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是我加入华为的第十七个年头，作为一匹"老马"，我跨界做过器件工程师、标准专利工程师，也干过翻译、SE，我还是一位拥有150万阅读量的博主。
尽管从我的职位来看，这些不是我的事儿，不在我的岗位描述里，也不在我的KPI里，但是，我坚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跨界， 能让我们突破局限，获益匪浅。
2000年6月，我进入华为，第一个岗位是传输试制工程师，像很多华为人一样，进来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岗位是做什么的。过了学习期后，我的师兄问我：“有没有修过单板？”我说：“修过自己开发的单板
。
”
师兄推过了一车单板，大概几十块：“就是这些，修吧！”
在那一天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测量信号、标识损坏器件，交给焊工同事更换器件，测量信号。 在修了上千块单板之后，我愈发迷茫：这种“苦”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儿呢？
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唯一的条件是减少故障单板数量，为此我审视了单板的维修记录，发现更换数量最大的是一种厚膜电阻，并且大多数的问题是器件内管脚接触不良所导致。在导师的协助下，我们与开发、工艺等同事反复分析，聚焦在器件内的管脚焊接材料。接下来我们共同与供应商确定实验方案，经过近一年的改进，这种器件的故障率基本降至为0，我也逐渐从无休止的维修工作中解放了出来。
这次由传输试制工程师到器件工程师的兼职让我学到了很多工艺知识，并且还让我得到了来华为后的第一个奖：有效支援奖。从中我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启发：一个难题的背后，总有另一个难题——如果你只看到你的难题，你可能会永远深陷其中。
2002年，传输产品线开始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由于早期我们对标准重视不足，在每次客户测试中都会发现大量的标准一致性问题。例如，在一次韩国项目中，代理商的测试专家一周就提交了180多个问题，当时我和一位开发同学现场改，现场测。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华为产品在海外的拓展，在2003年，测试部主管安排我带领一个4人小组开始专职负责标准符合性测试工作。当时，我们的研究方法非常"土"——原文翻译，提炼需求和测试点，写用例，测试，测试，再测试。
看似机械的“土”方法实际蕴含了充分的思考和有效的积淀，两年时间，我们翻译了数万页标准文件，回报也非常丰厚——我们发现了大量的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涉及到产品的架构整改。随着我们工作的开展，我们也逐步延伸到产品标准符合性设计方面，从早期预防问题发生。
这样的经验积累带来了更广阔的工作视野，偶然的一次机会，中国标准化委员会 CCSA 立项修订一项测试方法的标准，一位SE把我推荐给了相关的技术研究部同事，自此，从测试标准开始，我编写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还有国际标准文稿（ITU-T/MEF）。
在分析国际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协议规范与应用场景的一些疏漏，并且尝试找出解决办法，与架构部同事合作申请专利，其中有6件获得了国家专利号，2件获得海外布局，并且将专利预埋到相关的标准文稿中，为后续产品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搬砖添瓦。
记得有一次参加标准化会议，和一位西门子的代表聊天，当他知道我是做测试的时候，很惊讶：做测试的怎么会来参加这个会？
这次打工让我熟悉了从问题、技术到专利、标准的全过程，同时也认识了一些技术大牛，例如编著传输工程师的红宝书——《光同步传送网和波分复用系统》的作者邓忠礼老师，在几次标准修订和制定工作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技术知识，听到了很多中国电信系统发展中的故事，更重要的是电信前辈们严谨的工作态度。
与邓忠礼老师参加CCSA技术会议, 2005-8-17，呼和浩特
2007年，光网络测试部尝试引入业界专家来帮助改进测试过程，最早的两位是Martin Pol（欧洲测试大牛）和他的同事Kees。
Martin Pol & Kees Blokland, 2007-12-5，深圳
因为我有标准翻译的经历，主管说：“张波英语很好，就由他来支持合作项目吧！”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交流问题，我们从资料部请来了专业的翻译。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在工作过程中这种操作非常低效，一方面翻译人员对测试领域的很多术语不熟悉，另一方面过于刻板的逐字翻译也难以表达顾问的本意。
于是，从第二次合作开始，对于我们先后请过来的6位顾问，我成了他们的翻译。在所有的访谈、交流以及培训中，我都承担了口译的工作。相较于之前从事过的书面翻译，口译的困难指数又上了一个台阶。不得不说，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尤其在评估的时候，一天要不停地访谈5、6个人，最后脑子都变成了机器：听到英语就想译成中文，听到中文就想说出英文。
我的兼职翻译的时间之久是当时所未曾料到的，后来，我又陆续在一些工作中承担翻译任务，就在上个月，我又为两位外籍人士当了翻译：一位是测试大师 Michael Bolton，另一位是日本 JVL 的一位测试专家 Toyama Toru-san。
虽说翻译工作比较耗费心神，但我从中得到的回报更大，首先是英语能力的提升，让我可以更高效地参加业界会议，学习优秀的实践以及先进的工作方法。在2016年初，我参加A国网络加固项目，向客户CTO和CEO汇报网络可靠性测试方案，顺利的讲解和交流必须有一部分归功于我的“翻译”经历。其次，在和外籍顾问一同工作的期间，我也学到了不同文化中多样的价值认知和思维方式，例如在回答顾问Kees问题时的一个常见场景。
Kees问：“Are you design test cases according to this guideline?”
被访谈的同事往往回答道：“基本上是。”
我只好翻译为：“Basically， Yes.”
对于这个答案，Kees 往往会感到非常困惑，接下来问上一连串的问题。有一次，Kees 给我分享了他的认识：当中国人说“基本上是”的时候，意思就是“不是“。
正是受到 Kees 和 Michael 的影响，我开始学习“批判性思维”，并撰写了一系列博客，开发了一门课程，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自我训练更为独立和有理有据的思考技能。
团队与Michael & Kees座谈，2017.7.17，杭州
2009年，我们从测试过程改进中发现了一些周边环节存在的问题，其中的Top1就是需求质量，当时我将这些问题以及建议向研发管理部进行了汇报。领导们非常重视，需求质量提升成为当年的一项重点工作，但令我意外的是：受到一位主管的推荐，我成了这项重点工作的组长！
我是测试的，需求应该是SE的事儿！ 当然，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既然我协助发现了问题，那么推动问题的解决也成了必然。
这项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期间我系统学习了业界的需求工程理论和实践，例如实例化需求，模型驱动需求工程等等。同时，和多位SE进行协同工作，共同开展需求建模。当然，从目前来看，需求质量仍然是一个难题，但当时的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SE的视角，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这些知识帮助我在2013年需求同源工作、以及2015年至今的JAD（联合客户敏捷交付）工作中持续找出新的工作思路。
10 月下旬，我出差东京向软银客户介绍JAD的理念和实践，其中关于需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客户的高度共鸣，三位主管踊跃提出各种想法来与我们探讨，原定20分钟的交流延长了一倍多。会后，一位一线同事对我说：“头一次看到软银的 Z 部长开口说英语，之前还以为他根本不会说呢。”
软银JAD交流，2017.10.19，东京
在2007至2010年期间，为了持续推进测试过程的改进，我开发了多门课程，从技术类的《基于风险的测试》，到训练思考技能的《批判性思维》等等，几年期间授课估计有300多场。但按一场培训平均30人参加的话，传播点也不过9000个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