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如何刨根问底：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很清楚，其实很糊涂

正确地追问，是哲学的入门功夫。虽然追问只是哲学的基本功，但并不简单，尽管每个人都会追问，但不见得都会正确地追问。

通常有两类追问，我把它们叫做“加式追问”和“减式追问”。加式追问就是不断地扩大和增加我们所思考的范围和事物。就像财宝越找越多，取之不竭一样。每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已经会这种加式的追问，然而很多人都以错误的方式使用了加式追问，包括一些哲学家也是如此。为了掌握好加式追问的分寸，首先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追问。很显然，必定是因为有一些事情使我们不解，用我们所具有的知识无法对它们作出解释，于是我们就进一步追问，力图发现尚未发现的某种隐藏着的东西。这有点像警察破案的情况，当种种迹象表明有个死人不像是自杀，警察就会认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凶手。必须注意，当我们认为存在着某种隐藏着的东西，这其实是在假设有某种东西隐藏着，这种假设有可能对了，也有可能错了。怎样证明我们的假设是对的还是错的？唯一的途径是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这光有推理和想象是不够的。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证据总是事实，事实本来就存在着，如果一个东西不存在，就不是事实而只是头脑里的一个想法。所有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可能注意不到一些事实，那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不能因为我们无能，就把有些东西说成是“隐藏着的”，而只能说我们自己是近视或远视。关于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有过最好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一条关于加式追问的定理：

如果一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它就必须能够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必定存在于事实之中，超出事实的范围去追问是无意义的。

这很容易理解，追问一旦越出了事实的范围就不会有答案，没有答案的追问就是胡乱追问。超出事实可能性的事情是做不成的。那种无意义的追问就像是有人不但想破百米跑记录，而且还想不断创造出7秒、5秒⋯⋯甚至1秒的记录。这就成了想入非非。

哲学家有时也会陷入无意义的追问。例如，通常我们所见的事物都有着原因，于是我们也就用因果观念去理解种种事物。哲学家进一步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原因，理由是，如果没有原因就无法理解事物的发生。既然每个事物都有原因，自然就会想到事物之间有着很长的因果链条，顺着这个链条就能一步步去追问事物的根源。这个因果链条总该有一个开端，不然就不会出现这个链条，于是哲学家又推论出存在着一个“绝对原因”或叫做“自因”，就是说，那个作为开端的事物必须既是别的事物的总根源，又是自身的原因。这个“绝对原因”相当于宗教里的上帝。这种追问在表面上好像大大深化了我们的思想，但实际上却是无意义的：第一，“每一个事物都有原因”这个前提永远都是一个可疑的假设。如果要证明这个前提，就必须能够考察每一个事物以求得证据，由于事物无穷多，所以永远不可能参考完“每一个事物”，接下来所做的推理即使正确也没有意义。第二，这套推理的结论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必须有一个绝对原因，否则不能解释万物的产生；另一方面，这个绝对原因又必须是自身的原因。这意味着，绝对原因在生出自己之前只能是不存在的，既然不存在，就不可能去生出自身。当然，现在的哲学家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几乎所有的当代哲学家都知道这类追问是无解的，而且多数哲学家还意识到这类问题是不值得追问的。

另有一些哲学家并不想追问到过于遥远的地方，而只想就地深入地追问，这种追问往往是想揭示事物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本质。在这种追问中，哲学家再次欺骗了自己。按照规定，本质在现象中是看不到的，否则本质就只不过是现象。哲学家希望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其实应该说是隔着现象猜本质。你肯定知道猜谜是怎么回事，只有当能够亮出谜底，你才能真正知道是否猜对了。本质就像是装在一个永远打不开的箱子里的谜底，即使我们碰巧猜到本质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无法证明真的猜对了。这是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的一个困难。然而有的哲学家仍然以为自己猜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这是因为，哲学家“说出的谜底”，好像能够解释得通每一种事情，比如说，有的哲学家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这好像总能说得通，不过，假如你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三个方面”或者“四个方面”、“五个方面”等等，你也会发现这些统统都说得通，你总能给事物找出两个方面或三个方面或随便多少个方面。问题就出在这里，一种“万能的”看法就像一种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一样都是毫无用处的。随便说等于什么也没说。那些关于本质的看法既不能改变我们对事实的看法，也不能增加对事实的了解，因此对我们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没有影响。于是得出关于追问的第二条定理：

如果一个问题允许任意解答，它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能够遵守追问的规则，就能在追问中获得很多新发现。哲学家在“真理”问题上的追问就是一个富有成果的例子，哲学家在不断追问中发现了许多种类的真理。说起来也许有趣，但恐怕话太多。

现在我们来讨论另一种类型的追问，即减式追问。

减式追问与加式追问正好相反，减式追问的目的不是去扩大思考的范围、增加我们的知识，而是不断地给我们现有的各种看法打折扣，不断削弱我们的信念，不断地想证明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所以说这种追问是减式的。我倾向于认为，减式追问比加式追问更为重要，理由是，在加式追问中我们常常想得太多太过分，思想时常“出界”，而减式追问却有着很强的界限意识，另外，在我们头脑中，糊涂想法总是比清楚的想法要多得多，减式追问正适合用来帮助我们放弃糊涂的信念。

减式追问是抓住思想弱点或者破绽的一种方法。在什么情况下，思想可能出现破绽？假设现在天正下着雨，我说“此时此刻天在下雨”，像这样的话不会有破绽。然而，这种话虽然没有破绽，但它所断定的事情小得不值一提，因此它的思想价值也就微不足道。假如我说“只要阴天就要下雨”，这种话的破绽就很多，这意味着，一种思想所覆盖的可能性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破绽，但它的思想价值也就比较大。说大话容易出错，但说小话又没意思，相比之下人们更爱说大话。哲学的话往往是些最大的话，因此，破绽也就特别多。

寻找思想破绽主要由两项技术，一是在一种思想所允许的范围内找出一个反例。比如说，我认为“只要阴天就下雨”，你只要举出有一天是阴天但没有下雨，就足以证明我在胡说八道；第二项技术是我找出一种思想本身所包含的不合理要求。这一点需要稍加解释，比如说有个人认为下象棋时，第一步走当头炮就能战无不胜，这个想法在结果上虽然是错误的（因为当头炮不一定总能赢），但是这个想法本身可以理解。但如果有个人要求他的车能斜着走，他的炮就能跨两个棋子，等等，这就是在想法上有着不合理的要求。就是说，有的思想虽然结果是错的，但它说得通，有的思想干脆就说不通。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谈到寻找剑术破绽的两种方法，与我们讨论的这两种寻找思想破绽的技术有些相似，可以参考理解。金庸谈到一种是“剑招”中的破绽，另一种是“剑法”上的破绽。令狐冲正是依靠寻找“剑法”的破绽克了岳不群的“辟邪剑法”。

有两个哲学家，苏格拉底和维特根斯坦，是运用减式追问的高手。

《苏格拉底之死》

苏格拉底经常用减式追问迫使对手承认自己很无知。假设有人认为“说谎是坏事”，我们就可以指出，当有个歹徒在追杀好人时，为了救好人，显然就可以欺骗歹徒让他走错方向。这时对方不得不承认，对坏人说谎是好事。我们又可以指出，当有个好人碰到困难，又不愿意让别人帮忙时，为了帮助他，我们不得不说谎，编造一些他能接受的理由。这样，对方又只好承认，在有的时候也可以对好人说谎。总之，以这种方式追问下去，就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终于会发现，我们其实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不清楚。假如有人说，所有人都认为是好的就是好的。这一点显然办不到，因为人们从来就意见不一致。又如果说，多数人说好的就是好的。这也恐怕不正确，因为有的时候多数人反而是错误的，比如说，有一天发生了盗窃案，某人以前偷过东西，于是大多数人认为又是他偷的，结果事实证明是别人偷的。再假如说，一个人自己觉得是好的就是好的。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就好像每一把尺子的刻度都不一样，事情当然就乱了套。而且，每个人自己的标准是没有准的，今天这样，明天可能又变了。如果一把尺子能够随意伸缩，还能有什么用呢？追问暂时到此为止。这已经说明了，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很清楚，其实很糊涂。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维特根斯坦风格的追问。神秘主义者认为，有些深刻的道理只有自己能够领会，别人却无法理解。假如神秘主义者说他已经领悟到了某个道理，这等于是可以追问，在他领悟之前，他又怎么知道他应该去寻找这个道理而不是别的东西呢？如果说他事先知道应该去寻找什么，那么就等于说本来就知道那个道理。这就像当我丢了一把钥匙时，我当然知道我是去找钥匙而不是找别的东西。我不能说我不知道是否丢了东西，但我还是要出去找一找，这不成了犯傻么？假如神秘主义者说，我虽然不知道要去找什么，但我有个直觉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值得一朝的。我们就又可以问，他又怎么能知道他那个直觉是可靠的呢？直觉有可能引导我们走正道，也可能引导我们走邪道，即使碰巧找到了好东西，也决不可能碰巧知道那个东西是好的。假如可以说“我碰巧知道那是好的”，就不得不接着说“我碰巧知道我碰巧知道那是好的”，也就不得不说“我碰巧知道我碰巧知道那是好的”，也就不得不说“我碰巧知道我碰巧知道我碰巧⋯⋯”，这种没完没了的“碰巧知道”只不过是一笔没完没了的糊涂帐，它只能证明我一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将来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知道“那是好的”。维特根斯坦讥笑说，那种想法的可笑程度不亚于有个人为了使自己相信报纸上的话而买了好几份同样的报纸。

作者：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互动知识中心主持

来源：《思想之剑》，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

导言：岳占仁，领教工坊研究中心

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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