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市中心一张床的对面，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窗照射进来，窗上用铜和蓝色的碎片画着耶稣基督。
在过去两年里，有三个人住在这座废弃的大教堂里，每个人——一名电工、一名音响工程师和一名记者——每月支付一笔费用，住在神父的宿舍里。
这座大教堂由一家名为“住家监护人”的公司管理，该公司为英国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和酒吧等废弃房产寻找住户。
这些居民——所谓的房产监护人——每月支付固定的“许可费”，通常比同一地区的房屋租金要低得多。
“住家监护人” 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阿瑟·杜克(Arthur Duke)表示，申请成为监护人的人数正在 “飙升”，与过去相比，现在有更多30~40多岁的人申请注册成为监护人。
“这是由生活成本危机造成的，”他说，“人们正在寻找更便宜的生活方式。”
在英国，将废弃房产交由监护人居住的做法是不受监管的，而且与租房相比，对监护人的法律保护更少。监护人也会抱怨住在废弃房屋里的诸多不便和安全隐患，如没有可饮用的自来水和摇摇欲坠的天花板。
然而，在英国很多地区，由于房租和房价仍让众多民众难以承受，对监护权的需求正在急剧上升。
作为房产监护人，卢克·威廉姆斯在过去六年里节省了 “过万英镑的房租”，现年45岁的他目前住在伦敦东部一栋旧办公楼里。
威廉姆斯表示，他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项目经理，收入不错，但在英国首都伦敦，“疯狂”的租金成本让他不得不寄居在废弃房产里，这和他不喜欢不走寻常路的性格也有关系。
“除了能省钱之外，我还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有趣古怪的地方。
”威廉姆斯补充道。
监护人通常住在宽敞的建筑物里，这些建筑位于黄金地段，即将被拆除或重建，
其业主希望在不支付全天候安保团队费用的情况下，能够阻止擅自占用房屋者的闯入。
这种做法始于1980年代的荷兰，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创意人员，他们寻找足够的空间来开展工作，他们寻求足够大的空间来开展工作，同时也吸引了那些愿意过更不稳定生活的人。例如，在英国，监护人可能在接到28天通知后就被要求搬离房产，而大多数私人租户则有两个月的时间。
据英国房地产监护人协会估计，英国有超过1.35万人以监护人的身份生活，而通过私人房东租房的人数为1100万。
代表三家大型托管服务提供商（这些公司负责将业主与托管人联系起来并管理相关建筑）的 PGPA主席格雷厄姆·西弗斯（Graham Sievers）表示，自大约20年前这种做法引入英国以来，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去年，大约有5万人通过这三家公司申请成为监护人，比2022年(PGPA上一次对其成员进行调查时)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西弗斯说，尽管监护人传统上以二十多岁的人为主，但三十多岁的人报名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在伦敦，和纽约一样，随着疫情过后人们纷纷返回大城市，房租急剧上涨。
根据英国政府的初步数据，去年英国首都的私人平均租金上涨了11.5%，达到每月2220英镑（约合人民币20018元）。而热门合租网站SpareRoom的数据显示，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伦敦合租房屋一间房的平均月租金为993英镑（约合人民币8954元）。
据为租户权益进行非营利性倡导的“租房一代”组织首席执行官本·特沃米称，
伦敦的租金已达到政府定义的“难以负担”标准，占租户税前收入的30%以上。
29岁的记者、前监护人路易斯·戈斯(Louis Goss)表示：“人们几乎是被迫成为(监护人)，这是他们唯一能住得起的地方。”
戈斯表示，起初这被视为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如今看起来越来越像是英国住房危机的一个症状。
英国政府估计，仅在英国，每年就需要新建30万套住房，但房屋建设速度却跟不上需求。
戈斯在伦敦做过四次监护人，分别在一座空荡荡的警察局、一家养老院、一所学生宿舍，最后是一个市政厅。
2019年，在位于首都高档社区切尔西的一家警察局里，戈斯与大约50名其他监护人住在一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刚从大学毕业，正在寻找廉价住房并结交新朋友。每个月，他都要支付500英镑(约合人民币4509元) 的许可费——这笔费用涵盖了水电费——大约是该地区平均房屋租金的一半。
他记得曾在地下室及其相邻的拘留室里举办派对，还曾顺着防火梯爬上厨房。那种欢乐的喧闹和亲密无间的感觉就像置身于一艘“海盗船”上，他说：“那种感觉就像人们是自愿待在那里的一样。”
但到了2021年，市场情绪发生了转变。
在学生宿舍楼里，戈斯说他遇到了更多三十多岁的人，他们因房租上涨而想省钱。一些人搬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里之前住着一群年长的天主教修女，直到疫情迫使她们匆忙离开，留下了十字架和宗教长袍。
去年，戈斯决定不再担任监护人，而是自己租房。“我只是厌倦了这种环境，”他谈到自己最后住的那栋楼时说，那里连可饮用的自来水都没有。
他还注意到，
许可费的折扣与租金相比在不断缩小，监护人的种种好处已不再能弥补其弊端。
蒂姆·罗威（Tim Lowe）是监护服务提供商罗威集团（The Lowe Group）的创始人兼董事。近年来，随着包括能源账单在内的运营成本飙升，他提高了许可证费用。他指出，这些费用仍低于同类租金，但差距比过去小了。
罗威坚持认为
房产监护应该是一个帮助人们交朋友或存钱买房的 “平台”，而不是弱势群体的救命稻草，比如那些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住房的人。
“这不是救命稻草。” 他说。
英国住房部在其关于监护权的指导意见中表示，其“不认可也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人们“可能会居住在达不到住宅标准的环境中”。
长期监护人查理·胡拉(Charley Hullah)对此深有同感。
自2013年以来， 31岁的音乐家胡拉一直是六处房产的监护人。他离开其中一处是因为厨房和浴室的天花板塌了，他还记得每次在旧残疾人厕所改造的浴室里冲澡时都感到紧张，因为淋浴喷头安装在一堆电线下面，他还两次闻到烧焦的味道。
他认为，由于这些建筑无论如何都要被拆除，所以业主往往“没有动力将房屋改造成住宅”。
PGPA已经介入监管，例如制定消防安全标准，并对建筑物进行随机检查。
PGPA的西弗斯表示：“财产监护模式应该会奏效，而且应该行之有效。” 他指出，自己已要求政府设立一个机构来监管这一行业。他认为，疫情过后仍大量闲置的办公空间可以改作监护用途，以缓解英国的住房短缺问题。
眼下，众多伦敦人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昂贵的租金意味着他们很难攒够房子首付，又使他们困在出租房里。
“租房一代”的托梅表示，英国的租房者有特别强烈的购房动机，因为他们通常享有的法律保护比欧洲其他租房者少，比如缺乏防止被驱逐和租金大幅上涨的保障措施。
但据该非营利组织 2023 年的一项分析，对于在伦敦合租的普通收入者来说，
要攒够在伦敦购房的首付款，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
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11月份伦敦一套普通住宅或公寓的平均价格超过5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451万元）。
“我们基本上把太多本可用于储蓄的钱都给了房东，”托梅说，“根本攒不下钱。”
对一些人来说，房产监护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压力。
2023年，商业分析师梅维斯·阿拉涅姆 (Mavis Alaneme) 和丈夫在伦敦东南部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此前近十年，他们一直辗转于废弃房屋和出租屋之间。
据梅维斯估计，那段时间里，由于担任房产监护人，她节省了超过16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4.4万元）的房租。
到最后，她累了。
房产监护人的住处往往破败不堪，服务提供者的检查让她觉得受到了侵扰，而且许可费也在不断上涨。
梅维斯用她的公寓换来了内心的平静。“你根本想像不了，”她说，“能住在这里，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心里想着‘没人会把我们赶走’，除非你没还房贷……这是我们的家。我们安定下来了，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