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企业致力于“绿色”大宗商品的生产和市场营销，了解由此产生的溢价前景（以及投资脱碳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将是至关重要的。在本篇深度观察中，我们将讨论一系列大宗商品绿色溢价的基本驱动因素及其前景。主要的基本驱动因素包括消费者偏好、生产链结构以及当下和未来合格产品的供应情况，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CRU在评估金属、采矿和化肥市场的价格驱动因素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我们正在积极地帮助客户评估“绿色”和“棕色”产品类别的市场平衡，以便在未来的合同谈判中更好地了解潜在的贸易条件或议价能力。
消费者很可能以某种方式会为减少采矿、金属和化肥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买单。比如通过较低的持股回报率要求，或者提高政府资金资助的条件。而最直接的方式是通过调节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机制。政府将根据生产商造成的环境损失而向其征税，从而（至少在理论上）鼓励企业清洁生产，避免商业处罚。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例如：欧盟排放交易计划中规定了钢铁、铝、氮和其它工业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基准价格不受消费者为绿色产品支付溢价的影响。
某种大宗商品的合同价格和全球基准参考价格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基于多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其产品规格、营销成本、加工要求、合同条款等等。想要获得一个“绿色”溢价，生产商首先需要根据标准、标签和证书清楚地界定其产品环境特性，而且这些特性均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重视。一些商品领域已经开始生产特定的产品来试图证明其更高的环境、社会或治理（ESG）标准，但是仍然相当有限（总结见表1）
随着金属、采矿和化肥生产商越来越多地承诺围绕着“绿色”大宗商品发展和定位其企业和营销战略，了解环境产品溢价的商业前景将变得越来越关键，尤其是在需要大规模投资才能实现这种转向的领域。这就需要对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具有社会责任产品的未来需求和供应(以及相关的价值和贸易条件)的驱动因素进行适当的评估。
消费者对更清洁但更昂贵产品的偏好是绿色溢价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从表面上看，消费者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年轻消费者对ESG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正在上升。在环境保护层面，碳排放和气候变化也正在上升到全社会和消费者的议程上：这可以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的大规模抗议(或“灭绝叛乱”运动的发展)中得到印证。
迄今为止，历史上几乎没有低碳大宗商品溢价的先例。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过去并不代表未来。消费者已经表现愿意承担更高社会和治理标准相关成本，包括在农业领域。公平贸易咖啡或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木材产品的溢价幅度通常为15-25%。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入几十年之后这些品牌的市场份额依然很小（公平贸易咖啡仅占1%）。
探索绿色金属是否存在溢价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例如现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等其它交易所允许消费者在其交易平台上识别和采购低碳铝。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低碳材料的需求和供应是否足够实现低碳产品的“去商品化”。简言之，由于不同商品的使用模式和成本，以及与生产和贸易相关的性质和市场结构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商品之间的情况各不相同。
而这些考量可能会成为决定市场准入的根本因素。例如：几年来被认为有侵犯人权和造成污染的钴（特别是可能涉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手工供应的合同）的交易价格大约比LME价格低20-25%。从2019年以来，所有在该交易所交易的钴都被要求进行审计评估，以遵守经合组织对冲突影响地区和高风险地区(或同等地区)尽责矿产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导，全面遵守的规定将从2023年开始。
针对低碳和其它形式绿色大宗商品收取溢价的一个关键障碍是它们通常被销售到制造链中或嵌入到投资商品中（削弱了它们对最终消费者的透明度和可见度），而且目前还没有可识别的绿色产品的市场。比如钢铁的大部分消费依赖于建筑行业就可能成为绿色溢价的潜在障碍。此外，价值链的结构也很重要。谁的采购决策对最终客户不透明，谁的产品与其它半成品供应商具有高度可替代性将是绿色金属强劲需求面的一个潜在的关键障碍。
另一方面，供应商与最终客户的关系越密切和越透明化就越有利于绿色溢价，特别是在消费者的选择与对环境的影响存在明显联系的情况下。例如，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行业的金属消费已经显示出对环境保护相关因素的高度敏感：包括苹果、大众和特斯拉在内的主要钴买家越来越要求所有购买的金属都必须符合高度的道德和环保标准。此外，随着现在华友钴业等生产商决定不再从手工生产商那里购买产品，尽责采购不再被视为纯粹的“西方”概念。
从CRU和Fitch关于
金属和矿业价值链中新兴ESG风险
的联合报告
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焦点正在逐渐转向碳排放：例如今年7月苹果承诺到2030年其供应链和产品将100%达到碳中和（基于其购买无碳铝的现有承诺）。大众汽车和丰田等大型企业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从整个价值链（包括其供应商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完全消除碳排放。
然而由于成本结构和替代可能性的差异，并不是所有的消费品牌都能像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商那样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区别对待。原材料成本在最终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供应链绿色成本相对于总体利润）会因大宗商品和最终用途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铝饮料罐或食品包装而言，原材料成本对盈利能力至关重要，相比之下汽车制造业的铝成本只占最终销售价值的一小部分。此外，用于生产食品和饮料容器替代材料的存在增加了需求的价格弹性。
表2：大宗商品/市场细分对低碳溢价需求驱动因素的概述
目前对绿色建筑材料的需求和投资滞后，但未来可能会有所发展…
除了汽车、高价值电子产品和消费产品以外，其他领域的终端消费开始要求（最重要的愿意支付）更环保产品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CRU的分析，在2摄氏度和其它严格的减碳方案下，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可能面临风险。钢铁从业人员正面临着来自投资者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正在大量试验减少碳排放的创新工艺。
然而迄今为止，在主流建筑行业客户中存在偏好绿色产品的证据仍然有限。但这并不代表偏好将一成不变（事实上根据我们自己获得的市场信息，生产商和中间商已开始预测客户对低碳建筑材料的兴趣正逐渐增加）。生产商也在寻求推出更环保的下游产品。例如2018年阿赛乐米塔尔推出了Steligence，这是一项全新的信息服务，通过支持钢铁客户和建筑设计师开发和建造使用更少材料的钢材产品和生产中产生更低二氧化碳的钢材材，促进钢材在建筑中的整体使用。
此外，政府政策的改变也可能成为结构变化的潜在催化剂，近些年多国都更加注重将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潜在的政策工具。目前，包括主要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约60个国家政府，在采用传统成本和服务质量标准的同时也采用了环保标准。例如，悉尼地铁西北线的建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之一，其包括31个地铁站和超过66公里的新地铁轨道对钢材采购和与建筑相关的排放都要求满足具体的绿色及可持续性的相关条件。
绿色建筑材料在实际应用中的量变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截至目前，创新需求机制计划以及其影响仍不清楚，需要对未来与建筑和投资相关的绿色金属需求的任何结构性改变及其影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从根本上说，任何绿色溢价都将来自买卖双方之间的谈判，这些谈判将考虑到任何一个大宗商品的具体ESG特性和地点。很明显，这样的结果会因为产品、地区和购买时间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低碳产品溢价的前景也将取决于其合格产品的市场供应：在市场需求存在的情况下，供应不足有利于溢价的出现。这反过来又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价值链的结构、客户要求的环保标准、遵守这些标准的成本，当然还有溢价的和稳定性。
行业的结构和透明度同样重要。
复杂的价值链需要在链条的每一步都进行认证，以便向最终消费者呈现。
例如，在为“绿色氨”制定溢价时，需要提供与氢生产过程中可再生能源供应有关的原产地证书，以及将氢加工成氨的原产地证书。
认证需要区分只使用绿色氨的零碳氨和使用一些碳减排技术的矿石燃料生产的低碳氨，如碳捕获和存储(如“蓝色氨”)。
这些认证的变化、复杂性、透明度以及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都有可能影响绿色产品的供应。
市场和技术因素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客户要求降低碳强度，合规成本增加（相对于溢价而言），供应就越有限。以钢铁行业为例：CRU钢材碳成本曲线显示，只有不到10%的钢材产品每吨钢材的二氧化碳强度低于0.5吨。而在铝行业,约占全球总产量的25-40%的生产企业实际上在范围2实现了0排放，这主要得益于铝生产中可用的水电资源，为有意愿使用绿色/低碳铝产品的终端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供应。
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供应将会以不同的方式演变（特别是当贸易政策继续制造贸易摩擦的情况下）。需要对政策和企业决策有具体的了解，明确提高工艺效率和采用变革性技术的潜力以及相关的成本。以钢材为例，CRU研究表明在传统炼钢过程中采用现有的最佳技术来减少碳排放的大量机会。与之相比，我们认为未来铝冶炼中的电单耗强度降低将比较有限，而从电解铝用电来源方面实现脱碳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无论如何，消费者很可能以某种方式会为减少采矿、金属和化肥生产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而买单，比如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较低的持股回报率要求，或者提高政府资金资助的条件。生产商也越来越多地围绕“绿色”大宗商品进行规划以及调整其企业战略，因此了解未来绿色溢价的商业前景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需要大规模资金投入来调整生产的情况下。
从本质上说任何绿色溢价都将来自于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谈判。这将需要了解消费者对低碳材料的偏好，以及（现在和未来)低碳材料在供应链中的结构和其所采用的技术。不同的商品会因为产品市场、主要需求地区和购买时间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市场上合格产品的供应以及潜在的市场准入和贸易壁垒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本文研究的大宗商品中，我们发现未来低碳材料溢价的需求条件中最有利的是钴，而且目前供应最为充足。铝行业或许是低碳溢价出现的最有趣的案例：它在诸多终端需求行业中最好的和最差的之间存在很大差别。目前对于铝低碳溢价的挑战是：低碳产品的需求增长是否足以收紧这部分市场，并使之达到可能出现溢价的程度。
本文中提出了研究低碳溢价前景的最基本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需要深入的分析和评估，并密切关注未来的发展动态。CRU咨询在评估采矿、金属和化肥市场的价格驱动因素(包括与环境因素相关的因素)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我们的方法侧重于了解未来低碳对比高碳产品市场终端领域的潜在市场平衡，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了解在未来合同谈判中的贸易条款或议价能力。借鉴谈判理论，我们能够分析在每个地区和市场买方和卖方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外部选择，以便确定和评估跨地区和跨领域的任何未来溢价的议价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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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Jones
管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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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是CRU咨询多种大宗商品咨询团队的负责人。他拥有近15年大宗商品研究和政策相关的工作经验。Ben曾在英国天然气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英国财政部担任经济学家一职。他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大宗商品、环境和政策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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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Armstrong
首席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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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是CRU咨询化肥和化学品咨询团队的负责人。她在大宗商品咨询、跨地区定义和管理项目、产品和用途方面拥有15年的工作经验。Josie曾在Integer Research担任咨询经理，并在英国石油澳大利亚公司担任分析师。她拥有利兹大学中文和商学硕士学位以及爱丁堡大学欧洲研究荣誉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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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
（Ashley)
高级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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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媛媛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金属矿业领域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自2008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从事金属矿业领域的设计、技术分析、市场分析及咨询等工作。目前王媛媛在CRU担任高级咨询师，负责CRU中国区钢铁产业链和铝产业链的咨询项目，主要的业务领域括：独立研究协助客户进行市场决策、协助买方和投资方进行投资融资交易的资产评估和尽职调查，协助企业和地方政府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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