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踢野球的男孩，都老了……

1999年，苏北小城。城中心有个会堂，会堂前面是一片空广场。

某日下午，广场上传来哀嚎。

“妈！白（别）打了，求你了！白打了！！”

“小憋孙，星期六花钱给你报奥数班，你还逃课！”

三十出头的女人，揪着黑瘦的小男孩的耳朵，扯着嗓子吼：

“还给老师撒谎，说你爷爷死了，要请假！你爷爷好好在家蹲着呢，你跑这里来踢水瓶子！我不呼（打）死你！”

周围一群小孩围着，一个叫阿浪的小孩拉着同伴阿源怯生生地凑上去，阿姨，别打了，阿龙他再也不敢了。女人没理会，拉着那个叫阿龙的男孩走了。

阿浪捡起地上的“球”——一个空矿泉水瓶，悻悻地和小伙伴们各自回家。

那年，他们上三年级。

这是工作后的阿浪能够回忆起的第一个关于儿时足球梦的片段。

这群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父母不愿、也给不了多少零花钱来满足踢球这种“不务正业”的爱好。 显然，他们更愿把钱花在奥数班和作文班上。

足球成了奢侈。

1999年的时候，流行的动画片是《足球小将》。阿浪说，几个小兄弟迷得不行。但凑来凑去，也凑不齐一个足球钱。平时只能找个塑料瓶子，或者把报纸团成球，拿胶带裹上。踢起来有点重，也没有皮球滚地那么顺，“但很爽。”

挨打的阿龙是这群孩子里身体最结实的。黝黑的脸上嵌着两颗发亮的眼珠，精瘦，衣服掀起来能看到两排肋骨。踢起球来，有点像《足球小将》里的日向小次郎。力量足，跑起来飞快，还能把“球”传给三秒后的自己。

阿源是技术最好的一个。左晃右晃，把人晃得晕晕乎乎。一场球踢下来，小伙伴们会被阿源穿五六次裆，只能在屁股后面使劲追。

阿浪不是踢足球的料，每次踢完球就喊脚疼，还得让他妈把醋加到热水里泡脚。

小学毕业后，阿龙和阿源一起去了体校，继续踢他们的足球。阿浪去继续读他的书。十几年后，阿浪换了一座新的城市工作生活，做精致的财会工作。

近两年，城里大大小小的球场多了起来，有的在路边，有的在屋顶。这些球场，偶尔会有阿浪踢野球的身影。他偶尔踢一次，依然脚疼，也没了儿时投入的感觉。足球渐渐从他脚下变到电视上。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是惦记那个咕噜噜向前滚动的空塑料瓶子

前年，阿源结婚，老友相聚。

体校毕业以后，阿源没有如愿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而是在高速公路上班。

“平时还踢两脚吗？”

“现在哪有时间想那个。现在的我啥都不想，就想多弄点钱。”阿源回答。

阿龙也来了，还是那一幅精瘦黝黑的身板。他也没能成为日向小次郎，而是跟叔叔一起开了一家羊肉馆。

“不踢了。”阿龙扭过头，拍了拍阿浪的肩膀，“你走之前，到我那里去，我烧个羊肉，咱喝两口。”

瑞达喜睡觉前一次，美开郎（红色，如果有）一天两次，滴完为止。氟米龙不能多滴，按说明递减；左氧氟沙星只用一周；思然、爱丽不要同时用，是同一种药。小牛血一天一支，滴完为止。

“现在不怎么踢球，我跑步。”F先生说。

F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看着娃娃脸，但也快到不惑的年纪。

他也加了一些足球群。规矩是大家先在群里约，每周四下午报名，凑满十个人就订五人制场地，通常约在大学。但一个月下来，基本凑不齐一回。

“群里大半都不认识，谁的朋友也不清楚，反正踢完就走，很少交流。”

对F来说，踢球只是个锻炼方式，谈不上爱好。“毕业后一开始是那种老式的，单位工会组织篮球队，和其他单位打，我打后卫。”

单位组织比赛的最大动力，是可以和更高级的单位领导碰面，鼎盛的时候，还能和市委书记、公安局领导打一打，自家单位的老总，就在旁边恭敬侯着。

以单位为建制的篮球赛很快过时，F的运动生涯如今只能靠约点野球维持。

“工作强度大，精力跟不上，还是要找点球踢。”

说起选择踢足球，F的总结是“回不去，也上不去了。 篮球不屑和学生打，阶层又够不上打高尔夫。”

他先后换了三个约野球的群，一起踢的人换了几拨。

“有踢一半接电话走了的，有全程要叼着烟踢的；还有踢完挨个发名片介绍业务的。”

实在约不到人，F就一个人去跑步，够10公里就回家。

“跑步的时候，你才发现，圈子原来连一场五人制都凑不够。”

三年前认识福叔的时候，是福叔在球场上挂彩的那个下午。

球场上的福叔专注，沉着，出击速度快。最重要的是，福叔是守门员，一个没多少人愿意担任的角色。但这次他用力过猛，和自家后卫撞到一起。队友们七手八脚把他们送进医院。 福叔的眉骨撞裂，缝16针，后卫的后脑勺缝8针 。按照传统，队友们众筹了医药费。

“踢球受个伤很正常。”福叔指了指额头，“几年前，我倒地护球，对方前锋的鞋钉刮在了我的脸上，缝了8针。” 肌肉是缝合了，但至今所伤及的神经还是麻木的，“没啥感觉。”

队友是一起踢了十几年球的老伙计。从2005年到2018年，13年里主力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 但在这13年里，精壮的小伙子们变成了端着保温杯的中年人。

福叔说，他们的球队很团结，凝聚力特别强，这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球场上高强度的对抗当中，也体现在球场外队长事无巨细地张罗和每次花钱都要公示的账本上。

在甲A联赛还很火的时候，他们曾和四川全兴队外援法比亚诺踢过一场球。“结果法比亚诺把自己的婚戒搞丢了，全队一起搜遍了绿茵场，找了好久才找到。”现在讲起来，福叔还是会大笑，然后安静，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十年前，他们还与韩国领事馆踢过一场比赛。

“韩国人的技术很一般，但是体力、意志力真的很强。”一讲起过去，福叔就很兴奋。“我们进了两个球，但始终击不垮他们，最后竟然被逆转。”他依然不甘心，脸上略过一丝遗憾。

十几年过去，本地几乎所有高校球场都留下了福叔和队友们的足迹。最近几年，社会资本涌入，把大学球场包下来，组织小型业余联赛，有主裁、边裁，“正规”起来，也有了仪式感。

大约从五年前开始，每隔一年，球队就会拍一次全家福。照片里，中年男人们挺起胸膛，手臂搭在队友肩上，很像那么回事。 “我们老了，”福叔说，“再不拍以后就不好拍了。”

最近一张全家福里，福叔和队友们穿着赞助商的衣服，坐在球场上。一个小朋友追着球从他们面前跑过，这是其中一名队友的儿子。

对福叔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和队友们踢一场球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来一场。

他说，等我们老了，踢不动了， 我们想念的不是足球，而是这帮一起踢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