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绥和二年
师丹官职变动考
李 峰；李 岩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1期】
西汉绥和二年，因权力更迭，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重大调整。故《汉书·百官公卿表》叙及该年的人事变动，内容颇为丰瞻，然亦不乏抵牾之处，其中与师丹相关的问题尤为复杂。由于师丹为哀帝朝重臣，绥和二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其有关，因此理清其任职的经历，对于阐释哀帝一朝的史事大有裨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师丹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求正于方家。
师丹是琅邪郡东武县人，治《诗》，事匡衡。成帝时，历官至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是故绥和元年“十一月”，成帝为强化对时为太子的哀帝的控制，特以师丹为太子太傅。但由于师丹为太子太傅后，“得信”于哀帝，且其“素与”与王氏外戚关系不睦的翟方进“相善”，非党附王氏外戚者，故哀帝即位后，又提拔其为左将军以为己助。
关于师丹任左将军的时间，《百官表》只是称绥和二年，“太子太傅师丹为左将军，五月迁。”而《汉纪》《资治通鉴》两部著作或将其置于该年五月，或认为是发生在该年四月。如《汉纪》云该年五月，“太傅师丹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资治通鉴》则称该年四月哀帝即位后以师丹为“左将军、关内侯、领尚书事”。由于《哀帝纪》称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师丹传》云：“哀帝即位，（师丹）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沈钦韩据此认为由于哀帝即位师丹即为左将军，故“丹之居职必在四五月”，而荀悦《汉纪》书于五月，由于《百官表》又称师丹为左将军后，五月迁官，因此师丹“至十月迁，正得五月，固不误也。”事实上，师丹为左将军的时间当依《通鉴》之说在绥和二年四月。
据《百官表》，绥和二年“十一月丁卯，大司马莽赐金，安车驷马免。庚午，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大司马丹为大司空，一年免。”《汉纪》则云王莽免于“七月丁巳”。对此，《通鉴考异》指出：“按丹若以十一月为司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无丁巳。《年表》月误，荀《纪》日误。”因此将王莽罢官时间定为绥和二年“七月，丁卯”，师丹为大司马的时间为七月“庚午”。由于《百官表》明确说师丹是由左将军为大司马，并由此“徙”官的。《外戚恩泽侯表》亦称师丹“以大司马关内侯侯”，即其先为大司马，然后封侯，而其封为高乐侯的时日则为“绥和二年七月庚午”。既然如《百官表》言，王莽免大司马，师丹接任是同月事，由于师丹任大司马的时间是庚午，则师丹当是在绥和二年七月庚午同日官拜大司马、封高乐侯。故《通鉴考异》的分析是合理的。
师丹言及自己任左将军事称：“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考成帝崩于绥和二年三月丙戌，其下葬之日，当在五月己卯。
据《成帝纪》，绥和二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宫……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瓒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汉纪》称绥和二年，“三月丙午，帝崩于未央宫……夏四月己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对此，《通鉴考异》云：“按是年三月己巳朔，无丙午；四月己亥朔，无己卯。若依《成纪》，则当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纪》，当云‘闰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闰七月，不当顿差四月。今且从《成纪》之文。”由于三月丙戌至五月己卯正为臣瓒所说的五十四日，故吴玉贵“疑《成帝纪》之‘四月’为‘五月’之误，《通鉴》‘己卯’上似应补‘五月’。”
由于司马光在其所撰的《通鉴目录》中，自言历法采刘羲叟的《长历》所推排的“气朔并闰”。述及绥和二年的朔闰，称该年“闰三”。若如此，由于三、四月之间隔了一个闰月，则是年闰三月己亥朔，四月戊辰朔，四月己卯成帝葬时，正是其崩后的第五十四日。故夏燮据此称“今谓闰在三月者是也”。认为《通鉴考异》称是年“闰七月”，“恐亦误记《长历》也”。考当时实行的是太初历，若按汉代“朔不得中，是谓闰月”的置闰规则，绥和二年闰月当在七月，若按汉代“中气在朔若二日，则前月闰也”的置闰规则，则闰月当在六月，皆不在三月。而《肩水金关汉简》73EJT3：1148+422又云：“绥和二年闰月丁酉朔乙丑广地守候番和尉常移金关遣瘙懩北瘙懩”。依月朔推排，可知该年闰月本就置在七月。因此夏燮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故成帝下葬之日，当在绥和二年五月己卯，《成帝纪》称四月己卯葬，当属月误。
据此，似乎师丹在绥和二年五月为左将军也是有可能的。然考绥和二年四月丙午，哀帝即位，尊元后为“太皇太后”。而元后一被尊为太皇太后，即诏令大司马王莽就第，哀帝则遣“左将军师丹”等劝说元后让王莽继续主持政务，可知当时师丹已为左将军。王莽复出后，因董宏奏请为哀帝母丁姬上尊号，师丹又与王莽一起弹劾董宏所为“误朝不道”。两人的奏言中称董宏所上奏书有云“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是知当时哀帝已故的生父定陶王刘康尚未有尊号。而据《哀帝纪》，绥和二年四月，元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据此可知师丹为左将军在绥和二年四月哀帝即位后至诏尊刘康为“恭皇”前。
绥和元年冬，即将接任王根大司马一职的定陵侯、卫尉侍中淳于长戏侮废后许后案发，经过审理，成帝发现朝中权贵暗中正纷纷倒向太子刘欣，为遏制住这一态势，遂开始着手整肃朝政。绥和元年“十一月庚子”，淳于长因罪死于狱中，淳于长及另一涉案者红阳侯王立的党友受到清洗。其中右将军廉褒、后将军朱博皆因此被免为庶人，继而以廷尉孔光、执金吾王咸分别任左将军、右将军：“以光为左将军，居右将军官职，执金吾王咸为右将军，居后将军官职。罢后将军官。”绥和二年，与淳于长交好的丞相翟方进又被逼自杀，继而左将军孔光为丞相。
《百官表》述及绥和二年丞相的变动云：“二月壬子，丞相方进薨。三月丙戌，左将军孔光为丞相。”述及是年列将军的变动云：“右将军王咸为左将军，十月免。卫尉傅喜为右将军，十一月赐金罢。太子太傅师丹为左将军，五月迁。光禄勋彭宣为右将军，二年迁。”据此，绥和二年左、右将军变动的顺序当是先是左将军孔光为丞相，继而右将军王咸为左将军，而右将军一职为傅喜所得，继而太子太傅师丹为左将军，光禄勋彭宣为右将军。又据《彭宣传》，成帝时，彭宣在廷尉任上，“以王国人出为太原太守。数年，复入为大司农、光禄勋、右将军。哀帝即位，徙为左将军。”若如此，则当是成帝崩到哀帝即位前，先是王咸由右将军为左将军，然后彭宣以光禄勋为右将军。及至当年四月，哀帝即位后，王咸被免职，师丹为左将军，亦即师丹的左将军一职当得之于王咸。
但《百官表》称右将军王咸为左将军后十月免，则其为左将军当在师丹为大司马后，否则师丹便不能在是年四月为左将军。亦即师丹的左将军一职似当得之于孔光而非王咸。并且细绎史事，彭宣在成帝时并未任右将军。
据《百官表》，光禄勋师丹绥和元年“十一月为太子太傅。大司农许商为光禄勋，四月迁。”又据《杜业传》称“其春，丞相方进薨”，杜业上书抨击翟方进，其中言及师丹、许商皆因翟方进而得尊官：“案师丹行能无异，及光禄勋许商被病残人，皆但以附从方进，尝获尊官。”而翟方进死于绥和二年二月。据杜业所言可知，翟方进死后，许商尚为光禄勋。又据《周堪传》称许商“四至九卿”，而不云其有为将军或三公事。该《传》又称王莽时，许商弟子唐林、王吉“自表上师冢”，可知其时许商已死。《百官表》言许商为光禄勋后，“四月迁”，然不云其迁何官。姚振宗考其仕履，指出其在成帝建始年间由博士为将作大将，至其为光禄勋时已年岁甚高，因此“疑‘迁’为‘卒’字”，亦即认为许商可能死在光禄勋任上。由于许商为光禄勋后，“四月”失其职，而《彭宣传》称彭宣成帝时为光禄勋，则许商卒于任上或被免去光禄勋及彭宣继任光禄勋皆当在绥和二年成帝崩前。又据《韦贤传》称“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与群臣杂议庙制，其议为哀帝接受，于是“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皆提议毁武帝之庙。据此可知直到哀帝即位之初，彭宣仍任光禄勋，而非右将军，亦即据《彭宣传》并不能推得师丹的左将军一职得之于王咸。
不过，据《傅喜传》云：“哀帝初即位，以喜为卫尉，迁右将军。是时，王莽为大司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听莽退，众庶归望于喜。喜从弟孔乡侯晏亲与喜等，而女为皇后。又帝舅阳安侯丁明，皆亲以外属封。喜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喜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上于是用左将军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赐喜黄金百斤，上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由于傅喜罢免右将军与师丹任大司马同时，故《通鉴》将傅喜罢官与师丹任大司马事同置于绥和二年七月庚午，云是日“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这显示早在绥和二年七月庚午前，傅喜已任右将军，《百官表》称其绥和二年“十一月赐金罢”之说是不成立的。由于王咸的右将军一职得之于绥和元年冬，并在绥和二年由此职而为左将军，则傅喜必须在王咸任左将军后，方可任右将军。考王咸为左将军的时日，或在绥和二年三月孔光为丞相后至四月师丹为左将军前。因为王咸是在淳于长案发后，由执金吾被提拔为右将军，可知他深得成帝的信任。由于左将军级别稍高于右将军，为强化拥成帝势力的力量，当成帝崩哀帝尚未掌权之时，元后、王莽遂在拜孔光为丞相后，顺势让王咸接替左将军是合乎情理的。及至哀帝即位，遂免去王咸左将军之职，而以师丹代之。亦即师丹的左将军一职确实是得之于王咸而非孔光。是知《百官表》所叙绥和二年列将军变动顺序是正确的，但对于变动时间的叙述讹误甚多。
据《百官表》，绥和二年“十月癸酉，大司马丹为大司空，一年免。” 但《师丹传》《傅喜传》的记载却与此颇异。如前者称师丹为大司马后，“月余，徙为大司空。”后者则云建平元年“正月，乃徙师丹为大司空”。而《汉纪》《资治通鉴》皆采《百官表》之说。如《汉纪》称绥和二年，“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马师丹为大司空。”《资治通鉴》因书其事，并云绥和二年“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归国。癸酉，以师丹为大司空。”
征诸史实，《汉纪》《资治通鉴》等采《百官表》之说似乎颇有道理。因为据《百官表》，绥和元年，“三月戊午，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四月乙卯为大司空，一年免。”据《何武传》，何武被免大司空后，“后五岁”，何武被哀帝“复征为御史大夫”。而据《百官表》，元寿元年，“七月丙午，泛乡侯何武为御史大夫，二月免。”则何武免大司空之职正在绥和二年，因此，师丹是有在绥和二年任大司空的可能性的。并且，据《薛宣传》，“哀帝初即位”，薛宣子薛况认为博士申咸诋毁其父高阳侯薛宣，因使人刺伤申咸，事发后，时任“大司空”的师丹参与了此案的处理，最终薛宣“坐免为庶人”。而据《外戚恩泽侯表》，高阳侯薛宣“绥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贼伤近臣，免。”这说明师丹确实是在绥和二年而非建平元年为大司空。
然而，师丹为大司空虽在绥和二年，但却可能是如《师丹传》所云在其为大司马后月余。因为据《哀帝纪》，绥和二年秋，哀帝诏称：“间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据《五行志》，“绥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郭，凡杀四百一十五人。”对此，王先谦指出此事“当即此《纪》所云。”然而在哀帝策免何武的诏书中，却没有以此指斥何武，如策书云：“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或许策免何武时，天变灾异事并没有发生。另外，如前所述，傅喜绥和二年七月庚午被罢右将军官后，“大司空何武”等又上书言：“喜行义修絜，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寑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认为傅喜是国之重臣，“喜立于朝，陛下之光煇，傅氏之废兴也。”而这势必为傅氏外戚所不容。实事上，据《何武传》称，何武被罢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颜师古曰：“左右谓天子侧近之臣。”考虑到当时丁傅外戚已纷纷上位，这所谓的“左右”应该就是丁傅新贵。所以何武若在傅喜罢官之后不久也被罢免，其实是合乎逻辑的。这也意味着《师丹传》称师丹为大司马后月余徙为大司空是有可能的。并且从当时的舆情看，师丹为大司马并不能服众，因此从安抚众心的角度考虑，哀帝也有必要尽快对师丹的官职进行调整。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班固的伯祖班伯“少受《诗》于师丹”，成年后又曾与师丹共事。故班氏家族对师丹的了解当颇深。就《汉书》而言，该书除《师丹传》外，师丹的事迹又散见于《食货志》《孔光传》等四《志》、十四《传》之中。班固还以《师丹传》为依托撰述《李寻传》《王莽传》等，显见班固不仅掌握有丰富的与师丹相关的史料，且对其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是以《师丹传》的可信度应远高于班昭、马续续补而成的《百官表》。总此诸点原因，师丹为大司空的时间，当据《师丹传》所言在师丹为大司马后月余。
综上可知，绥和二年四月哀帝即位后，为实现对时局的掌控，对统治秩序进行了持续的调整。其中师丹作为哀帝的亲信而受到重用，先是在当年四月由太子太傅被擢升为左将军，及至七月庚午，又代王莽为大司马，月余后又被徙为大司空，成为朝中地位举足轻重的重臣，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哀帝初年的政治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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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