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外滩国际金融峰会”于11月20日（昨天）在上海举行，正略咨询创始人、正略集团董事长赵民先生出席并主持“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分论坛。赵民先生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梓木先生、杉杉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先生、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先生、北京量子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汤鹏先生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级级副总裁John Tuttle先生强强对话，通过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两方面对金融行业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我国在推动金融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在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消费信贷等领域的创新取得了积极成就，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风险。因此，在以政策、资源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对相关问题强化监管，坚决遏制穿着“创新”外衣的伪金融创新，确保金融创新不走弯路，真正解决金融“脱实向虚”的问题，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分论坛，以此为主旨展开。
以下为赵民先生主持
“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分论坛的文字实录
赵民：
今天这个论坛是在中国的企业家论坛中我所见到过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发展速度最快的，如果我的印象没有错的话，这个论坛不到五年，办过五届，我每年都来，但是就像今天下午刚才两场发言一样，一个50%是外宾，一个50%是内宾，这个活动充分代表了上海外滩的国际化水平，提议大家再次鼓掌。下面有请这次圆桌对话的嘉宾，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王梓木先生，杉杉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永刚先生，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毛振华先生，北京量子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汤鹏先生，最后一位代表外宾的纽约证券交易所高级副总裁John Tuttle先生。
我很认真的听了今天论坛前面嘉宾的发言，我特别想问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有没有注意之前嘉宾发言中提到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说今后的商业银行要吸收各种科技金融公司的创新，提供全方位的新场景的各种服务；第二个是洪崎董事长在最后特地提到了商业银行本身的创新和人工智能。首先，我就先抛了这两个问题。
王梓木：
现在金融企业如果离开了科技创新，几乎就无路可走了，因为科技创新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金融企业如果不是很好地跟科技创新结合，在各个场景上，无论是在产品的开发、精准投放、运营管理、风险管控和场景展示统统离不开新的科技，民生银行做了很多，在金融机构里面还是相当领先的。
而且金融机构必然要和那些科技服务公司合作，我们现在的公司首要战略就是数字化战略。数字化战略你自己不可能什么都做得下来，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你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你只能和那些科技公司进行平台式的合作，无论在流量上、在管理上还是在系统上都离不开它们。所以这个合作是一个大前景，你根本没必要担心，反而提高了科技企业的社会价值，我就回答这些。
郑永刚：
首先我想表达的是金融，金融行业的属性是服务业，所以它现在要服务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清晰，要服务实体经济。其实服务实体经济里面有大量的是小微企业，要进入普惠金融，所以说金融业，特别是银行跟科技企业的合作，技术创新，这是它的命根子。第二是监管和创新，因为金融业是服务业，所以它不要太创新，是要稳健经营，要做好风控。
毛振华：
我也讨论一下关于金融的创新监管的问题，把这两个放在一起非常高明，很多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应付监管，金融业都是受监管的行业，要拿社会的钱，拿老百姓的钱，必须要有监管。监管的背景下很多所谓的创新就是为了应付监管，比如说我们讲资产证券化，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些创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样把报表变一变，法律关系根本没有变，还是银行把钱贷给了客户，银行要去收这笔钱，但是从表内挪到表外，光这一项事情就产生了无穷大的市场和商业机会。这些机会给了谁，并没有给到实体经济，而是给了金融从业人员，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成为了整个金融体系里面收入最高的人，他们跟实体经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部分创新作为了监管的商业模式，一部分创新是为了市场的需要，过去金融不能覆盖的人群，现在需要通过创新的手段来为这些人群服务。
有些过去金融不能覆盖的，或者过去传统金融的理念和规则，还不能满足需要的，通过金融创新，用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来为他们提供服务，比如说像我们做的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创新是因为技术的变化可以更好的提升金融的效率，跟监管没有关系，创新分了好几种，但是对中国来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传统金融体系框架下我们的风险，在这个风险的背景下监管怎么做，其实有些问题像刚才郑总讲的保险业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跟金融创新没什么关系，就是传统的卖保险，卖什么保单，最后拿来投什么，怎么投，保险公司自己有很高的杠杆率，跟创新没有关系，这是要考虑的一部分需要监管的。
现在的确是在银行信贷的链条里面，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内部监管里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所以国家把整个经济政策有了一个更大的调整，当然这是我的分析，2008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认为是个双底线思维，一个底线叫做防风险，一个底线叫做稳增长。2008年以来我们不是吓坏了，我们高度警惕风险的传达，所以提出来防风险。但是实际过程中认为只有稳增长才是防风险的前提，所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是稳增长。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结果是不断扩大债务工具，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世界金融危机是由于过度的货币化和金融机构的过度膨胀造成的，但是我们继续走了这样的道路，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继续采取了更高的货币化和更高的量化宽松政策。加强金融监管是今年的主题，今年的主题是防风险，防风险的核心是金融监管，因为我们讲的防的首位风险就是防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的防范已成为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列为首位，已经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经济领域里面的政策，在这个领域里面就给我们的监管机构提出很大的挑战。这是当前我对监管和创新的认识。
汤鹏：
谢谢大家，今天听了一天，我就觉得非常惶恐，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的新手，整个金融，银行、保险、证券，我一直是做技术的，2010年出来做易到用车，担任了七年的CTO，所以转型做整个互联网保险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也是我之前在易到创业过程之中会发现的机会。
今天听下来很多会议内容及包括我们看到民生、平安等等，全行业来介入整个的保险或银行的上下游的产业链，能做的都做了，对我们这种创业新型的科技公司来说压力很大。但是作为一个技术男，通过技术再结合场景，服务于用户、服务于生活。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价值。我想谈一下创新，很多前辈们谈的是监管。
讲一下创新，我怎么看创新？就我自己熟悉的保险行业来说，有七百万传统的代理人，会这样一直存在吗？我觉得肯定会被创新，我们看到AI也好，智能投顾也好，智能保顾的方式会慢慢的替代七百万的保险代理人沉重的销售模式，以及到后面我们现在理赔还需要这么复杂的人工审核的过程吗？恰恰不需要，反而是通过AI的方式解决了自动理赔的过程，一旦我们看到获客变成了机器AI的部分，理赔也变成了AI的部分，实际它自然就有了抗风险的能力，为什么？
本身的反欺诈的能力也好还是反骗保的能力，都在于机器自动学习里面，它能够自我完善，并且发现其中的问题。因为刚刚毛教授也说，我们要说监管和创新，创新恰恰是可以解决监管的一些痛点。因为以前很多这种监管都依赖于人治，但是人治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人的疏忽或者说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新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出现把人治变成了机器自主学习，然后再自治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我倒觉得可以一方面有创新，另一方面解决监管的痛点。对我们这种科技公司来说，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生存空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50多个保险公司的合作伙伴，如今天的泰康、华泰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向他们输出我们之前反欺诈风险定价、动态定价的能力，跟他们一起来更好的为场景，为用户，为生活提供服务。
John Tuttle：
非常感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非常感谢前面几位嘉宾所说，我非常认同，的确我们需要有更加突出的工具来实现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为了更好的满足21世纪金融系统的发展需求，让金融体系变得更加透明，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技术以及解决方案，不管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还是其他的自然语言识别，这些现代化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正在与很多监管方合作，能够让用户对我们这些现代技术的实施更加有信心。
我们也是希望让市场的参与者以及投资者奠定更加好的信心，这样才能实现更加好的增长，我们要打造更加稳健的监管以及立法环境，不断推进这种现代技术背景之下的金融体系的创新以及发展，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优势，能够更好的实现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及长期发展。
赵民：
每个嘉宾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当然还会有接下来一轮的进一步交流，但是在我们的问题开放给下面观众之前，我想问一下John Tuttle，我很关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哪天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John Tuttle：
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有深交所，我们的市场资源的配置都非常有效，有很多企业家基于上交所还有纽交所去进行资本的运作，能够更好的创造就业岗位，不断实现就业体系的稳定发展。纽交所刚刚庆祝了创建225年，在过去的225年当中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经验，当然上交所的发展尽管也就27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在我们过去的225年发展历史当中，我们学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各个地方的市场都是与众不同的，要考虑到文化背景、不同的参与方、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需求以及不同的时机，所有的一切必须把握在内，而上交所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代表着全球资本市场的成功。
王梓木：
今天的主题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我在这个行业干了二十多年了，被监管，监管的会参加过无数次。看看我们国家金融监管的历史，1992年以前是人民银行的大一统天下，1992年、1998年、2003年分别成立了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我国确立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的体制，这个体制行使了很多年，这种体制现在看主要是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并不是对全市场的监管。所谓金融机构的监管就是只有金融机构被它监管，而市场是会创造各种需求的，这种需求只要存在，就一定有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的创新，
然而这些创新就不在监管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出现了监管的真空。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提出要财富管理，金融融资结构都是多条渠道，手段互联网化、行业混业甚至还国际化。这种变化使得原来的一行三会的监管边界就不那么清楚了，风险就开始传递了，实际对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互联网金融来看，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所以像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还有网贷、股权众筹等等，跨业的商业模式不断出现。所有的这些只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提供的有效供给，都具有金融创新的成分，也不能简单的说它就是坏事。但是有的时候也确实利用监管的这种真空，监管套利，监管不到位，做出一些损害市场、损害行业、损害消费者的情况。
咱们企业还在谈智慧企业、智慧银行、智慧保险，智慧城市，新加坡直接就是智慧国家，全部都是高科技、互联网管这些东西。所以有没有智慧监管呢？如果没有智慧监管的话，显然金融创新是走不通的。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金融创新不可阻挡的趋势，如果金融监管不能有效的适应推动自身进行不断地改革，只是一味的严监管，这个发展是存在着不利的影响，我的判断是这样。
赵民：
王董事长把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前面两个金融拿掉，又提出了监管创新，这也是一个介乎于两者之间相伴相生的一个主题，接着请毛振华教授谈一谈。
毛振华：
梓木刚才的发言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们现在讲金融创新的时候，中国出了一个
新的词，叫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大家已经不用了，互联网金融这个词已经被装到了金融科技里面，搞了个新的瓶子，装进去了。为什么？就在过去大量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出现了倒闭、负面信息，只有少数活得比较好的，整个行业看起来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和挑战。大家叫金融科技，这种金融科技不是讲的金融技术手段，不是过去讲的搞个计算机房，搞点儿什么，不是的，它是一种新的金融方式，一种新的平台，甚至新的金融产品，新金融行为都叫金融科技，这是很泛的词。中国人民银行出现一个征信局，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应该说有一定的预见性，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业没有把关于个人征信的监管条例拿出来，出了一个国务院条例，也被莫名其妙推翻了。现在市场是这样的，所谓征信公司大概有几百亿的营业额，几千亿的市场融资，这反映了市场有充分的需求，却唯独没有监管的条例，有监管条例又没有监管的手段，似乎这些机构全部是在违法的状态下进行。现在市场全部把那几千亿市值的压力，关注的目光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管理局现在有权力决定谁获得这几千亿的。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就是这么无惧风雨，无惧人们的疑问，到今天为止还没拿出来，这就是一个问题，金融监管的事如果严重滞后于市场，如果金融监管的目的是把最后监管实质权、定价权放给自己最后来做决定，这个事情要拷问一下金融监管当局，他们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方法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充满新的需求的市场里面起作用的。
郑永刚：
还是延续刚才说的这一段，金融服务业因为它主要还是大股东，老板主要还是央企、国企为主体。所以制定的金融政策它本来是个服务业，变成了赚钱的平台，但它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有点儿剥夺了实体经济生存的空间，这个可能是目前问题所在。
实体经济当然有它周期性的问题，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以出口加工业为主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升级的阶段。但这个阶段需要金融服务业，这实际上还不是单一银行的问题，是国家的金融政策的问题。大家都去搞金融，但是金融不可以大家都搞，搞金融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服务业，这个问题慢慢需要去改善，需要制定政策和法规的机构去慢慢改善。如果长期这样的话，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大。
原来普惠金融开始进入，我们在企业干了三十多年，我们心里非常清楚，有30%~40%的小微企业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为什么？因为金融机构的要求跟小微企业的实际运营是不接轨的，光是一张报表就不接轨，就是说银行要求的报表，我们这种个人、私人企业没有这些报表，光是报表这个就不接轨。
长期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服务，那就产生了从制度创新开始，小贷或者是P2P等等这些金融产品应运而生，一旦产生以后马上发现问题，这个不行，当然也有一些主流的金融机构的排斥。所以现在小微企业，普惠金融这个问题上，服务还是需要更多的金融企业去思考，或者是通过技术提升去服务，这样中国的实业实体经济能够真正感受到金融服务给他们带来的共赢或者是发展。
汤鹏：
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非常赞同刚才王总说的监管创新，先回过头来说一下我们自己的创新，我们是一家做互联网保险科技的公司，为什么叫量子保？我们认为未来这种保险都是依托于场景的碎片化存在的，量子是个最小的颗粒，我们本身是技术男，我们几个碰出来觉得这种小的颗粒能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的力度来做保险，我觉得真正就做到了普惠保险的点，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名字。
回过头来王总的监管创新我是非常赞同的，为什么？不拿保险举例子，我们看看其他，我们看看银行，我们看到主流的这些机构，大家有的可以从里面通过信用卡或者信贷的方式借到一部分钱，但是为什么现金贷诸如此类的很多的消费金融业务还有这么大的市场，因为大家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金融机构获得对自己资金需求的支持，所以才会有其他的渠道，就是用户倒逼着本身行业新的创新点。就像刚才毛教授说的，有这么大的用户群体，不管是征信也好，不管是信贷也好，不管是保险也好，实际在现在这个场景都面临着用户有诉求。
但是缺少一些方式和手段能够支撑到这种诉求，所以有一些公司是运营在真空的状态下往前进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国家应该也有一些力度，有一些想法来改变这些东西，我们希望速度还有监管迭代的效率更快一点，满足市场，满足于中间的这些平台以及满足后面的支持的公司诉求。监管创新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因为我之前有七年的时间都在做专车，想拿这个来举例子，最初2010年做专车的时候天天被人打击，说为什么？
你这是非法黑车，但是我们回过来看到现在已经在开始发牌照了，这是我们看到交通行业的自我创新、自我监管的新进化。金融整个大领域更需要有这种自我迭代、自我创新的精神。整个市场还是趋向于越来越好，越来越宽松的方向去发展。但是同时呼吁能够有更快的速度，让用户、让这些企业在其中真正获得实惠，谢谢。
赵民：
台上的五位嘉宾各有特点，大会的秘书处组织得非常好，你看这里面有科技创新公司，有刚刚离任的前任的公司实业家出身的金融公司的高管，有经济学家，有长达二十多年见证了整个中国金融监管业的华泰保险的董事长，还有国际友人。所以前面谈了那么多监管创新，是不是John Tuttle也给我们说说这方面的观点，刚才你没有谈到这些方面。
John Tuttle：
我没有可以补充的，就像刚才的同仁所表达的一样，和他们感同身受。实际上在金融科技领域当中有很多的创新，都是因为市场当中有一些需求的窗口，一些中小企业借款比较难，无法得到资金就无法扩展业务。另一方面有就业创新，还有包括很多的就业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他们也需要资金。我们来回想一下美国的案例，会发现如果你去读一些上市公司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大幅缩水，什么意思？你可以看到这些大的公司，他们也没有很多在市场当中进行融资。
这些大公司的市值是中小公司的6倍之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超大型的公司可能贷款不是特别难，我们也需要进行金融创新，这也体现在金融监管的领域当中，我给大家直言不讳的一点，可以看到在监管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缺乏对市场需求观望的这种眼光和视角？不能一成不变，必须要去分析，剥开现象背后的根本的原因，让大家了解到大多数就业就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他们需要资金，这是监管人需要注意到的，谢谢。
赵民：
下面的时间先开放给我们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当然高附加值问题会有高质量的回答。
观众提问：
我们是做对冲基金的，向各位请教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系统风险是监管的关键，那么风险多大来自于创新的技术？多大来自于现有的格局？假设现在把防范性的风险作为监管的核心方向，那么对于技术的风险，多少能用于去改进最底层的风险的防范？谢谢。我想问一下毛教授还有王总。
毛振华：
创新的风险目前来看主要还是在微观上，系统的风险还是在宏观上，你说因为技术的缺陷，你泄露了客户的信息导致的风险肯定是一个风险，但是会不会导致全国性的金融体系的风险呢？
不会，在目前没有监管的领域，比如说某些互联网金融是出现了某些领域里面的倒债，或者说还不了钱，等等系统里面其他的道德风险，也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不认为创新带来的风险是我们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风险。
但是要防范这种风险所带来的乘数效应，什么叫乘数效应？就是它的风险不只这一点，传递到别的部门。我在这个领域的看法，总体来看中国由技术带来的风险不起主导作用，我比较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王梓木：
英国的监管能够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做一个定量评估，比如它说这一年由于200亿英镑的风险，但是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大约控制在30亿左右。也就这么多了，它认为，因为你的市场没这么大，你的影响力不是一下子全铺开的，所以它是允许，为什么叫沙箱监管，允许有一部分试错，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做，做了以后看反应，反应好没有什么市场破坏力，就开放，往大了做，但是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或者是不支持的话，还会限制的。所以实际上这个是可控的，由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是可控的，只要市场拓宽的速度、频率有一个监控的速度就行，这是监管的活。
汤鹏：
看一下之前互联网的历史，我是2000年开始工作的，第一份工作在8848.com，后来在淘宝，一直到现在自己做互联网保险，在20年历史里面，没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说我是因为技术导致公司倒闭了，我出了一个bug或者是怎么样，在这么多公司里面，不管是阿里巴巴或者是易到，都有很多次因为技术创新引发的这种事故，但是你从来不会认为技术创新引发的事故会导致你的公司，甚至你的这个模式运作不下去。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技术风险是可控的，在创新的同时大家去尝试，同时对它会有整个的监控、包容的态度，不管是公司，还是用户，所以通过技术创新引发的这种风险都是可控的，是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而恰恰结构上的问题反而是我们隐患最大的问题。
郭广昌：
对现在普遍存在的刚性兑付怎么看？怎么解决？第二个银行这一块的表外资产到底有多大？这两个问题我很关心，希望各位能帮助解答一下。
赵民：
表外资产和
刚性兑付
的事情还是毛教授先带个头吧。
毛振华：
我回答刚性兑付的问题，因为刚性兑付跟评级有关系，中国现在的信用评级给的级别很高，为什么给的级别很高，有的评级公司说人家都还贷了，当然这是个谬论，评级公司给到的级别不是它能不能还贷，而是违约的概率有多少。如果它还贷就可以给很高的评级，那么低级的债就发不出去，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两个B级债券，全世界发的很好，是因为它有一种还债违约的可能性，而不是还不了债。
中国的客观问题就是刚性兑付，好公司烂公司看不到有什么差别，在市场里面大家都去抢高收益的债券。烂公司的债券也好发，为什么？它只要发了就能还。这个刚性兑付是怎么形成的？首先是因为监管的竞争，在中国债券市场有三个机构批债券，有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
有的监管机构就认为我管的债券不要出事了，就可能收掉我这个债券审批的权力，那就要保证我这个机构不出事，所以假定某个地方的债不发，发的债券还不了的话，监管机构就会打电话给当地的省长，说你要假定这笔债不还的话，就跟你没关系，不管你是国企还是民企，那你这个省都别找我了，有可能不是找我不批债，什么也不要找我了。那就要拼命去还债，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来讲，很多表象的问题说得很复杂，我来看就很简单，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部门管债券，管得好管得坏都是它管，那这样的话市场刚性兑付的问题能破解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