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三十年“主旋律”的历史临界及其未来

正如其初始阶段的定义，“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这里的“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从 1959 年新中国成立10 周年开始出现并延宕至今的“献礼片”范畴，确实有着非常大的重合，所以，学术界、舆论界直到今天在提及和讨论“主旋律”的时候，还有着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认知误区——不仅在功能上将“主旋律”和“献礼片”混为一谈， 而且想当然地认定“主旋律”和“献礼片”一样，不可能在市场上取得商业意义上的成功。

然而，30 年弹指一挥间，伴随着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爆炸式发展，“主旋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亦即其本身的文化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结构性的调整和变迁，“主旋律”正在迎来新一轮的新变周期。近年来，《湄公河行动》《建军大业》《战狼Ⅱ》等一系列不同题材、类型的“主旋律”电影，在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极大丰富了“主旋律”的风格特征的同时，也一再挑战着我们对“主旋律”的既有认知（尤其是《战狼Ⅱ》所创造的 50 多亿票房奇迹，不仅打破了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成为全球单一市场单片票房的第三名，更是跻身有史以来全球票房排行的前 100 名），加之《建军大业》的“小鲜肉”争议——“小鲜肉”到底能否承担起演绎那段沉甸甸的革命历史重任…… 当下这些全新现象都意味着： 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不仅已经溢出了原有的范式和框架，其诸多特征更是在昭示、预言着已经开始到来的新历史周期的文化表征。

所以，立足 2017 年，当我们再回望“主旋律”走过的30 年，并重新梳理“主旋律”概念的历史生成、周期特征，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时代挑战，就有着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单向度地总结“主旋律”的历史经验教训，对这一阶段“主旋律”的新变周期所必须要面对的复杂文化环境进行深入分析，更是在为下一阶段的中国电影以及当代文艺格局正在发生的波及深远的周期迭代，予以尽可能全面、深入地理论展望和预判。

如前文所述，当前对于“主旋律”的一大认知误区就在于将“主旋律”和“献礼片”混为一谈。诚然，1959 年为迎接新中国建立 10 周年推出的“献礼片”所开启的这种专门为建国、建党等重大节庆活动而定向定制的影视生产、传播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但众所周知，“主旋律” 电影是作为正面应对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苏东剧变”和改革开放以来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时代冲击、挑战的一系列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其自然比之前的“献礼片”有着更大的概念和范畴。“献礼片”所存在的年代，不管是“十七年”时期，还是文革时期，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和社会还是完整的一体，并不需要专门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主旋律”电影的出现也是从冷战到后冷战的全球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也正是由于那个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挑战，1987 年完成了两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 电影——《巍巍昆仑》《彭大将军》。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主旋律”也从那时起正式拉开了帷幕。1989 年，在纪念建国 40 周年时，推出了《开国大典》《百色起义》。而到了 1991 年纪念建党 70 周年之际，《辽沈战役》《淮海战役》拍摄完成，更是掀起了“主旋律” 电影的第一个高潮，甚至有人称这一年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年”。那个阶段也是“主旋律” 电影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其既有的 30 年发展历程中，我国的“主旋律”影视剧也呈现出了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并在不断地层积、演进中向前发展。这也深刻说明，“主旋律”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化概念， 而在既往的所有研究中都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其内在演化逻辑的分析和梳理。

第一阶段的“主旋律” 电影，虽然保持着对历史相对官方、正统的表述，但由于当时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还处在初始阶段，新旧两种体制尚未完成转换，好莱坞等外国电影也没有大量涌入，因此，那个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反而都在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中有着非常不错的票房表现。 《孔繁森》（1996）、《鸦片战争》（1997）、《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等影片的票房成绩都名列前茅，《鸦片战争》（1997）更是以 7200 万成为当年全国票房亚军，仅次于《侏罗纪公园 2》的 7210 万。当时的“主旋律” 电影基本上完全由国家出资制作，在发行、放映等环节也大都有体制性的保障。例如，《大决战》在拍摄过程中不仅调动了解放军部队作为群众演员，还在拍摄资金不足时得到了直接来自于军费的支援。这在今天已经完全无法想象，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正在于，当下对于“主旋律”的很多错误认知依然还停留在那个阶段。

第二阶段则是在世纪之交，既包括一系列“长征”题材影片，也包括《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等一批兼具艺术性、商业性特征的影片。 在 1997 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以贺岁片的样貌奏响内地电影市场的类型化探索序曲之后，“主旋律” 电影也开始逐渐向市场化、产业化靠拢。例如，一系列“长征”题材影片就充分吸收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戏说乾隆》《宰相刘罗锅》等热播电视剧的成熟商业类型，开始将长征题材的“主旋律”进行了《三国演义》式的“戏说”，颇具神机妙算诸葛亮式的毛泽东形象也暗合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走下神坛”系列畅销书所依托的社会文化心理。在这一阶段， 过去“主旋律”浓重的官方投资色彩、正统的历史讲述开始逐渐淡化，“主旋律” 电影在生产、传播等诸多领域都在初步尝试、摸索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路径。

第三阶段的“主旋律” 电影创作，包括《集结号》《建国大业》《风声》《十月围城》《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影片。 这一阶段的“主旋律”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找到了远比前两个阶段更加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模式，在内容制作上也开始在局部大胆调用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手法，试图在“主旋律”之中完成好莱坞大片的本土化“嫁接”。尽管这一阶段，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唐山大地震》这些“主旋律” 电影的背后还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官方背景，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市场化、产业化，但这一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各项症候，在“主旋律”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呈现出了清晰的发展方向，“主旋律”在这一阶段进入到了历史性嬗变的前夜。

第四阶段的“主旋律”电影创作真正实现市场化、产业化的转型，即是当前这一轮新变周期。 从 2016 年的《湄公河行动》开始，以《建军大业》《战狼Ⅱ》为代表，包括《非凡任务》《空天猎》《红海行动》等一系列影片。当前这个周期的“主旋律”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复杂，从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情节冲突到节奏设定、视觉特效等诸多层面，以“主旋律”为代表的主流话语开始找到了相对成熟的运作方式，已经明显具备了类似好莱坞大片的基本特征。而且，由于投资结构、出品归属等多层次的市场化、产业化变革，今天的“主旋律”影视作品与过去由国家、政党明确标明主流文化边界的发展阶段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主流文化边界的“勘定”也是在商业逻辑的基础之上摸索完成的。总之，经过 30 年不同发展阶段的层级和演变，在当前正如火如荼生成的新一轮“主旋律”新变周期中，折射出了异常丰富的新的时代文化症候。这些症候的复杂性和颠覆性很可能已经超脱出了任何既有的电影理论的一般性分析体系和框架，对其深度、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将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下一阶段的“主旋律”乃至下一历史周期的中国电影的理解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