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清代礼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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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斌 著

ISBN： 978-7-100-23199-2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12月

定价：86.00元

内容简介

清代是礼学的高峰期。近代以来，清代礼学研究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而以清代礼学文献整理和清代礼学史研究为主要动向，清代礼学思想史相较于前两者，虽有张寿安、周启荣等人的著作问世，但仍显薄弱。本书从清代礼学思想的角度，通过交叉学科的方法，详加探讨了有清一代各个时期代表性礼学大家的思想和时代风尚，对清代的义理礼学做了深入的考察，涉及清代礼学与理学的关系、礼学与经世思潮的关系、礼学与今古文之辨的关系等。呈现了礼学与清代学术、思想、政治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潘斌，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礼俗研究，出版《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皮锡瑞学术研究》等专著多部，主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级项目多项。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礼学思想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世风学风与

礼学的兴起

(节选）

此所言“明清之际”，时间范围相当于从明代嘉靖一直到清代乾隆朝之前，即16-18世纪前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变化，比如晚明中央集权的松动、清兵入关、明清易代。此外，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的新的思想文化思潮，比如经世实学、辨疑学的兴起，理学的复兴等。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礼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晚明世风与礼学的异军突起

明代中后期，中央集权统治出现松动，社会管控比较松懈。明朝政府降低了对江南赋税的征收，岁入由原来的三千万石降为二千二百余万石。在此背景下，民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南方开始出现较大的市镇。而在这些市镇里，商品经济发达，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颇为流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明的社会风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所谓“变化”，是相对于明代嘉靖以前而言。明代中前期，为了巩固统治，明政府倡导和组织了不少文化工程，比如《永乐大典》就是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参与此书编纂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两万余人。明成祖为此书撰序说：“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统治者主导的文化工程对于明代中前期的道德伦理、礼仪风尚的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和竞奢风气在社会上开始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明史研究者都认同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甚至有学者称晚明是“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尊卑失序、欲海横流、变动剧烈的‘天崩地解’时代”。在晚明的方志、文集、笔记中，关于竞奢风气之描述随处可见。据吏部左侍郎顾元起(1565-1628年)《客座赘语》记载，嘉靖前后的士人生活与以前已大有不同，“家中多畜少艾，穿着华丽，闭门居家赋诗作文与亲友共赏。每逢家中名花开放，便设宴请客，以古诗奇句、僻事奇人为酒令，嘲谑相错，追求风流雅兴，以自高其身”。作为社会风气引领者的士大夫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为傲时，社会风气便随他们而改变。以服饰为例，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南都（指南京）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在通州地区，“弘、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者，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袴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禁厉。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崇祯年间，郓城县“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宫。……胥隶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这种追求物欲、竞逐奢华的风气弥漫着当时整个社会。僭越礼制已成为时尚，以至于到了“人不以为异”的地步。甚至连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也互相攀比，极尽奢靡。比如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上层人物尚且如此奢侈，世风民风便可想而知了。

除了竞奢以外，晚明还陋俗泛滥，“明代的各种陋习劣俗，伴随社会发展变化而呈现出时代与地域的多元化特征。迷信、嫖娼、妓女、流氓、地棍、无赖、丐帮、盗窃、争讼、健讼、械斗等丑恶现象，充斥于中原汉族地区和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各种恶习之中，赌博对晚明世风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顾炎武（1613—1682年）说：“万历之末……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当时人的笔记、方志对赌博恶习也多有记载，如浙江钱塘（今杭州），“风俗薄恶日甚一日，虽富贵子弟，皆习此风，小者金银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赌博对晚明的社会风气、人伦教化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这已经冲破道德伦理而触及社会控制的底线。

晚明统治者对江河日下的世风并非没有警觉，相反，朝廷、地方官为了扭转社会风气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以“近来士气浇陵，干犯法纪，屡禁不悛，深可痛恨，命重治之”。万历时阳曲县知县周永春（1573—1639年）组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河北蠡县知县李复初（生卒年不详）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风俗之美恶系于习，此致治之源，非俗吏之事也。”他在蠡县推行“十禁”，意在敦风化俗，“尚安分守己、家身无违法之事者”，“尚教训子孙读书习礼、耻为粗豪鄙俗者”。除此之外，宋代以来的《家礼》也受到晚明一些官员的重视。比如嘉靖、万历时，有些地方官对《家礼》进行损益，以便于为更多人接受。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吕坤（1536—1618年）。吕坤在朝廷和地方为官二十三年，大力推行礼教。他所撰《四礼翼》对《家礼》做了补充和完善。吕坤说：“四礼者何？人道之始终也。翼四礼者何？济四礼之所未备也。……百年之身，斯须之教，欲以约其积习之慢肆，而纳之绳检之中，俾其终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难。是故教无所豫，斯须何有？……教以终身；君子之循礼也，循以终身。四礼者，特于人道始终之大节而隆重之，以示大经，以章人纪云尔。”“四礼”者，《家礼》据《仪礼》而定的冠、婚、丧、祭也。吕坤认为，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要懂礼执礼，礼需贯穿人的一生。他撰《小儿语》《续小儿语》以推广童蒙教育，撰《闺范》以树立妇女典范。这些书在明清两代被多次翻刻，是地方礼教的重要读本。

清初的一些士人在“亡国”“亡天下”的遭遇中，对学术和世道人心做了反思。在他们看来，天下的兴亡在人心和学术。李二曲（1627—1705年）说：“天下之大本根，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士人对当时的世道人心深表忧虑，他们普遍认为学术和人心变坏的原因是礼乐、礼俗的缺失，他们或批判当时人僭越违礼行为，或倡议以礼化俗，或身体力行地去推行礼乐教化。朱彝尊（1629-1709年）说：“呜呼！慎终追远之义辍而不讲，斯民德之日归于薄矣。”颜元（1635—1704年）说：“世俗内外之丧不辨，吊酹之仪不分，男女之礼互失，其所关系不浅。愚民既莫之知，士子亦习而不察，间有能觉其误者，又不敢任主礼变俗之名，仍因循而惮改。是使生者、死者，宁为警怖，宁为惭忸虚诈，宁为缺欠疏薄错乱，而不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颜氏认为，出现问题既有“愚民”的无知、士子的无察，也有知其误者不敢“舍非以就是”。有些人甚至认为明朝的覆亡与世风的败坏有关，如顾炎武在论明朝万历末以来的世风时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本来是倡风气之先的士人，却沦为追名逐利之徒，“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缙绅之士、读书人尚且沦落至此，可见世风沉沦之严重。顾炎武感叹道：“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人心和风俗，而礼教则是移风易俗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