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遇害案”，成了“江歌刘鑫案”——这几天的舆论，因为惨死、冷漠、仇恨而沸腾。
2016年，刘鑫在与前男友陈世峰分手后，搬来与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江歌同住。江歌性情善良，多次为刘鑫出头，以摆脱陈的纠缠。某日，陈世峰尾随至公寓，江歌为保护刘鑫，单独与陈在门外交涉，不幸被陈残忍杀害。江歌是单亲家庭，母女相依为命。江歌母亲想见刘鑫，但在事件发生之后的300天内，刘鑫迟迟没有面对媒体和江歌母亲。在双方隔空对话过程中，刘鑫母亲一句“是你女儿命短”，彻底激怒了网友，从此人神共愤。
口诛笔伐中，有观点认为，刘鑫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须承担道义责任。也有人表示，“在人性与法律之间，我选择了人性”。更有网友直接发问：“有的行为，违反法律但不违反道德；有的行为，违反了道德但不违反法律；我不知道，这两种行为，到底哪一个更加恶劣？”
刘鑫此举，违背了道德，当无疑义，这也是其备受舆论谴责的原因。
问题在于，法律之于刘鑫，真的无能为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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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
。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法哲学的“好望角”。
总体而言，
道德确立的是更高的倡导性标准，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法律确立的则是行为的底线要求。
有些行为悖德但不违法，例如，在公交车上没有给老人让座，身家过亿却在灾难面前一毛不拔，等等……
是的，芸芸众生中，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做一个不那么高尚的普通人。
甚至，最极端的见死不救，也未必是违法行为，它取决于当事人是否负有救助义务。
这种救助义务源于三种情形：
江歌案尚未审理，并不清楚的是，在生死瞬间，刘鑫是否关上房门，见死不救，任由江歌被连捅十余刀致死。如果是这样，可以认定刘鑫因不履行先行为（前男友冲其而来，闺蜜劝阻在前置身险境）产生的救助义务，而负有一定责任。
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日本警方并没有逮捕刘鑫。也就是说，警方并没有认定，刘鑫在应当救助且能够救助的时候未施以援手。这似乎表明，刘鑫对江歌之死并不负有刑事责任。
但这只是“刑事责任”。
还有一种法律责任，叫“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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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事发后，对于江歌母亲的见面要求，刘鑫一直逃避，冷漠，甚至出言不逊。就常理常情而言，江歌母亲想与刘鑫见面，希望了解女儿死亡之前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痛苦的哭喊声中可能留下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稍稍弥补母亲对女儿的那一份挂念与不舍……
但
刘鑫却一直拒见，长达300个日日夜夜。这只是道义问题吗？
事实上，法律并非无能为力。接下来的分析，以适用中国的法律为基本语境。
我国《民法总则》第八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里所谓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
“公序”
指的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所依附的一般秩序，它是宪法秩序在民法上的体现，反映着社会基本价值取向；而
“良俗”
也被称作是善良风俗，包括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公序良俗承担着矫正法律或者填补法律不足的功能
。例如，男子将财产遗赠给“二奶”，虽然赠予双方的意思表示均为真实，但该行为以非法同居为基础，破坏了家庭，显然有悖公序良俗，法院会判决该遗赠无效。
当然，并非所有的道德，都会成为法律所称的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被称为法律底线性的道德，在认定时必须从严把握，只有那些最低的道德标准和要求，才有可能成为公序良俗。
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孕育了大量的传统美德，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优良品格，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凡此种种，必须遵循一定的技术路线，才可能成为公序良俗所涵摄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