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物证：被害人的体内有男主角的精液。男主角在犯罪现场（被害人居住的公寓）外，因驾驶出租车违章被警察拘留，男主角随身藏着一把刀，刀上面有被害人的血。
证人证言：证人A证实其看见男主角在案发前与被害人一起进入公寓；证人B证实男主角慌慌张张地从公寓逃出，进入一辆出租车后，开车驶离犯罪现场。
视听资料：马路边监控视频显示，被害人在案发当晚，搭乘了男主角驾驶的出租车，而男主角在几分钟前曾拒载两名男性乘客。
从一名在校大学生，一下子变成谋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这是美剧《The night of》中的男主角面临的困境。男主角在警察局内，缩在一角，茫然无助。
犯罪嫌疑人否认自己杀人。真相究竟是什么？尘土之上，没有洞察一切的上帝视角。
如果无辜，却受犯罪指控。不管是谁，在委屈痛苦之余，都会感到无助、荒诞。不愿相信眼前世界为真，却不得不身处其中。
如果一个人平时遵纪守法，克制忍让，是不是就不用丝毫担心，自己会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这些可怕的称呼扯上关系？
其实，不到“那一刻”来临，谁也无法绝对保证。
可能是有人上门来欺负，情急之下拿起家里的菜刀砍了对方，结果砍在要害部位，致人死亡。
可能只是出现在案发现场，沾上了被害人的血迹，而后因害怕被当成凶手而逃离。
或者与死者是夫妻、同事、邻居，在案发前发生过矛盾；
或者只是得罪小人，遭人算计。
以上这些都不只是可能和假设。无论英美法系还大陆法系国家，都曾经真实发生过。
日常生活里，在茶余饭后看到、聊起新闻里或者影视剧里的犯罪，可能都会觉得，这些犯罪似乎只是发生在遥远的别处，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局外人。
一些罪案尤其是冤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那一刻”没有到来之前，也曾经与寻常生活中的局外人一样，无比自信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与犯罪发生关系，更不可能因为一起案件，而面临牢狱之灾，失去正常的生活，甚至被判死刑，丢掉性命。
然而，这世界充满了随机、偶然，更不用说还有许多粗野、荒诞。有时候，命运会往哪里走，并不是个人能够绝对控制的。
拿杀人案件来说，即使排除谋杀、激情杀人，还有过失杀人。在当今这样一个高风险时代，每一个开车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成为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
刑事司法制度不能只是惩罚，迎合报复心理，而要问是什么导致了一个被告人走向犯罪的道路。对于那些情有可原的，要给予适当的宽宥。用法律剥夺人的生命，更要慎之又慎。更不能为了追求“真相”不择手段，不顾其他，这些归根结底不是为了表示同情别人，显示价值优越或者理念先进，而是为了每一个可能被指控犯罪、面对庞大国家机器的“自己”。
在局外，也许能够冷静评判别人的是非，真到了一个特定的情境中，每一个人，都无法绝对保证自己不会失控。因此，需要用人性考量法律，用法律体谅人性。
这种由人性和人的能力局限导致的困难，也体现在刑事司法的证明体系中。无论刑事司法文明发展到哪种阶段和程度，科学技术发展到哪种阶段和程度，也无论英美法系的制度还是大陆法系的制度，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要毫无瑕疵地证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还原某一时刻人的主观世界，永远会是一个难题。
人类或许可以超越自身能力的限制，但却永远无法摆脱人之为人的困境。通过发明，人类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越自身能力的限制。在这些发明中，除了机器、软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具，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议。
在经济活动中，协议让人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凭着自己的意思互通有无，以有余补不足，由此形成了市场经济，增加了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在政治活动中，协议使矛盾对抗或者意见不一的人坐下来，虽然各怀心思，妥协退让，但增加了合作共赢的机会，减少争斗中社会资源的浪费，由此便形成了协商民主。
刑事诉讼中的认罪协议（辩诉交易），如同其他领域的协议一样，它的最初的产生，也是因为人之为人的局限、困境，是各有难处、各有所求的控辩双方，在了解协议后果的情况下，凭着自己真实的意思，有所坚持有所妥协，通过协议降低各自的风险。
它当然不会如童话里的独角兽那样完美，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无法代替正直、勇敢而专业的法律职业人员在实现公正中的作用。但现实中，承认理性的不足和缺陷，倒可以因此使程序价值得到真正的、充分的重视，使刑事司法制度更加符合人性的实际，并获得更广阔意义上的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