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港新动态•第385期】两个维度解读“失踪的”通缩和通胀

文/ Elena Bobeica （欧洲央行经济发展局经济学家）；Marek Jarociński（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研究司高级研究员）；编译/邵杨楠；刘润佳

在大萧条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在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中寻找谜题。其中一个困扰便是“失踪的”通货紧缩，在2008-2009年期间，考虑到经济深度的衰退，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未能达到预期的下降。另一个困扰是“失踪的”通货膨胀，自2012年起，许多国家的通胀水平出乎意料地停留在低位。

这两件令人费解的谜题导致了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重新评估了实际活动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同时重新思考全球通胀的本质。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过去解释两个谜题的模型要么太小要么限制条件太多。我们发现，丰富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很好地解释了这些困惑，揭示了国内实际活动和全球因素产生的不同影响。虽然全球因素往往是重要的，但是国内因素更加深入地解释了最近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欧元区消失的通货膨胀。

两个例证：国内和全球因素的作用变化

为了研究两个关于通胀水平的难题，我们以国内和全球因素为变量，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以互补的方式说明全球和国内因素的作用。首先，我们比较了条件预测，这些预测以国内或全球因素为变量。其次，我们识别了来自国内和全球的冲击因素，计算二者在时间推移中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率。

条件预测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和国内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变动剧烈。全球因素变量在第一阶段（“失踪的”通货紧缩）对通胀水平的贡献率非常重要，欧元区国内因素变量在第二阶段（“失踪的”通货膨胀）对通胀水平的贡献率非常重要。

图1中的左上角蓝色区域展示了条件预测值，为68%置信带。预测显然与实际通胀不符，实际通胀为黑线。因此，国内实际活动指标并没有帮助预测在此期间的通货膨胀。与此相反，左下方的预测以全球变量的实际路径为条件。这个预测与实际通货膨胀几乎完全相符。然而，在第二阶段中，全球影响力和国内实际活动的角色是相反的：基于全球变量的预测效果很差，而以国内实际活动变量为条件的预测效果很好。

通过解读全球与国内因素的冲击产生了相似的结论。在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中，区分国内冲击和全球冲击是非常难的，人们认为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是使用时间上的限制，即假设国内的冲击会延迟性地影响全球变量。这种方法在文献中很常见，但是这种假设是相对武断的。另一种方法是假设国内冲击影响国内产出超过全球产出。

图2显示了每一种方法下，国内和全球冲击对通货膨胀的贡献率。这两种方法都表明，通常情况下，全球冲击是非常重要的。但国内的冲击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失踪”的通货膨胀期间，国内冲击相对更重要。

通货膨胀真的令人费解吗？

过去解释通胀的模型要么太小要么限制条件太多。经济研究显示，过去解释通货膨胀动态要么使用了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回归模型，要么是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严格限制版本。这些严格限制中，这些预测和实际通胀水平太远了，导致了“失踪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如图1所示，VAR模型可以更好地与实际通胀水平吻合。两个关键的建模差异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更一般的建模方法是更好地解释实际路径的通货膨胀。首先，该模型包括多个变量，代表了真正的活动和全球影响力以灵活的方式，而不是依赖于单一的指标。其次，该模型包括多个滞后的变量，这使得它能够更好地捕捉经济的动态。这样的模型足以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和国内因素对通货膨胀相对重要性的变化。

结论

实证结果证实了多数情况下，通货膨胀的全球性本质。但是通过分离变量，国内活动水平因素对通胀水平贡献率也很重要。经济研究表明，由于全球化进程使国内通货膨胀对海外经济发展更加敏感，通货膨胀正在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另一个研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淡化通货膨胀和国内实际活动之间的联系。但这里的结果凸显了过度依赖全球通胀性质的危险。未来的研究将澄清最近国内变量作用大的原因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还是新常态的经济放缓或逆全球化的趋势。

附英文原文: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 Recession, many economists began identifying puzzles in inflation dynamics. One is a missing disinflation puzzle, in which inflation in advanced economies in 2008-09 failed to fall as much as expected given the depth of the recession. Another is a missing inflation puzzle, in which inflation has been unexpectedly low in many countries since 2012. These two puzzling episodes have led economists to question and reass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 activity and inflation and to reconsider the global nature of inflation. As we show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Bobeica and Jarociński (2016)), both puzzles are artefacts of models that are too small or too restricted. We show that a rich vector autoregressive (VAR) model explains away the puzzles, and in the process sheds light on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domestic real activity and global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