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秀岩：《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序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历史 · 2019-11-15 14:36

正文

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

聶溦萌、陳爽主編

中華書局 2019

目录

序：喬秀岩

《漢書》宋人校語之原貌與轉變——以宋祁、三劉校語爲主 / 馬清源

《漢書》版本之再認識 / 馬清源

《晉書》版本演化考（修訂版）/ 聶溦萌

《晉書》兩種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修訂版）/ 聶溦萌

《舊唐書》至樂樓抄本與葉石君校本考略 / 武秀成

明代嗣雅堂鈔本《唐書》的文獻價值 / 夏婧

静嘉堂所藏《舊五代史》鈔本述略 / 張恒怡

“規範”與“馬腳”——對《舊五代史》影庫本粘籤、批校的若干認識 / 仇鹿鳴

《新唐書》宋版系統考辨 / 吴瓊

《新五代史》宋元本溯源 / 唐雯

從兩《五代史》、《舊唐書》的修訂説新時代的古籍整理 / 唐雯

《金史》版本源流考 / 任文彪

北宋校刻南北朝七史事發微 / 魯明胡珂

試論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版本源流及其歷史作用 / 陸楓

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校刊始末考 / 張學謙

序

喬秀岩

作爲尾崎康先生《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譯者，筆者十分歡迎本書出版。本書與《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必將相得益彰，懇請讀者一併插架，隨時翻閲。

尾崎康先生開始調查正史版本，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尾崎先生入職即到斯道文庫，而斯道文庫據我所知是日本唯一專門研究版本學、文獻學的機構，儘管規模很小。斯道文庫的調查研究，對每一本都做盡可能詳細的客觀描述。不僅做記録，還設法多搜集書影，他們自己也拍攝了大量的縮微膠卷，收藏管理，供學界參考利用。尾崎康先生一直在斯道文庫工作，因此他的版本研究也以訪書調查爲基礎，儘管也做了文字校對，探討過諸多版本之間的傳承關係。

本書所收文章，大部分以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爲契機而産生，每位作者都對相關正史做過細緻的校勘，在校勘的過程中，加深了對相關諸版本的認識。這與尾崎先生以調查版本實物爲基礎，加上試探性文字校對，討論諸版本之間的關係，恰好是正相反的興趣走向，這就是筆者認爲本書與《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將會相得益彰的理由。

一提到校勘，《校勘學釋例》至今仍有最大的影響，尤其在史學界，被很多人認同。筆者個人最早嘗試校勘的是《儀禮疏》《儀禮正義》，感到很多地方只能靠理校，發現《校勘學釋例》畢竟爲史書而發，不適用於經學著作。像《儀禮正義》經常有“左”“右”互譌的情況，原文本身有明確的邏輯，不需要任何版本依據，或不管版本如何，必須據邏輯校正，否則不成意義。然而歷史上的具體情況，並不容許我們推理瞎猜，往往只能靠版本。二十多年來，筆者的認識也有所變化，去年寫過一篇《“不校校之”的文獻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 6 期］，以爲該講的都講完，以後不用再談校勘理論問題了。不意看到本書書稿後，還想再補充兩句。拙文《不校校之》主張從文獻學的角度，校改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但筆者也不認爲點校本没有用，更不會否定大家修訂點校本的意義。現在筆者要主張編輯點校本會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的必須採取不同的處理方法。首先，希望大家理解，編輯校點本等於在“創造”古籍文本。經過校改的文本，與過去存在過的所有版本都不一樣，只能認爲是一種“創造”。在此前提上，需要思考的是，我們抱著什麼目的去“創造”古籍文本？目的不同，最合理的處理方法也應該都不一樣。

以往常見的籠統看法是認爲剔除在文獻流傳過程中發生的訛誤，恢復文獻的原貌。不過，在没有看到原始定稿的情況下，如何才是原貌是没有答案的問題。校勘史書，有時先考訂歷史事實，據以校勘史書文本。但史書必不能排除編纂者及相關人員的主觀因素，史書文本未必符合我們考訂的歷史事實。在此，文獻學的立場是重視文獻、文本存在的歷史，只有存在過的文本才是事實，我們只能“不校校之”。非要校勘，是爲了提供閲讀的方便。我們不妨用“理念型”來説明這種情況。韋伯討論社會現象，利用了“理念型”，也就是一種模型。例如人體，不會有兩個人完全一樣，指紋不一樣，虹膜不一樣，血管不一樣，没有兩個人的肺長得一模一樣的。但如果一直拘泥於這些具體差異，放不下的話，我們無法認識到人體器官的基本結構。其實“肺”“肝”都是抽象概念，即以忽略具體器官之間無限的差異爲前提。所以我們做一個塑料模型，做一套模擬内臟，或畫一個示意圖，爲理解基本結構提供方便。任何一個人的内臟都不會跟這種模型一模一樣，所以模型絶不真實，但模型能起到任何一個真實人體都不能代替的功能，就是簡單化。示意圖一般比實景照片更容易理解結構。

想象一部書没有刻本的情況，比較容易明白問題。筆者與葉純芳曾編《孝經述議復原研究》，後面附了《孝經孔傳述議讀本》。《孝經孔傳》在中國失傳，只有日本鎌倉、室町時期（約當元明時期）抄本傳世。抄本都充滿譌字，即便是時間較早、質量較高的抄本，本身記録多種異文，不知何去何從。所以我們自己據目前認爲最好的抄本，參照其餘諸本，暫且整理出一個文本，作爲“讀本”來提供給讀者。“讀本”是一個“理念型”，示意圖，可以用來討論基本内容，也能爲討論諸多異文提供基礎。從文獻學的角度考慮，那幾十種抄本才是真實情況，但真實情況太過繁亂，所以需要“讀本”。閲讀正史，大部分人只關心裏面講的歷史内容，專門從文獻學的角度看正史的人應該是少數。這就是《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困難所在，也就是説這裏有兩個不同的目的同時存在。從研究内容的角度考慮，“讀本”要盡量保證内容的準確性，校記需要論證是非。從文獻學的角度考慮，“讀本”應該是最接近祖本的文本，校記要體現現存諸版本之間的關係。筆者相信參與修訂工作的眾多人員，都爲滿足這兩方面不同的需求而費盡心力。其實參與修訂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史學工作者，是研究内容的。但令人欣喜的是，他們也都很關心文獻學的問題，所以才有本書收録的這許多有意義而且有趣的研究成果。

像尾崎先生那種專業的版本研究與本書所收重點放在文本的研究，在筆者看來，有點像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係。或許不妨説，專業的版本研究是考古學的一門類。考古遺物都是歷史的産物，只有對相關歷史有全面深入的理解才能準確判斷其意義。但考古學也有自己一套理論、方法，没有經過訓練、積累經驗，也無法保證材料定位的準確性。筆者認爲，現在很需要培養版本學的專業人才，要與重點放在文本研究的史學家互相討論問題。不然，尾崎先生已經年邁，將來有誰能做可靠的版本鑑定？

本書共收十五篇論文：馬清源先生兩篇，是解決《漢書》版本兩個基本問題的重要成果。馬先生是筆者好友，參與修訂《漢書》的工作，而筆者恰好在翻譯尾崎先生書，馬先生曾將相關調查結果都提供給筆者參考，記此致謝。尾崎先生書譯本，除了在譯注中提示這兩篇請讀者參考外，也有一處譯注説明馬先生調查北圖膠卷的結果。聶溦萌先生參與修訂《晉書》的工作，看到尾崎先生當年没能看到的兩種建本的全書圖像，仔細對照，發現了問題。筆者即時反映給尾崎先生，後來尾崎先生來北京，筆者與聶先生陪尾崎先生一同前往北圖調查原書，確認情況。後來聶先生與尾崎先生之間有交流討論，所以尾崎先生書譯本已經吸收了聶先生的研究成果。不過，聶先生這兩篇在文本分析及演變的理解上有獨特的發明，此外如在北大圖書館發現局本校定者所用元覆南宋中期建本也很有趣，所以需要請讀者單獨閲讀。

喬秀岩：《版本源流與正史校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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