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足迹，却发现它是浓缩在广播的声音之中。
我与广播有缘，源于孩童时代。我出生于海滨城市大连，小时候家里惟一值钱的家当便是全家人省吃俭用买下的一部台式收音机。它是我全家的欢乐，是我童年的伙伴。爸爸、妈妈喜欢听戏，哥哥、姐姐总爱听歌，而我痴迷于电影录音剪辑，那是一个富于想象的声音空间，让我对声音世界的奥妙萌发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敏感和冲动，我还时常模仿里面的人“说话”。我13岁那年，父母走“五七”道路回到山东烟台农村老家，我也由一个城市人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老乡”。那年月的农村没电，那台让我难以割舍的收音机只得留给了大哥，为这我还哭了好多次。在农村，我的大连“普通话”让我出尽了风头，我成了“三夏”、“三秋”宣传队的“主播”，每天拿着一个土喇叭到田间、场园向社员同志们宣讲毛主席语录，广播村里的好人好事，村头的黑板报也是由我设计、编写，也是集采编播为一身了，这差使—直干到初中毕业。高中时代，我便幵始向公社、县广播站投稿，而且第一篇新闻稿《义井村搞好麦田防病治病》，不光上了县站新闻节目头条，还连续播了好几天。就连我们村那位难得一笑的党支部书记见了我都乐得合不拢嘴。那年月不兴发稿费，县广播站给我寄来了几本稿纸，我舍不得用，每次打草稿，都是用—毛钱能买几十张的黄草纸。高中一毕业，村支书说我是人才，给我安排了个会计美差，可公社的一纸调令把我调进了公社报道组。此时正逢“三夏”，我采写的一篇故事《供销服务小分队下乡记》寄出没几天就在省电台“工人节目”中播出，遗憾的是电报通知直接发到县委宣传部，等通知到时我已错过了收听时间，这是我第一次向省电台投稿，而且一投即中，那一夜我睡梦中都笑出了声。从此我一发不可收，不断有稿件在省电台播出。幸运之神似乎是不知不觉地降临了。I976年，我作为从全省招来的十名基层通讯员中的一员来到了省电台，这对于我——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民通讯员无异于一步登天，不光村里的父老乡亲瞪大了眼睛，在县城也成了爆炸性“新闻”。父亲说我命好，可我心里更清楚是有“贵人”相助，是省电台驻烟台记者站的谢坤厚、曲正基和 福山县委宣传部的安郁燧这些老师们发现了我，并极力推荐了我。那一年我刚满18岁，是全台最小的编辑，而且这个最小记录—直保持了八年多时间。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六年的农村生活，摔打了我的筋骨，更让我真真切切体验了农民的疾苦，使我对落实党在农村政策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格外予以关注。我根据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来信最先在省内新闻媒介中发起“先富带后富，同走富裕路”的大讨论，由一起农村干部拔苗事件引发出对农民种田自主权的思考，这两组报道都被载入中国和山东广播史志。理性思考让我变得成熟、敏锐起来，它使我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获益匪浅。
我业务上的真正突破始于1985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轮回节目经验交流会上，我听到了很多内容、形式俱佳的录音报道，而此时的山东台已远远落后于全国广播同行的创新步伐。这对于我既是一个启示，又是一种刺激。在此之前，我已在全国和省级报刊发表了 20多万字的通讯和报告文学，而此刻我不能不重新审视作为一个广播人的责任：是广播人就要写广播稿，我尝试着把吸取文字通讯写作特点与运用现代广播表现技巧溶为一体，在内容上求真求实，挖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形式上求新求活，尽可能发挥声音的表现力和录音报道声情并茂的独家魅力。《挂奖章的夫妻》、《撞击》、《一个普通掘进工的秘密》等多篇作品被广播界专家称之为录音报道的创新之作，有的成为广播院校教学中的示范作品，其中《新一代的偕模——严力宾》还成为山东台有史以来第一篇荣获中国广播奖特等奖的作品。
我幸运的是，彦锡笙、朱菊儿、严力宾、李登海、朱崇跃、刘运库等这一个个重大典型的报道都渗透着我的智慧和心血。在采写他们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中受到他们的感染，我敬佩他们，一些报道是流着泪写成的，有的报道则是三天三夜不出制作间完成的。因此，苦的时候，累的时候，受到委屈、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跟他们比一比，总是能起到一种鼓劲的作用。这期间，我总在不停地变换工作岗位，而每—次我都当成自我挑战。在新闻编排组任组长两年中，有七组（篇）节目分获中国广播奖二等奖、三等奖，我还应邀在全国广播节目改革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改革新闻节目编排的经验；在全台推出的第一个以思辩性报道为主的主持人节目《山东纵横》任组长的期间，又创下了一个节目在中国广播奖评比中有一篇获特等奖、三篇获一等奖的获奖三连冠的先例。
就在我业务处于巅峰期时，我被提升了，当了专题部副主任，一年后又成了经济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筹备经济台风风火火忙了八个月，封闭培训主持人、设计节目、策划大型活动，一直到开播后的两年半时间，没有一天不在高度紧张之中度过。经济台“火”起来了，我又下派挂职当了一年半的武城县委副书记，也算是人生的一次特别经历吧。这前后五年时间里，我无声无息，有一点失去自我的感觉，却也找到了另一种快乐，那就是充当“人梯”和“铺路石”的充实，一些出色的主持人就是那个时候冒尖的，从他们身上好像又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就有了活力的再生。1997年5月我挂职期满回到经济台，带领年轻同志轮番外出采制了六组报道或节目，结果创造了经济台开播五年最辉煌的佳绩：三篇获山东广播奖一等奖，两篇获二等奖，一篇获三等奖；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经济节目评比中，五篇获一等奖，一篇获二等奖，勇夺全国第一。当我时常端着一摞录音带走进节目制作间时，好些同事总感不可理解：“你已是功成名就，有这个必要吗?”回头想想也是，论作品，1985年至今的17年中，我获得山东新闻奖、山东广播奖等省级政府奖的作品就有65件，其中一等奖29篇；国家级政府奖20篇；论荣誉，山东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山东省十佳编辑、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论职称，1997年全省广播界最年轻的高级编辑。这样说似乎是在摆功，回头再想想又不是。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做人要厚道点，要懂得报答人，就像别人帮过你一样去帮助其他人。从迈进电台门槛的那天起是许多的老广播把我带上了业务发展之路，尤其是王溪畔、黄汉充两位老大哥在人物通讯、录音通讯的采写方面曾给过我重要的指点和无私的扶持，我有责任、有义务接过广播前辈们传下的接力棒，再扶年轻同志一程，这并非唱高调，这几十年来我一直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看到年轻人快速成长起来，我是发自内心替他们高兴。
41年的“我与广播”告诉我：广播选择了我，广播为我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大舞台，没有她我只能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