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是城市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古代城市发展演化的基础因素。在古代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之中,人类逐渐掌握了适应环境和驾驭部分自然条件的能力,形成了大量基于地理条件、形态各异且独具魅力的人类历史名城。如:台地之上、柱石构建的雅典卫城(希腊),建于“罗马七丘”之上的罗马城(意大利),发端于塞纳河岛的巴黎(法国),欧亚大陆交接处、海湾要塞拜占庭(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水坝低洼城市阿姆斯特丹(荷兰)等。还有古代中国的平原大都市长安(西安)、东京(开封)、大都(北京),高原城市拉萨、日喀则、古格,丝绸之路绿洲城市龟兹、楼兰、交河等。
各种地理环境中,“水”是最核心因素。如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在美索不达米亚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乌鲁克等,以及古巴比伦等“两河流域”古帝国的都城;尼罗河在下埃及和上埃及造就了孟菲斯、底比斯两大宏伟都城。古印度的城市始发于印度河流域,之后的吠陀文明以恒河流域为中心建立。古华夏城市亦主要分布于中国的“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渭水河谷),长江流域的三星堆等古文明遗址中,大型城市也分布其中。河水与其平原(河谷)腹地为大规模人群集聚提供了必要、充足并且剩余的能量供给(水源、阳光、粮食),更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字、阶级、贸易、军事、精神需求、大规模手工业、交通等功能,为城市起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现代工业文明之前,古代城市史几乎就是一部人与地理环境互动关系史的浓缩,由此形成了不同地域背景下各个文明对大地、环境、天空的思考,并奠定了人类文明丰富内涵的地理基因。例如:古中华文明通过“象天法地”的“宇宙观”城市(秦咸阳都城、汉长安、吴王阖闾城等),“天圆地方”图景下“礼制营国”的都城(唐长安、宋东京、元大都、明清北京),江南水乡“写意山水”式的园林,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人—城市—自然—宇宙”之间的呼应关系,也植入到了每个华人的文化基因当中。而古印度文明以及佛教通过“曼荼罗式”的城市吴哥王城(柬埔寨),巴德冈(尼泊尔)、寺院等,将无边宇宙幻化成可见聚落。再看古两河流域、古埃及、古玛雅等文明的城市中,以(太阳、月亮)金字塔、山岳台等大型祭拜建筑为中心组织城市空间,早期罗马人依据占卜、时空关系确定城市的奠基仪式,阿拉伯麦加以“天房”为中心形成朝拜城市,中世纪欧洲城堡中哥特式教堂的至高尖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