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小矮人
主演:Otto Waalkes / Mirco Nontschew / Boris Aljinovic
弓箭大规模应用后,石球逐渐不再作为狩猎工具,开始向娱乐工具的方向发展。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可以用脚踢的石球及镂空的陶球。
我们的智人祖先跟现代人一样,也是充满了娱乐精神,吃饱喝足后,就要追求娱乐。
足球的雏形,至此终于出现了。
在贺兰山发现有反映踢球场面的岩画,有2人、3人、4人组合。柳梁口有这样一幅4人踢球图:一人在做脚下传球动作,另外3人或阻挡拦截或接应球(或是裁判员、观众),踢球者动作娴熟,可以想象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热烈而精彩的比赛。当然,他们踢球规则如何是不可能得知的,但球作为一种原始游戏的用具,至少当时已盛行了。
皮革所制成的“鞠”是用皮革缝制,里面装满毛发,使其充满弹性。其发明人相传为黄帝。根据西汉刘向《别录》中的记载,“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明《太平清话》也记载:“踏鞠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革为元囊,实以毛发”。战国帛书有黄帝杀死蚩尤以后,“充其胃以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的记载。
黄帝发明蹴鞠有两个目的:一是用于军事训练,提升士兵的体能、团队协作以及演练阵型;二是供军中娱乐,提升士兵的士气。
军队是最需要进行分工协作以及强调团队精神的人类组织,这与足球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足球这项运动起源于军队,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由于蹴鞠娱乐性强,又能强身健体,很快在民间普及开来。
《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人的生活时说:“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这段话后来也在《史记·苏秦列传》中出现过。
富裕起来的临淄,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这些史料表明,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一种在民间广为盛行的娱乐方式。
汉高祖刘邦和他老爹刘太公,年轻的时候都是个蹴鞠迷。刘邦当上皇帝后,念念不忘年轻时驰骋球场的乐趣,在皇宫内建设了专业足球场,所谓“鞠城”,设有围墙和看台。比赛分两队,双方各有队员十二名,以踢入球门的球数多少来决定胜负,这与现代足球的规则已经十分接近。
东汉文人李尤《鞠城铭》记载:“圆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汉代的足球规则体现了当时中国人的宇宙观,方城圆球,对应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两队对抗,象征阴阳平衡,每队12人,则于一年12个月相对应。12人中有一名是裁判,“不以亲疏,不有阿私”,防止黑哨。当然球员也不能故意犯规,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
纵观全文,李尤从比赛的场地、形式出发说起,最后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表面上是谈足球,最终落脚点还是国家大事。
李尤最后升华了主题:“鞠政由然,况乎执机!”也就是说,踢球尚且要讲规矩矩,秩序井然。掌权之人治理国家更需如此。
《鞠城铭》中提到对球员的道德约束,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判罚,与伦理道德为纲的“儒”和统治者人治裁断为“法”有相合之处。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思想后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此后两千年中,实际起作用的还是“外儒内法”。
因此,古代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兴衰,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儒法的千年之争。或者更直白地说,古代足球不断没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儒教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思想在士大夫阶层中逐渐没落边缘化的过程。(关于儒法之争的详细内容,参见本公众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菜单中“文明兴衰”——旅游历史的部分)
在刘邦的大力提倡下,西汉举国上下,人民踢球成风。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一个故事,西汉时一个地方官项处,因迷恋“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这是史书中记载的为了踢足球把命搭上的第一人。
汉武帝刘彻,也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还命令他的文学侍从枚皋写了一篇《蹴鞠赋》。晋朝的《弹棋经序》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它写道:“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大意是说,汉武帝沉迷于把抓来的胡人俘虏(外籍球员?)编成足球队,成天训练球队打比赛,连正事都不顾了。幸好东方朔劝说,汉武帝才不再沉迷足球改玩弹棋。
弹棋是个啥?由于如今已经失传,具体玩法不详,但是根据大量文献的侧面描写,这是一种用棋子代替球员的桌上足球的游戏。
作为皇帝不能亲自下场踢球,就在桌上过过干瘾了。
皇帝如此喜好足球,可以想见在西汉,蹴鞠是西汉名副其实的第一运动。
汉代名将霍去病,除了精通带兵打仗,可能也是当年的球星。他带兵在塞外征战,有一次由于路程遥远补给不畅,部队濒临缺粮的窘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照样下令挖球门、踢场球解闷(“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当时足球运动的流行程度。
汉代足球的兴盛,与足球的军事用途关系密切,除了强身健体,更是演练兵法,排兵布阵,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要途径。东汉班固把古代足球列入兵家技巧类,并称:“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唐朝颜师古注云:“蹴鞠,陈力之事,故附于兵法焉。”
与汉代同时期的古罗马,也在流行一种与足球类似的运动被称为“哈巴斯托姆”(harpastum)。他们在一个长方形场地上,将球放在中间的白线上,用脚把球踢滚到对方场地上。可能也起到与汉代蹴鞠类似的功能。据说凯撒大帝就很擅长踢球,古罗马军团也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团队配合横扫地中海。
唐朝时,由于唐太宗、唐玄宗都是球星,蹴鞠运动也十分风靡。唐朝胡风更盛,骑马十分流行,因此蹴鞠与马术的结合——马球(被称为“马吊”)风靡一时。
足球演练的是步兵技术,而马球则演练骑兵技术,显然马球对于军事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得到了更加大力的提倡。
据文献记载,唐代的历朝皇帝如中宗、玄宗、穆宗、敬宗、宣宗、僖宗、昭宗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参与者,天宝六年(747 年),唐玄宗专门颁诏,令将马球作为军队训练的课目之一。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的《便桥会盟图》(辽陈及之绘制),有一专门描绘唐、突厥两国进行马球比赛的场面。画面以唐太宗李世民与突厥可汗颉利, 在武德九年 (公元 626年) 于长安城西渭水便桥会盟之事实为背景,画中,数名骑士策马持杖争击一球,场面颇为热烈、壮观。
便桥会盟图(局部)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
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基,东突厥的一把手颉利可汗收到潜伏在长安的间谍发出的情报,唐朝内部刚刚发生政变,局势不稳,京都空虚,正是入主中原的大好时机,于是率领二十万突厥大军直击长安。
当时,长安兵力不过数万,根本无力抵御突厥入侵,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世民设“疑兵之计”,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人在渭水之畔与颉利可汗隔河喊话。颉利可汗不知唐朝虚实,惊疑不定。最终,双方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签署了和平协议,突厥大军退去。
也就是说,唐太宗在强敌大军压境之时,在两军阵前搞了一场马球友谊赛,成功退敌。随后唐朝抓紧备战,4年后消灭了控弦百万的东突厥。(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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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期,随着遣唐使不断来华,蹴鞠也流传到日本。直到今天,日韩仍然将足球称作蹴鞠。
宋代重文轻武的,但是蹴鞠之风并没有衰减。宋太祖赵匡胤也是个疯狂“球迷”,这从现存的《宋太祖蹴鞠图》中便可以看出。踢球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宋太宗,观看的是大臣赵普、楚昭辅、党进、石守信等四位宋朝开国功勋。
赵匡胤是当时头号球星,他尤其擅长“白打”,也就是现在人们口中的“花式足球”,即踢球时,用头、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触球,灵活变化,随心所欲,可使“球终日不坠”。
《宋太祖蹴鞠图》宽28.6厘米,长56.3厘米,原作者为北宋的著名画家苏汉臣,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则是元代钱选的临摹品。
除了球技,宋代的蹴鞠制作工艺比唐代也有新的提高,唐代足球已经变成充气型,而宋代则进一步形成制作的标准工艺,如球的表面从八片发展为十二片,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蹴鞠做成后,重量还是“正重十二两”,规格要“碎凑十分圆”等,工艺的进步,开启了中国古代足球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时期,也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宋代足球发展最宝贵的资料。
《水浒传》第二回高俅的发迹史,就处处可见蹴鞠的影子。高俅原名高二,是蹴鞠高手,人称“高球”。他发迹后,改名“高俅”。有次高俅在端王府看端王恰与三五个小黄门(太监)踢球,球飞向高俅,他使了招鸳鸯拐踢还端王。鸳鸯拐原是武术动作,指用左右足连续猛踢,用在蹴鞠即先后用左右外脚踝连续踢球的花样动作,亦称蝎子摆尾或神龙摆尾。
北宋时已出现了一批“足球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大多以社团的名义出现,进行职业化半职业化运作,甚至组织职业联赛。有一家叫“齐云社”的足球组织,在当时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影响最广。宋人撰《蹴鞠谱》开篇即说,“蹴鞠初兴黄帝为,王孙公子戏相宜。世间子弟千般戏,惟有齐云实可奇。”
从唐代开始,女子足球运动也蓬勃开展。宫中会定期举行“女足”比赛,王建《宫词》中“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一句,说的就是在寒食节这天,宫中举行“女足”比赛的情形。
明画家杜堇绘有《仕女蹴鞠图》,描绘了仕女们在花园中玩蹴鞠的情景。与现代女子足球崇尚力量与速度不同,女子蹴鞠因为以表演为主,对从事蹴鞠女子的容貌、身段、技艺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女子蹴鞠在古代又称为“美人蹴鞠”,它体现的是女子在蹴鞠时的一种特有的阴柔之美。
明代写成的《西游记》第七十二回关于蜘蛛精的剧情,唐僧一开始走到蜘蛛精居住的庄园,看到三个蜘蛛精玩蹴鞠的情景:
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躧。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身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接一团泥,单枪急对拐。明珠上佛头,实捏来尖靴。窄砖偏会拿,卧鱼将脚跘。平腰折膝蹲,扭顶翘跟躧。扳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尖来潠。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采。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方叫海。
这几个蜘蛛精堪称蹴鞠高手,有头球、钩球、射门,还有转身踢、退步翻、单枪、打拐、卧鱼等高级技巧。从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的蹴鞠风气。
不过也可以看出,从宋代开始,蹴鞠的对抗比赛性质逐渐淡化,而表演杂耍的性质逐渐加强。这与儒教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有关,是“重文轻武”在足球运动上的体现。
早在汉代,儒生们就在前赴后继地劝说皇帝“珍爱生命,远离蹴鞠”,理由无非是“不成体统”,“有碍观瞻”。史书记载,“成帝好蹴踘,群臣以蹴踘为劳体,非至尊所宜。”
意思是说,汉成帝爱好踢球,群臣纷纷劝他不要踢,万一累坏了贵体怎么办?于是汉成帝只好跟他的祖先汉武帝一样玩起动作不那么激烈的弹棋。而到了宋代,弹棋由于是一项文体结合的运动,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排斥,这一流传千年的娱乐活动销声匿迹。
到了宋代,足球已经褪去了早先的军事用途,而演变成了有助于明礼仪的表演。“巧匠圆缝异样花,智轻体健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善诱王孙礼义加。”
由于宋明社会的长期富裕,风气逐渐奢靡,蹴鞠逐渐演变成了一项软色情娱乐活动。元曲中说:“似这般女校尉从来较少,随圆社常将蹴鞠抱抛,占场儿陪伴了些英豪。那丰标,体态妖娆……。”这种情景在文物中也有反映。现藏历史博物馆和湖南博物馆有两块足球纹铜镜,镜背面的浮雕就是一对男女对踢。但这些女性是专门陪人踢球的艺妓而不是普通妇女。
《明史》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蹴鞠已和淫乐连在一起,变成了色情活动的一种。
也就是说,蹴鞠从很暴力的运动,逐渐变成了很黄的运动。
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蹴鞠。朱元璋的圣旨只能禁止军人,但并不能改变蹴鞠的娱乐性质。《金瓶梅》描写最多的体育运动就是蹴鞠,第十五回写了出男女混合比赛,先后上场的有西门庆、妓女李桂姐、帮闲谢希大、圆社艺人张小闲等人。
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满族人曾将其与滑冰结合起来,出现了“冰上蹙鞠”的运动形式,也就是相当于“冰球”。清初每年冬天在太液池(今北海)举行冰嬉典礼,“习劳行赏,以简武事而修国俗”。每年农历十月,“每旗照定数各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球架”。冬至后九日,皇帝“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球等伎……”。
前面说了中国古代足球的演进,下面再说说西方足球运动的历史。
西方足球运动公认起源于不列颠岛,而不列颠岛上的足球起源于抗击维京人入侵的十一世纪。在一次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清理战争废墟时发现一个维京人的头骨,出于愤恨,他们便用脚去踢,一群小孩见了便也来踢,不过他们发现头骨踢起来脚痛,于是用牛膀胱吹气来代替它——这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
那时的英国足球是毫无规则可言的野蛮运动,上场队员多时可达百人,场地也没什么限制,如果球踢到居民房子里,运动员也会进屋乱打乱踢,东西砸个稀巴烂,如果正好有行人经过,那个人就倒霉了。
早期的足球比赛是暴徒们的相互打斗,而且没有比赛人数、时间长度等限制,一场比赛后留下的,是大量的受害者。一整村的人同另一村的人比赛,他们拳打脚踢,冲向球门,而球门是个在远处的风车,比赛能扩展到方圆几里地,持续好些天,夺走好几条人命。
所以英国早期的足球不像体育运动,倒像是群殴,这倒是跟英国足球流氓一脉相承。
1314年,爱德华二世颁布王室诏书,斥责这项游戏是贫贱和暴力的:“鉴于市民为拥抢硕球而引发之巨大噪音,致邪魔顿起,故禁之以上帝之名。”1349年,爱德华三世把足球列为“愚蠢和完全无用”的游戏,亨利四世和亨利六世分别在1410年和1447年签署了禁止足球的法令。
英国为何严令禁止足球运动呢?因为英国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练习弓箭。
爱德华一世的时代,弓术被列为全民义务教育内容,英国法律规定所有12—65岁肢体健全的英国男人,都必须在每个星期日做完弥撒后,集中到教堂附近的校场练习弓术,逃避训练要课以罚款。为了保证练习射箭的时间和体力,法律还同时严禁踢足球。因此,中世纪英国,踢足球都是不务正业的男人才干的事,有追求的男人有空都去练射箭去了。这一持续上百年的政策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长弓手,并在百年战争中大放异彩。
当时英格兰人的普遍观念是,踏实做点实事,多挣点钱,要么就去参军打仗,踢球纯属不务正业。
英格兰人对足球的鄙视甚至反映到文学作品中。1592年,莎士比亚在他写的《错误的喜剧》中运用足球来描述剧中角色的抱怨:“难道我就是个圆圆的皮球,给你们踢来踢去吗?/你把我一脚踢出去,他把我一脚踢回来/你们要我这皮球不破,还得替我补上一块厚厚的皮哩。”几年以后在《李尔王》中,肯特伯爵奚落道:“也不能被人踢吧,你这下贱的踢足球的!”
同处于不列颠岛的苏格兰人则特别爱踢足球,并把这项运动作为练兵项目之一。所以如果当时不列颠岛要是举办足球联赛,估计获奖的都是苏格兰的队伍。凯尔特人在足球圈的名气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足球这项运动也逐渐从不列颠岛传播到欧洲各地。
在佛罗伦萨,画画的达·芬奇和搞权术的马基雅维利都是狂热的球迷。佛罗伦萨的足球每队有27个人,分成3组,允许手和脚触击皮球,甚至可以挖对手的肚子。人们成群结队参加在最大的广场或是亚诺河冰冻的河面上举行的这种比赛。在离佛罗伦萨很远的梵蒂冈的花园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利奥九世和乌尔班八世常常卷起他们的法衣去踢球。
英国虽然作为足球发源地,但是足球却长期没有生存空间,因为英国人忙着发展海军,全世界搂钱。到十九世纪,英国又后来居上,成为足球强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与工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工业革命起源于曼彻斯特,而英国足球的高峰也是在曼彻斯特。
19世纪棉纺织产业遍布整个城市,与加勒比海的跨洋贸易催生了曼彻斯特大运河,这项伟大的工程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的首相万分感慨:“今天曼彻斯特所做的,就是明天世界所追随的。”
工业的扩张为曼彻斯特带来了巨大改变,19世纪中期,生活在曼彻斯特的男人们领着微薄的薪水,沉迷在昏暗的酒吧里,以麻醉肮脏厂房里的煎熬。浓烟覆盖城市,太阳毫无光芒,赌博、暴力、帮派充斥街头。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在西格顿的圣马克教堂,一位牧师的女儿创办了一个工人俱乐部,1880年,教堂工人俱乐部与教区的板球队进行了有记录的第一场足球比赛。与此同时,兰开夏郡和约克郡铁路公司的工人们在牛顿西斯车站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比赛。足球在曼彻斯特逐渐流行起来。
工业革命后,机器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工业生产催生出大规模分工协作。工厂需要大批工人,大量的农民、手工业者等就进了工厂当了工人。
这些工人过去踢的是好无规矩的乡野足球,当了工人以后,工余时间也踢球玩。踢着踢着,就有聪明人把工厂管理的理念引入进来,渐渐形成了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的踢球方式,于是就诞生了现代足球。
著名的曼联,最初的球员是一群铁路工人,而被称作“兵工厂”的阿森纳,最初的班底就是兵工厂工人。
英国人创造的现代足球,是机器大工业带来的副产品,本质上就是工业精神。没有工业革命,也就不会有现代足球。
经过英国的工业化改造,足球成为了一项赏心悦目的运动,它更接近于汉代足球的特质:准军事化,对抗激烈,演练排兵布阵技巧和团队协作。
事实上,在英国有些球队一碰面就会打得激情四射,荡气回肠,正是源于历史上的战争。英国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玫瑰战争。
红魔曼联代表来自兰开夏郡的红玫瑰,也就是玫瑰战争中的兰开斯特家族,而利兹联队则是代表约克郡的白玫瑰,也就是约克家族。
足球场上的“玫瑰战争”,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将这一持续了五百多年的恩怨继续进行下去。
红魔曼联与利兹联队
随着足球比赛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精彩,看球的观众也越来越多,一些俱乐部出于经济利益开始收取门票,足球比赛开始进入商业化阶段,走向职业化。 国际足联成立于1904年, 至今已有会员协会200多个,是目前会员协会最多的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发展到今天,足球已经成为一个拥有5000亿美元的巨大产业,号称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然而,在巨大的利益催化下,现代足球已经离工业越来越远,离金融越来越近。
工业化足球注重的是俱乐部建设,足球人才的梯次培养,团队的精密配合,整体战术的贯彻。打造一支顶级球队,需要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上世纪的曼联、阿贾克斯等俱乐部是典型代表。而金融化的足球则是另外一个套路,自己培养青少年人才太慢太累,天价挖球星打造豪华舰队,通过各种商业运作获利,如今的皇马、巴萨、拜仁使其代表。
上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因其严谨的整体作战风格,被称为工业足球,被很多注重观赏性的球迷不屑一顾。但实际上,德国足球才是现代足球真正的精髓。
金融化的足球体系,也塑造了当今的世界足球格局。欧洲工作轻松,收入丰厚,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各种体育活动,从而塑造了庞大的足球人口;开放的移民制度,隐形的殖民体系,欧洲可以从非洲、拉美吸收足球天才,充实到自己的俱乐部和国家队中,进一步提升了本国足球实力。
非洲拉美国家人口众多,却没有多少正经工作,大量贫民人口的上升渠道只有依靠足球,这就像美国黑人只有依靠篮球来改变命运一样,于是不断涌现出天才球星,这就相当于其顶尖人力资源被不断收割。
至于中国足球,则是一个畸形的怪胎。中国类似十九世纪前的英国,为了提升本国的实力玩命提升实体经济,从事足球的人口很少。而足球产业却因为金融的注入畸形繁荣,正如因金融催化的中国奇葩电影工业一样。
小小的足球,如同一面神奇的镜子,折射出一部浓缩的人类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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