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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海一般宽广，异性恋并不是“正常”，而只是“普通”罢了。
——德里克·贾曼
酷儿之王：德里克·贾曼
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1942/1/31~1994/2/19) ，英国著名导演，也是一个诗人、画家、植物学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
同性恋电影正在经历惊人的复兴，虽然鉴于《本能》单一的关注点，你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德里克·贾曼的《爱德华二世》和保罗·范霍文（Paul Verhoeven）的《本能》同时上映，将二者进行对比，必然会带来很多启发。
贾曼选择了克里斯托弗·马洛四百多年前的戏剧，将其塑造成了现代（我斗胆说是后现代）的杰作。爱德华国王对于帅气的盖维斯顿（Gaveston）悲剧的爱再一次成了本片的核心，而宫廷的尔虞我诈和备受唾弃的皇后复仇情节则在贾曼的塑造下，演变成了酷儿欲望与异性恋谴责之间的战斗。正是因为贾曼将17世纪的艺术导向结合了 “狂怒”式的抗议游行，《爱德华二世》成功地将过去和现在进行融合，成果颇丰。
Edward II
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德里克·贾曼，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是安迪·沃霍尔和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的结合体，但却是一个活蹦乱跳、热情大方、不拘礼、不妥协的人。作为艺术家和活动家，贾曼的一生似乎也反映出了现代同性恋文化的发展历程。
Andy Warhol & Keith Haring
贾曼公开宣布自己的艾滋病毒感染状况时，在英国立刻成了一位陷入困境的艾滋行动主义代言人，也成了英国报纸喜爱的焦点人物。现在，到了1992年，他在不停地抱怨，一方面是抱怨自己成了替罪羊，另一方面则是抱怨自己需要忍受着被世人尊为圣徒。“现在，在工作室人们对我都会带有一些崇拜的因素，我真的并不想这样。”
贾曼和他的同性恋人
在摇摆的60年代，贾曼只是伦敦的一个艺术系学生，在绘画和派对之外，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影，为肯·罗素（Ken Russell）的电影《鲁登的恶魔》（The Devils，1971）担任艺术总监。虽然当时年代并非如此，他还是发现英国电影行业的环境充满了“极度异性恋”的气息。
The Devils，1971
“那年我去参加第一次同性恋解放会议，”他回忆说，“之后去电影工作室，那里有同性恋演员，但都没有出柜。这感觉很奇怪。我在工作室之外已经出柜，但在工作室内却仍然要深藏柜中。我可不想作为一个激进的同性恋来给肯添乱。”
贾曼的第一部电影长片《塞巴斯蒂安》（Sebastiane，1976）显然非常激进，该片在撒丁岛拍摄，由一位慷慨的实业家提供资金支持，片中人物说的都是拉丁语。由于片中全裸和半裸的男性镜头，以及他坚决要对圣人生活进行性虐的诠释，该片只能在同性恋色情片出租屋中放映。
Sebastiane，1976
他接下来的电影《庆典》（Jubilee，1978）在商业上也并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标志着他接下来邪典电影的真正开始。《卡拉瓦乔》（Caravaggio，1986）标志性的成功本应该铁定为贾曼打开艺术电影的大门，但并没有，贾曼认为其原因是明显的同性恋恐惧：审查制度非常难以置信，《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1981）主演伊恩·查尔森（Ian Charleson）在受聘之时被要求说他从来没有跟我合作过，说《烈火战车》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Caravaggio，1986
电影的当权者，尤其是（制片人）大卫·普特南（David Puttnam）积极致力于反对我，是他亲自告诉查尔森必须从简历上删去德里克·贾曼的《银禧纪念》《庆典》。由于撒切尔夫人和普特南先生，我有五年都不能工作。
贾曼最后找到了一个务实的解决资金困难的方法：拍摄制作精良、如珠宝般闪耀的电影和视频，这些作品几乎没有制作预算，也摒弃了叙事的限制，他还专门挑选才华横溢的同事，包括年轻的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他决定性的前卫电影——《天使的对话》（The Angelic Conversation，1987）、《花园》（The Garden，1990）和《英格兰末日》（The Last of England，1988）——都成功打入国际电影节，而他为宠物店男孩（Pet Shop Boys）等组合拍摄的音乐录影带作品为他在年轻一代中赢得了新的观众。
The Angelic Conversation，1987
最终，他有了再拍摄一部长片的资金，于是便有了《爱德华二世》。这一次可谓双喜临门，贾曼不仅获得了资金，也从肺结核和暂时失明——艾滋病的最坏阶段——恢复了过来，导演了该片。讽刺的是，《爱德华二世》由于斯文顿饰演的伊莎贝拉女王角色有厌女之嫌疑而引来了批判。贾曼反驳说：“他们似乎并不明白，我是在跟一个四百年前顽固守旧的人（马洛）合作。”他还强调了自己与斯文顿的合作，而斯文顿后来也成了贾曼的御用女主角。斯文顿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打出了一片天，“角色应该怎么演，由她自己来决定”。
Edward II
贾曼认为“同性恋社群”的过激思想十分可悲，那就是他们经常把电影当成受害者。他朋友罗恩·派克（Ron Peck）的电影《夜鹰》（Nighthawks，1978）便是一例，讲述了一位同性恋教师的艰苦生活。“这违背了当下僵化的性政治，背弃了人们想要建立正面形象的看法，也被同性恋电影历史排除在外。”贾曼认为，如今对于争论与分歧的开放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并以其典型的不顾一切的异端想法，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同性恋群体中有半数可能会沉入海底，如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出柜的时候，我并没有幻想着自己加入了一个非常开明的群体。这一刻，我可以很高兴地说，这种幻想已经被驱散了。我们都可以再次争吵，但我们并没有必要假装互相都喜欢对方，这是成熟和成长的标志。”
与此同时，贾曼在提到他与格斯·范·桑特、托德·海因斯、艾萨克·朱利安以及汤姆·卡林会面时，满怀谢意地对电影人中新出现的同性恋社群意识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感觉表示欢迎。除了他的电影，贾曼也在为集体努力的意识做出贡献，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他生活和作品的书籍：《自承风险：圣人的遗嘱》（At Your Own Risk: A Saint’s Testament），记录了他作为一位媒体眼中“艾滋病受害者”的经历。
贾曼最担心的就是被人当作圣人，他担心人们对他的崇拜取代了过去的冷漠。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刚拍出了自己最好的电影，而公众，也许甚至还有媒体，第一次知道了要如何正确地做出反应。
“同性恋关系没有什么前例可寻，所以你可以根据个人个性，而不是历史/文化形象，去建构这种关系……你可以建构自己的神话”
本文收录于《新酷儿电影》一书
◎ 内容简介
1992年，B•卢比•里奇在《乡村之声》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定义了一种全新的电影类型——新酷儿电影。这场电影和视频界的运动引起了政治和美学的巨大创新。如今，这一电影类型已经不断壮大，涉及到整整一代酷儿艺术家、电影人和活动家。
身兼评论家、策展人、记者和学者多重身份的里奇，自新酷儿电影的概念出现之时起就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收集了她关于新酷儿电影的优秀文章，并加入了她对于这一话题的新想法。里奇向我们介绍了这场电影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起源以来所诞生的先驱代表，如德里克·贾曼和艾萨克·朱利安，同时详细研究了《钓鱼去》《断背山》《女权俱乐部》和《米尔克》等著名电影，探索了部分鲜为人知的电影作品，并记录了近期银幕上、网络上、艺术画廊中的新酷儿电影的代表作品。
◎ 作者背景
B．卢比·里奇，最早关注电影中酷儿现象的学者之一，也是第一个给 “新酷儿电影”命名的学者。她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电影与数字媒体教授，她的作品还有《女性电影：女性主义电影运动理论与记忆》。
◎ 名人\媒体推荐
“卢比•里奇的《新酷儿电影》既充满趣味，又深刻精辟——我非常享受在书中回到90年代的好时光和坏时光，看着这些时光（及其强烈的紧迫感）逐渐变成今天以导演为主导的电影业。”
——克里斯婷•瓦陈（电影《毒药》《远离天堂》及《男孩别哭》制片人）
“新酷儿电影最杰出的作者！大家快去买里奇的书！写得简直太棒了！”
——格斯•范•桑特（电影《大象》《米尔克》《我自己的爱达荷》导演）
◎ 编辑推荐
B．卢比•里奇定义了新酷儿电影这一类型，她关于新酷儿电影开创性的文章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同时还附加了她的观点与思考。她的作品睿智、热情、迷人，彰显了评论的艺术，而评论对于电影人与观众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 图书目录
绪 言
第一卷 起源、电影节、观众
第二卷 前线快报
第三卷 类别遇上性别
第四卷 新拉美电影的酷儿化
第五卷 扩张和逆转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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