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没有“脸书革命”，只有新的治理科学，控制论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没有太多人知道，但值得一提，推特（
Twitter
）的前身是一个名为
TXTMob
的程序，是在
2004
年反对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抗议期间，由一些美国社运者发明，利用手提电话来自我组织的工具。五千多名示威者用这个程序来即时分享行动决定以及警察移动的信息。两年后推出的推特也有相似功能，例如在摩尔多瓦（
Moldavie
），
2009
年伊朗的社会运动中，推特成了组织起义者——特别针对独裁者——的必需工具而流行起来。
2011
年英国出现暴乱时，一些记者仅根据逻辑便虚构说，这场暴乱靠推特从运动中心托特纳姆区扩散出去。事实上，这些暴乱者选中的沟通工具是银行和跨国公司高层使用的黑莓手机和加密电话，而英国情报机关并没有破解的工具，因为一班黑客入侵了黑莓的网站，阻止黑莓和警方的合作。如果推特这次真的有帮到自我组织，那也只见于由市民自我组织的清道夫们，他们清扫以及修理因为对峙和掠夺造成的破坏。这场暴动通过
CrisisCommons
接替及协调。
CrisisCommons
是“一个让志愿者可发展和使用来对付灾难，以及加强应对危机冲击的网络工具”，当时有一群法国的左派将之与太阳门的“愤怒者”组织对比。这个组合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组织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加速重建秩序，另一方面是要让几千人在面对警察不停的骚扰下依然可以占领以及生活。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两个即时的、连接的、市民的行动。这些西班牙的“愤怒者”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群自从
15M
开始便坚信着连接的公民乌托邦。对于他们来说，这些信息的社交网络不仅加速了
2011
年的运动，而且为新类型的政治组织（抗争及社会）建立了根基：一个连接的、投入的、透明的民主。有些“革命者”因为这和杰瑞德·科恩（
JaredCohen
）有同样想法感到不快。科恩是美国政府的反恐顾问，在
2009
年的伊朗“革命”推特面对审查时，他联系以及要求推特仍维持运作。科恩最近跟谷歌（
Google
）总裁艾立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合写了一本冷冰冰的政治书《新数码时代》（
The New Digital Age
），第一页就让我们看到令人对于新通讯技术政治功效感到困惑的句子：“网际网络意味着历史上最丰富的无政府经验。”
“在的黎波里（
Tripoli
）、托特纳姆或者华尔街，人们抗议现时的政治的失败，以及选举系统所给承诺的贫乏的可能性……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其他权力中心化的机构失去了信心……将民主系统仅限制为投票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普通人可以参与维基百科；在线上或者现实里组织示威，好像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或者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挖掘由维基解密（
Wikileaks
）泄露出来的外交机密。让我们一起远程工作的技术也给了我们更多可自我组织的希望。”这段话不是出自一个“愤怒者”之口，就算是，那么他
/
她长期扎营的地方必然是白宫办公室。她就是贝丝·诺维克（
Beth Noveck
），领导者奥巴马政府的“开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
）计划。该计划视政府的功能为连接市民，以及将搁置在官僚机器内的信息公开。所以纽约市长说：“以为政府知道市民对你们最好的这种由上而下结构已经过时。这个世纪的新模式是基于共同创造以及合作。”
一点也不意外，“开放政府数据”的概念不是由政客而是由信息工程师（特别是自由软件的狂热捍卫者）来解释，他们引用美国国父们的目标：“每个市民都有参与政府运作的份。”政府在这里被简化为组织者或者促进者的角色，最终则是“市民行动协调的平台”。这预设了政府跟社交网络是平行的。纽约市长问：“城市如何可以被理解为和脸书、推特的应用程序接口（
API
）生态系统一样？”“这必须容许我们生产一种治理经验，它更集中在使用者身上，因为问题不只是消费，还有公共服务以及民主的共同生产。”就算我们将这些来自硅谷、有点头脑过热的论述当成胡言乱语，这起码也显示政府运作越来越偏离国家主权。在网络时代，治理意味着确保人、物以及机器的互相连接，以使信息自由流通，也即是说，生产透明、可控制的信息。虽然大部分的国家机器还在想方设法控制，有些活动已在外部完成。脸书远不是治理的新模式，它在现实中早已扮演了这个角色。革命主义者使用脸书来集结群众的事实只证明了我们可以在某些地方利用脸书对抗脸书，对抗它的警察任务。
今天信息工程师被引进总统府以及全世界各大城市的政府，不是闲坐，而是宣告新的游戏规则：现在行政机关要跟可以提供同样服务的供应者竞争，但不幸的是，这些供应者比它快几步。《新数码时代》建议用云端服务来确保政府的服务不受革命影响，以及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取得地籍管理服务，它评论道：“在将来，人们不只储存数据，他们储存政府。”如果我们还不知道现在谁是老版的话，它总结道：“政府会垮台，战争会摧毁基础建设，但虚拟的机构会幸存。”谷歌在其看似“清白的”界面以及罕见的高效率搜索器底下隐藏的是一个政治计划。一个企业派遣团队到每个城市的每条街上绘制地球，这不会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人们只会绘画自己想占有的。“
Don’tbe evil!
”
[1]
任你干吧。
在覆盖祖科蒂公园的帐篷下，以及在纽约市高空的办公室里，当应对灾难时，所有人都想到同一些字眼：连接、网络、自我组织。认识到这一点是令人不安的，这意味着新的通讯技术在同一时间被应用，它们不只是在地球上编织自己的布景，而且也编织着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质地，某种思考以及治理的方式正在取得主导。或者，这种新的治理科学的根基都是由同一批开发这些技术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建立。历史如下：数学家诺伯特·维纳（
Nobert Wiener
）在完成美国军方的工作后，在
1940
年代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以及对人类的新定义，包括他跟世界及自身的关系。贝尔实验室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克劳德·夏农（
Claude Shannon
）关于取样和信息测量的研究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也有很重要影响，而他也有加入这个行列。意料之外的，同样加入的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他在“二战”期间于东南亚为美国情报组织工作，也是高雅的
LSD
[2]
爱好者，以及位于帕罗奥图（
Palo Alto
）惠普实验室的创始人。另外还有粗犷的约翰·冯·诺伊曼（
Johnvon Neumann
），公认的信息科学奠基文献《
EDVAC
报告书第一份草案》（
First Draft of a Reporton the EDVAC
）编辑，赛局理论（
Gametheory
）的发明者（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有决定性影响），也是反苏联的防核弹袭击计划的参与者，他在计算日本投放核弹最佳位置之后，毫不疲累地参与美国军方以及当时还很年轻的
CIA
多项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人不仅对于发展新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处理的贡献都不可忽略，更同时建立了维纳所谓的“控制论”的“科学”根基。一个世纪前，安培将这个词定义为“治理的科学”，所以这是治理的艺术，虽然它的来源已差不多被遗忘，但是这些概念根深蒂固，如同人们在地面上铺的通讯管道一样散开了，灌溉着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管理或者认知科学。
自从
2008
年起，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突然、出乎意料的“经济危机”，我们只见到政治经济
作为治理艺术
已经破产。经济不曾是一个现实或者一个科学；它只是在
17
世纪时作为治理人口的艺术而诞生。如果要避免暴动，必须避免饥荒以及生产财富来增强君主的力量——这也是“粮食”问题的重要性。汉密尔顿（
Hamilton
）说：“治理最安全的途径便是跟从人们的利益。”治理的意思是，只要确立经济的“自然”法律，让它和谐的机制自我运作，通过操纵利益来推动人民。和谐、操行的可预见性、明亮的未来、参与者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某种信心以及“信用”。然而正是根据永久危机的管理彻底粉碎了这些古旧的治理实践基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大型“信心危机”，而是信心的
尽头
，政府已经不需要它了。通过收集以及计算分析人们的资料，以控制和透明作为主导原则，它即时预见了主体的行为，它不再需要人们的信心，也不需要令人们有信心：有必要的只是足够的监视。如列宁所说的，“信心，是不错；控制，更好。”
西方对于自身以及自身的知识、语言、理性、自由主义、主体、世界的信心危机可追溯至
19
世纪末；危机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各范畴展开，控制论就在这个现代性的伤口上发展起来，被用来作为西方存在以及治理危机的救药。维纳预测：“我们都是在注定死亡的星球上遇难的人……在沉没中，人类规则和价值没有完全消失，我们需要从中抽取最好的部分。我们将被吞没，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能视之为配得上我们的伟大。”控制论的治理的性质是末日论的。它的终点是要通过信息不受拘束、透明以及可控制性的流通，在局部防止世界自发产生的熵的（
entropique
）
[3]
、无序的运动，以及保持秩序、稳定性，以及——谁知道呢？——系统永恒的自我调节。维纳相信“通讯是社会的基石，文明的永恒或者堕落，都视乎那些保持通讯自由的人”。如所有的过渡时期，从以前的经济治理性到控制论经过一个不稳定的阶段，打开了一个治理可能被击败的历史天窗。
2.
向
smarts
宣战！
在
1980
年代，特瑞·温诺格拉德（
Terry Winograd
），谷歌的创办者之一赖利·佩吉（
Larry Page
）的导师，以及费尔南多·弗洛雷斯（
Fernardo Florès
）——萨尔瓦多·阿连德（
Salvador Allende
）的前经济部长，论及信息的概念时写到，它是“本体的秩序。它介入我们文化传承的背景，将我们推出生活的惯常之外，深远地影响我们存在的方式……它是必然的反身性以及政治性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描述控制论。正式来说，我们还是处于古旧的西方二元论的范式治理之下：主体与世界，个体与社会，人与机器，灵魂和身体，有生气的和无活力的；这些都是常识还认同的差异。事实上，控制论化的资本主义基于一种本体论，以及一种人类学操作，并未它们保留革新的可能。西方的理性主体，明了自己的利益，渴望要操控可治理的世界，让位给控制论的概念：没有内在的存在，失去自己的自己，没有自我的自我，突发而多变，由它的外在以及各种关系所构成的存在。一个武装着苹果
iWatch
的生物，由外部环境，由它的各个行为所产生出来的数据，来明白自己。一个想要控制、测量以及绝望地最优化它的行为、情感的“量化自我”（
Quantified Self
）。最先进的控制论的观念里，已不再有人，不再有环境，而只有一个系统存在，它是信息化的复杂系统以及自我组织程序的中枢的一部分；人们用印度佛教的思想来解释这个存在比用笛卡尔的更有效。维纳在
1948
年进一步指出：“对于人类，生存等于投入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系统。”
如政治经济在工业国家内生产了可管理的“经济人”（
Homo œconomicus
），控制论也同样为自己生产了一种人性。一种被穿过它的流所掏空，被信息电子化，被数目不断增加的装置钉在世界里的透明人性。一种无法与由他和他的行为所构成的科技环境分开的人性。这便是当今治理的目的：不是人，也不是利益，而是它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的模型是智能城市（
smartcity
）。智能是因为它靠感应器生产了其即时处理可以容许自我管理的信息。智能因为它生产，同时也被智能的居民所生产。政治经济根据人们自由地追求利益来管理，控制论则是靠让他们自由沟通来控制。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最近这样总结：“我们必须在可控制框架内重新发明社会系统。”
最令人吃惊以及最现实的未来都市不是
IBM
派发给市政府的宣传册子里所销售的对水、电、道路流动的控制，而是它的出发点正是要“抗拒”这种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描述的城市，而要与居民（至少是那些常连线的）一起合作创造的“智能城市”。另一名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旅行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欣喜地见到它的首付正逐渐变成一个“
Fabcity
”
[4]
：“坐在巴塞罗那的中心，我见到一个新的城市出现，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各种工具，城市变得完全自主。”市民不再只是属下阶层（
subalterns
），还是
smartpeople
；如其中某人说他们是“想法、服务、解决方法的接收者以及生产者”。在这个想象里，都市并不是因为一个中央政府的决定以及行动而变得
smart
，而是当它的居民们“找到新的方法生产、连接以及赋予意义给他们自己的数据”，一个“自发的秩序”会出现。因此一个
有弹性、抗冲击的
都市由此产生，足以抵抗任何灾难。
在未来主义者关于人和物件连接的承诺背后，当汽车、冰箱、手表、吸尘器以及假阳具都直接彼此连接并与网际网络连接，我们见到最多功能的感应器——我自己——正在运作中。“我”分享我的地理位置、我的幽默、我的意见、我当天的有趣的无趣的见闻。我跑完步就立刻分享了我的路线、时间、表现以及自动评估。我将我度假的照片、夜生活的照片、暴动的照片、同事的照片、我要吃的还有我要操的照片都当成表演。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但又生产了不少数据。无论我工作与否，我的日常生活就好像信息库存一样还等着增值。我不断地改善算式。
一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充满热情地说：“谢谢这些散步在各处的感应器网络，我们能拥有跟神一样的视觉。这是我们首次可以精细描绘出人们日常生活里的行为。”这些巨大的资料库正是政府的食品储藏室。通过翻查在这些由彼此相连的人类日常生活以及持续更新的资料库，它寻找一些相关性（
correlation
）。这些相关性不是要回答普遍定律的问题，也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而是“何时”、“什么”、一些特定时空的预测，以及预言。控制论所宣称的目标是要管理不可预测的，治理不可治理的，而不是要摧毁它们。控制论式的治理不再是好像政治经济的时代根据预测来行动，而是直接地作用在潜在性、在可能性的结构上。洛杉矶的警察在几年前装备了一个新的软件叫“
prepol
”。它根据大量统计资料来计算每个地区、每条街可能会出现罪案的概率。这个软件以即时更新的概率来安排警察在城市里的巡逻。一名控制论的先驱于
1948
年在《世界报》写道：“我们可以梦想有一天治理机器将会——没人知道是好是坏——弥补今天领导人以及日常的政治机关的明显不足。”每个时代都有梦想，哪怕前者的梦想成为后者日常的噩梦。
个人资料的搜集的目的并不是要贴身跟踪每个人。渗透进个体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是要以大量的数据来做统计，更甚于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一个档案。更经济的做法是根据大量个人档案里的共同特征，以及概然性的发生来做相关性统计。他们对现下的以及完整的个体没有兴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容许他们决定潜在的逃逸路线的东西。他们有兴趣监视个人档案、“活动”以及虚拟性，是因为统计数据不会造反；而人们只要不是被锁定，都可以假装没有受到监控。当控制论式治理已根据新逻辑运作，它的主体却继续以旧的范式来思考。我们仍相信“个人”资料属于我们，就好像汽车、鞋子一样，我们让谷歌、脸书、苹果电脑、亚马逊（
Amazon
）网络书店或者警察存取我们的信息只是实践“个人自由”，而看不到相对于那些拒绝这些的人因此被视为可疑分子或不正常的人。《新数码时代》预测：“我们认为在将来，还会有一些人抗拒使用新科技、拒绝拥有虚拟个人档案、数字电话，或者跟线上数据系统有任何接触。”对他们来说，政府大可怀疑完全不用这些东西的人，肯定隐瞒着某些东西，以及有可能犯法。如反恐的标准一样，政府会为这些“隐藏的人”建立档案。如果你在任何社交网站上没有任何档案或者没有移动电话服务、网络上很难找到你的资料，你很有可能会被建立一个档案。一系列的措施可能会立刻加诸你身上，包括在机场对你仔细搜查，或者甚至不能前往某些地区。
3.
控制论的贫困
安全系统认为脸书个人档案比藏在后面的个人更
可信
，这足以表示我们仍称之为“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孔隙度。世界的加速数据化有效地将以往那种对立的思考方式——连线的世界与物理的世界，数字空间和真实——变得无力。山景城（
Mountain View
）
[5]
的人说：“看看
Android
、谷歌电邮、地图。搜索引擎，都是我们做的。没有这些产品，人们没法生活。”好几年来，无处不在的互联物件，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某种幸存的反射动作。有些酒吧的侍者驱逐了使用谷歌眼镜的人——但不能不提这些人都很潮。他们发起了定时离线活动（每周一天，一个周末，一个月）以测试对技术物件的依赖程度，以及重新拥有一种“真实的”体验。这当然注定失败，关了智能手机和家庭在海边共度周末首先只是一个
离线的体验
：也就是说，他们仍等着重新连线和分享到网络上的那一刻。
然而，长远来看，当西方人与世界的抽象关系被表达在各种电子玩意中，在虚拟的再生产宇宙中，通往在场（
pr
é
sence
）的道路被吊诡地重新打通。如我们和所有一切分离，我们也将与
我们的分离
。大规模的科技灌输最后将使我们拥有对一朵没有像素的金银花赤裸的存在感动的能力。我们需要各种荧幕介入我们以及世界之间，这些荧幕让我们藉由对比重新感受这个感性世界里无法比拟的光泽，和惊叹眼前的事物。我们需要上百个跟我们不相干的“朋友”在脸书上点赞，让日后可以嘲笑自己、来重新回味友谊。因为没法制造出和人类相等的电脑，人们决定削弱人类的体验，直到生活的吸引力等同于数字模拟。想象以下，想将社交网络上的存在变得吸引人，必须先制造出什么样的人类荒漠？同样的，旅行者必须让位给观光客，但观光客其实只要付钱就可以在家中环游世界，而一丁点的真实经历便会使这种虚幻的把戏破灭。
最后是控制论的可悲击败了自己
。对于超个人化的一代（社交网站便是他们基本的社会性），
2012
年魁北克学生的罢课让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单单一起集会游行就具有反抗力量。如果不是反抗的友谊冲击了警察的徽章，他们将不会互相邂逅。这些捕鼠器不能拿他们怎么办，他们变成了一种共同体验的方法。如吉奥乔·切萨拉诺（
Giorgio Cesarano
）在他的《生存手册》（
Manuelde survie
）中预测的一样，“自我的结束便是在场的开始。”
黑客的优势在于，他们认识到了这个被称为虚拟的宇宙的物质性，如
Telecomix
[6]
的一名成员所说的，如果黑客比他的时代走得更远，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新工具（网际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而是物理现实的延伸”。更明显的是，现在黑客运动已经走出荧幕到“黑客空间”，人们在那里可以剖析、改动、修理软件和硬件。
DIY
的延伸以及网络化席卷了多个领域，包括改造物件、街道、社会，甚至生命。其中一些病态的进步人士热情地推动一种基于“分享”的新经济、新文明。只是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脱离过往的工业枷锁将“创造”价值化。经理们鼓吹促进原创的自由化，推动创新计划、创意、天才，甚至是离经叛道的人——他们说：“未来的企业必须保护离经叛道的人，因为他们有创意以及有能力在不可知中创造出理性。”今天的价值不在于商品的新功能，也不在于它令人渴望或者有意义，而是它给予消费者的体验。那为什么不索性将创造的过程——终极的体验——也给消费者呢？在这方面，黑客空间以及
Fablab
成为人们可以实现这些“消费者—创造者”的“项目”，以及让“新市场”出现的空间。旧金山的
Techshop
公司想要发展一种新健身俱乐部，人们只要“每周都出现来维持、创造以及发展项目”，就可以换取一年合约。
美国军方在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
）的“
CyberFast Track
”计划内赞助类似地方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令黑客空间被指责，被指责的其实是它们被吸纳进制造者运动，这些人可以一起建造、修理、修改工业物件基本用途的空间，变相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无数次重组。那些用来建立村庄的工具，如“开源生态学”的五十多部可调节机器——拖拉机、冲床、混凝土搅拌机等——以及
DIY
的住宅组件，本来可以有其他的用途，而不是好像为了创办人梦想建立一个“有现代舒适的小文明”，或者创造“整体经济”、一个“财经系统”，或者一个“新的治理”，像是当前精神领袖所梦想的一样。在大厦天台或者工业废地的城市农业——例如在底特律的一千三百座社区花园，本来可以有其他目的，而不只是参与复苏经济或者“恢复废置区”。匿名者
/LulzSec
[7]
对警察、银行社会、多国情报组织或者电信机构发起的袭击本来也可以被更佳利用。如一个乌克兰的黑客所说的，“当你必须关心生命的时候，就快点封印
3D
物件，我们必须生出另一个计划。”
4.
技术反对科技
这里我们碰上了著名的“技术问题的追问”
[8]
，今天革命运动的盲点。一个不用记住名字的人论法国悲剧时写道：“一个由拥戴技术的精英统治着、对技术恐惧的国家。”如果这一点跟整个国家不符的话，起码对于某些激进的圈子来说是正确的。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在霸权这个隔代遗传的倾向上，还加上了技术解放人类这个想法；而大部分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后无政府主义者舒适地将就于当自己是小众或者受压迫的小众的位置，对“技术”持普遍的敌对的态度。我们可以带点夸张地描画这个倾向：相应于拥抱机械化有机体（
Cyborg
）以及由连接在一起的诸众发起电子革命的奈格里主义者，一些反工业主义者将对发展以及“技术文明灾难”的批判变成为一种有收益的文艺类别，一种小众的意识形态，足以用来取暖，但想象不到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技术爱好者以及技术恐惧者基于一个不真实的说法而变成邪恶的一对：存在着一种东西叫技术，他们以为可以分开什么是技术的以及不是技术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只要看一看刚出生什么都不会的婴儿，到他们学会走路和说话，我们就能察觉他跟世界的关系并不是天生赋予的，而是不断演变的过程。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必然是人工性的，也就是希腊人所说的
技术
（
techn
ē
）。每个人类世界都是技术的集合，这包括烹调的、建筑的、音乐的、精神的、信息的、农业的、色情的、战争的技术等。这也解释为什么人类没有基因性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技术，每种技术构成一个世界，物质化某种与世界的关系，某种
生命的形式
，我们没有“建构”一种生命形式，我们只是把技术跟我们搅和在一起，例如运动或者学习，这也是为何我们很少会觉得我们的世界是“技术的”：因为这些构成它的人工物件已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只有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是奇怪的人工产品。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世界的技术性质只会在两种情况下被明显察觉：发明以及“坏掉”。只有当我们有新发现，或者当一个很熟悉的部分突然找不到、坏道或者不能运作，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幻觉才会在相反的证据面前破灭。
我们不能只当技术是人类可以使用它而不受它影响的工具。每个工具都构成并具体变现了某种与世界的特定关系，而这些如此打造出来的各个世界彼此并不相同，也不必充塞其中的人类彼此之间更相似。而且，不单是这些世界之间彼此不同，它们之间也没有等级秩序。不会有一个工具比另外一个“高级”。因为它们都是不同的；它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以及历史。要将世界阶级化需要引进一种准则，一种容许将不同技术分类的不明显的准则。对于发展或进步，每个准则都只是技术可量化的生产力，跟每种技术所带的伦理，以及它所产生的感性世界没有关系。这解释为什么只有资本主义的进步，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对世界的不断破坏。同样不像马克思所想的，因为技术生产世界以及生命形式，所以人类的本质就是生产。技术爱好者以及技术恐惧者没见到的是：每种技术的
伦理
性质。
我们必须附加一句：这个时代的噩梦不是“技术的时代”，而是“科技的时代”。科技不是技术的完善，而是人类对不同技术的征用。科技是将最有效的技术系统化，进而是世界以及每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整平。科技是对
不断地自我实现的技术的论述
。同样地，庆祝的意识形态是真正庆祝的死亡，邂逅的意识形态是邂逅的不可能，科技是所有技术的中和。在这个意义来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科技性的；它将最具生产力的技术有效地组织到一个系统里。它的主要角色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工程师。工程师是专业人士，是技术的主要征用者，他不受任何技术影响，同时将他自己世界的贫乏散布到各处。工程师是个悲哀以及奴隶性的角色。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便在工程师的文化里团结。工程师们设计了大部分新古典经济模式，和当前所用的股票贸易软件。不要忘了勃列日涅夫（
Brejnev
）的光荣名号是因为他曾是乌克兰冶金企业的工程师。
黑客的形象在没一点上都与工程师对立，虽然同时各种行业，如艺术、警察、企业也企图将其中立。工程师寻求使所有技术能顺利运作，并且为系统服务，黑客通过追问“怎样运作？”来找到缺点，同时也发明其他用途以及实验。实验意味着：领会每种技术伦理上所包含着的东西。黑客们从技术系统中将技术抢过来以释放它们。如果我们是技术的奴隶，这恰好是因为我们特别管那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人工产品叫“技术”，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它们只是黑盒子，而我们是无知的使用者。使用电脑来攻击
CIA
足以说明控制论并不是计算机科学，就好像天文学不是望远镜的科学一样。明白我们身边的任何器材怎样运作立刻增强了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掌握它们不再只是环境，而是一个具某种装备而我们又可以改造的世界。这就是黑客的世界观。
近几年，黑客的圈子走过了一条政治化的道路，敌我开始分明。然而在它成为革命性的过程中有着不少显著的障碍。在
1986
年，克罗斯博士（
Doctor Crash
）写道：“无论你知道与否，如果你是个黑客，那你就是一个革命主义者。不要慌，你站在对的一边。”我们不肯定这种黑白分明是否还如实。在黑客的圈子有一种根本的幻觉，它将“信息自由”、“网络自由”或者“个人自由”跟想控制它们的力量对立。这是个严重的误会。
自由以及监视、自由与环形监狱，都来自同一个治理的范式
。从历史上来说，控制的无限延伸是
经由
个体自由所实现的权力形式的结果。自由主义治理并不是直接施加在主体身上，或者等待着类似子女对父母般的服从。它是躲在后面的力量。相对于直接施加在身体，它更倾向于设置空间、支配利益。这是一个以最低程度进行警戒、监视以及作用的力量，只有当
框架
受威胁或者
主体脱离控制时
它才会出动。它只治理自由主体，并且以群众的形式来治理。个人自由不是我们可以用来要挟政府的东西，因为它只是政府运作的机制而已，它以最微妙的方式进行以便将所有自由集合起来，以达到预测的群众效果。秩序来自无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