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历史，明心见性。在财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故事，也有许多穿越时空的细节，把这些旧闻与新闻揉成一道小点心，不只求趣味，亦求回味，是为檀财史。
—— 四海夕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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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夕阳
1940年5月，在法国东北部的港口小城敦刻尔克，40万英法盟军面临被德军合围的危险。在生死关头，英国动员了从邮轮到渔船的所有船只，协助海军开展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最终，30多万盟军成功撤离，创造了“敦刻尔克奇迹”，为日后盟军反攻欧洲保留了火种。
后来的历史学家把这次撤退看做二战的转折点之一，再后来，被拍成了大片
。而在当时，西方人还不知道，18个月之前，在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一场不亚于“敦刻尔克奇迹”的战略撤退。
而指挥中国版“敦刻尔克”的人，不是将军，而是一个民营企业老板。
危局：只有40天，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1938年10月底，临近深秋，寒意逼人，更逼人的是抗战局势。经过四个月的会战之后，华中重镇武汉落入日军之手，抗战大本营迁往长江上游的陪都重庆。当时在重庆与武汉之间，少有公路，更无铁路，唯有乘船沿长江而上，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江流狭窄，滩多浪急，下游的大船根本无法通行。所有从武汉、南京、上海来的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川江小轮船。自古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此刻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咽喉。
这个只有10万居民的江边小城，一下子涌进了3万多准备撤退的人员，满大街都是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技工、学校师生和难民。和人员一起需要撤退的，是10多万吨兵工器材，还有几十家机械、化工、电气、轻纺企业的机器设备，也在武汉会战期间陆续运到宜昌，堆积在长江两岸的码头上。外面是日军铁蹄的步步逼近，头顶上，日本飞机不时飞过来丢炸弹，这场面像极了后来的敦刻尔克，却又有敦刻尔克撤退所没有的困难：
抗战撤退时宜昌街头
敦刻尔克可以只救人不要物资，但宜昌绝不可以。
英国是一个工业大国，在敦刻尔克撤退只需要全力抢运人员，最后几百辆坦克、几千门大炮、几万辆汽车和50万吨军需物资统统丢在沙滩上。
而宜昌江边上的10多万吨兵工器材和工厂设备，是整个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
，“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全部交付在这里了。”如果放弃或损毁，我们的士兵拿什么跟鬼子去拼？
此外，英国有当时世界最大的海军舰队和大量民用船只，在敦刻尔克出动了800多艘轮船，而中国的海军早已在抗战中拼完，海轮又无法进入三峡，此时能在三峡航行的轮船只有24条民用船。按照现有运力和常规方法，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把人员物资全部运完。
最重要的是，长江的枯水季节已经临近，一个多月以后，长江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届时轮船无法通航。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撤完，后果不堪设想。
指挥撤退行动的人叫卢作孚，1938年初被任命为交通部政务次长
（副部长）
，他另一个身份是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的总经理，航行三峡的24条轮船有22条来自这个公司。10月23日，卢作孚来到宜昌，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
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
抗战时期的卢作孚
危急时刻， 卢作孚连夜召集各家单位开了一个紧急抢运会议，“停止交涉，办理运输”。由于距离长江枯水期只剩40天左右，因此卢作孚提出以40 天为限，倒排运输计划，各单位根据计划分配运力，各自选择最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经审核之后按秩序撤退转运。对于自己直接管理的民生公司，卢作孚不仅把最好的经理、船长、领航员集中到宜昌，还把不能航行的船改为水上旅馆，解决迁徙人员住宿困难。
在航程方面，当时从宜昌至重庆，去时逆水要走4天，返回顺水要2天，来回6天，没法再缩短了。卢作孚他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三段法”，整个航程划分为三段，“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重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它轮船转运。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 在客运方面，实行“座票制”，将卧铺舱全改为座票，不分贵贱一律同舱，本来一个卧铺仓4到8人，这下最多能塞20个人。这样一来，运输效率提高了几倍。
10 月 24 日早上，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开出宜昌港，最先获得撤离机会的，是几百名保育院的战争孤儿和难童。孩子们眼眶里满含泪水，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向岸上的人群告别，齐声唱起了《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
我们离开了爸爸，
我们离开了妈妈，
我们失掉了土地，
我们失掉了老家。
。。。。。。。。
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转运宜昌入川
宜昌大撤退的序幕就此拉开。此后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深夜他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由于三峡不能夜航，各船尽量在晚上装卸，抢在白天航行。搬卸人手不够，卢作孚临时增加搬运小工3000多人，同时以交通部名义征用2000多只民间木船，装运轻型物资。木船没有动力，于是无数纤夫被组织起来，他们在三峡悬崖上拉着纤，保证一船船物资得以通过。
卢作孚后来回忆码头装卸的场景：“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1938年12月初，当40天抢运结束，江水低落不能再进行大规模运输时，喧闹的宜昌一下子平静下来，卢作孚独自走在江边。此时3万多人员早已撤完，10万吨物资器材已经运出三分之二，原先“遍地堆积器材”的码头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这40天的运输量，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统计，此次抢运中成功撤出的兵工单位和企业有：金陵兵工厂等十几个兵工厂和大鑫钢铁厂、武汉纱厂等重要工业企业，有政府机关、科研院校等单位和珍贵文物，甚至还有一支“动物大军”！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场负责人王酉亭带着一大队进口良种牲畜，从南京徒步一年走到宜昌。经过校长罗家伦与卢作孚商量，将民生公司轮船底舱改造成临时的禽畜栖居地，免费运抵重庆，后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抗战中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民生公司的“民主”号轮船在三峡青滩
对于这场大撤退，2005年，央视《东方时空》节目有过评价：“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正是这些撤退到大后方的工矿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生产了大批枪炮，为前线的将士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杀敌武器及其他军需物资，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证。”
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说把它比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大公报》记者徐盈则说：“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志业：商之大者，为国为民
国民党的大老张群曾这样评价卢作孚：“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在30岁前，卢作孚完全是个文化人，他当过老师、记者和编辑，还当过基层的教育科长，他的理想是教育救国。几次失败之后，他转向实业。1925年，他在老家重庆合川创办民生实业公司，跟朋友凑了8000大洋，买了一艘70吨小轮船，搞起了航运业。
民生轮船公司成立大会
谁也没想到，这个书生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他用公道的价格收购了周边的民营轮船公司，游说四川军阀，把他们的军轮
（军阀自己有轮船公司，但大多经营不善）
收归旗下，最后更经过几番较量，击败了川江上的外资轮船公司。不到十年功夫，民生公司在川江航运一统江湖。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近4000职工，资产1215万元，占据长江上游70%的航运业务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之一。 据说，后来的华人船王包王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
但是，卢作孚从来不只是一个商人。在民生公司，没有卢老板或者卢老总，只有卢先生。他曾在公司内刊表达过自己的抱负：“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
卢作孚对自己近乎苛刻，他的总经理薪水是每月30大洋，跟当时中学教师的薪水差不多。在公司的股份不到0.1%，居然还是四川军阀们出钱送他的，好让他有个董事身份。
他对公益活动却极其热心，1927年，他在重庆郊外的一个叫北碚的小地方搞起了乡村建设。他建设乡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变为城市，更不是把城市建在农村，而是把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要部分推广到农村。”
他用书生的信仰和热情做公益，作为很多家公司的董事，卢作孚有不少车马费，但他全部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在北碚，他这样给图书馆打广告：若要今年收成好，请到图书馆去看做庄稼的书。在北碚，他这样鼓励民众讲卫生、爱学习：要看电影，必须交一根老鼠尾巴或10只苍蝇才能换取一张入场券；或者在入场口先考认字，合格者方可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