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辰离开临沂8个月前，临沂网戒中心举办了10周年庆典。当天，临沂副市长赵爱华在庆典上致辞。他提到，至今为止，已有超过6000名学员在网戒中心接受过“治疗”。与外界接触过的盟友不超过三十分之一。他们大部分不愿意旧事重提，有一部分希望得到帮助，另一部分则谋求上诉。
在赵蕾接触过的盟友中，有一位希望状告杨永信。赵蕾替他安排了一次采访。报道刊发后，有两个律师答应受理此案。但每次想要讨论细节，对方不是回答”我需要准备一下”，就是”下个礼拜再谈”，最后不了了之。
赵蕾说，报导出来后，杨永信被上级领导勒令写检查。他直接将电话打到盟友家里，哄劝他的父母阻止盟友上诉。“网戒中心一般不直接针对盟友本人。”赵蕾说：“就像他们对我施压，就给我学校打电话一样。”盟友的父母频繁接到劝说电话，不胜其扰，起诉的事情就“这样被搅黄了。”
随着接触盟友增多，赵蕾自己也越陷越深。有个盟友找她聊天，说自己是抑郁症。赵蕾“特别心疼”，就每晚陪他聊天。过了几天，赵蕾觉得“自己是不是关心的有点多”，她刻意中断了联系。对方很不高兴，对她说：“你不跟我说话我就砸东西，打我爸妈，我去杀人。”后来又找到了她的QQ，在QQ和贴吧里隔空喊话：“我好爱你呀，你怎么是这种人？”
她还和一位盟友见过面，对方却突然表白。十分尴尬的赵蕾在拒绝了一次牵手后，和对方保持10公分距离，一起走了7、8个小时。那是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盟友见面经历。
她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挨骂，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和对方“基本没交流，就说过一次话……” 这让她终于明白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明白很多盟友在被伤害之后也会有意无意地开始伤害别人。她觉得“自己都开始有点抑郁了”。
但除了她的老师和男朋友，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希望得到男友的支持，但男友则说：“你不准再做这个事情了，你参与进去没有用”。这让她觉得无法沟通，”需要发泄情绪的时候也找不到人发泄……就只能伤害自己……然后更崩溃了……”
赵蕾开始伤害自己，有时候她在寝室里砸东西，放声大哭，跪下，用手打墙，割腕。她并不是为了求死，只是“希望能把一种痛苦换成另一种痛苦。”有一天，陷入绝望的赵蕾将一把刀带回寝室，她养的乌龟一直在边上爬。她心里想的全都是杀掉乌龟。
她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反思自己的过去，开始思考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最后，她得出了结论：“我自卑，我想去保护别人。因为他们跟我很像，我是想快点走出阴影，不想再被影响了，才能去帮他们……如果真的能救出里面的人，我会很快乐。说不定就放下来了……差不多是想救自己吧。”
最终她选择了妥协，因为担心学校和自己的现实生活受到影响。她有一点儿后悔，但仍然试图说服自己，“如果能伤害到我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的，大家一直保持关注……就挺好的……再等等吧，等我强大，等社会好一点……如果我能更强大一些……”
但这并没能阻止她继续遭受攻击。前两天，赵蕾在微博发出了一张通话记录，截图显示来自临沂的新一轮进攻仍在继续。
陈默认为2009年时的舆论压力阻止了杨永信成为山东省感动中国送选人物。也阻止了“永信模式”被推向全国。他曾经得到消息，最初有人计划“在5年以内，建200个类似的机构。培养200个杨永信，3万名学员，慢慢把这个模式过渡到普通的高校，在学校内建立专门机构。”由于陈默们的努力，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在反杨的10年时间里，和陈默联系过的盟友超过100人，他提供过直接帮助的超过30人。但他认为最终能够完全走出阴影的不超过10个。
2016年9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殷雄通过信函、电邮两种方式投递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并将全文发布在微博上。这条微博转发超过1万次，但他没有得到官方回应。
2017年1月6日，“《条例》送审稿”公布，公布版本中删去了“网络成瘾”一词，改为“沉迷网络”，同时新增”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虐待、胁迫等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2017年2月10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明确提出：”我们注意到……用电击的方式来治疗孩子所谓的网瘾，打着为了孩子的旗号来伤害孩子。这种行为，我们觉得是非常不合适的……”
然而临沂网戒中心仍在继续。在《条例》送审前后，临沂网戒中心一度停止招生，并且将电击改为“磕头操”，所谓的磕头操类似于藏传佛教里的等身长头，磕一组需要完成4个动作，盟友每天要完成”500－1000次。
陈默说，在上一次舆论压力下，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网戒中心。到目前，中心的盟友数量大约保持在80名。今年3月份，磕头操又被改回了电击。陈默说他“非常确定，但没有证据”——可是谁又有证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