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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科技神话（4）：金融资本成为科技创新的助产士

北山浮生 · 公众号 · 热门自媒体 · 2021-04-02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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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国家的诞生，可以说就是欧洲金融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结果。南北战争之后，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欧洲金融资本大举投资美国的铁路、制造业等各个领域，使得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爆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金融资本再次从增长前景越来越渺茫的传统行业中逃逸出来，寻找下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点。

上述历程中，体现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我们从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描述进一步引申， “资本”并非是财务账目上的“资本项目”，而是背后行为者的行为逻辑和目的。

因此， 金融资本指的是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行为逻辑和目的，这些人往往被称为“资本家”。 无论是通过存款、股票、债券、基金、期货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本质上资本家致力于以货币流动的形式获得财富并使其增值，俗称“钱生钱”。

与此相对，产业资本指的是通过提供产品或服务（包括运输、贸易和提供其他实现条件的活动）而创造新财富的行为者的动机和行为，这些人往往被称为“企业家”。企业家通常要向金融资本借贷，进行生产或服务后再与其分享财富。如果他们使用自有资产而不对外借贷，相当于他自身将两种角色合二为一。

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其动机只是寻求收益与风险的某种平衡，一旦发现风险收益比过高就会撤离；产业资本则往往受限于特定领域，与产品、工艺、市场、管理等专业知识相结合，只有有限的流动性，并且处于路径依赖的情势下，常常需要求助于金融资本。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是“通过借贷实现创新的私有制经济形式”。

上述差异导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在投入程度上存在根本不同。 金融资本本质上是无根基的，如同水一样四处流动；产业资本则如同大树，扎根于所能胜任的领域甚至特定地域。

当危险来临时，金融资本会果断地逃离，而产业资本不得不面对每一场风暴，或者就此没落，或者继续创新寻找新的机会。

根据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互动方式，我们可以将任何一次产业革命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

萌芽期：金融之水让产业萌芽

一种革命性新技术诞生，创新企业体现出超过现有企业的利润创造潜力。金融资本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蜂拥而至，投资这些充满前景的创新企业。更多金融资本从增长节奏缓慢的传统公司中脱身，加入到这场财富的盛宴。然而无论新公司的增长率有多高，他们仅占经济体的一小部分，但是获得高收益的习惯和心理预期形成了，金融资本变得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量创新创业方案，只需要一个华丽的PPT和包装精美的故事，就可以获得大笔投资。

过热期：大水漫灌带来“植物”疯涨

在英文中，企业与植物都是同一个词“plant”。在上一个阶段获得足够的信心之后，金融资本开始确信他们可以依赖自身生存和繁荣。新技术产业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巨大的赌场，金融资本疯狂搜寻筹码。金融资本傲慢地掌控着局面，产业资本被迫去做一切必要的事情，以迎合这些狂热的赌徒。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共同编织了华丽的泡泡，账面财富在彼此给予对方的信心的基础上不断膨胀，与真实产业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所有人生活在一种财富的幻觉中，这种财富幻觉也会蔓延到更多领域，比如房地产、有价证券、海外投资，连扫地大妈也开始头头是道地谈论起股市和科技创新。

谷底期：泡沫崩溃一地鸡毛

这场财富狂欢最终结束于痛苦的崩溃和衰退过程，账目财富重新回归于真实价值，大量创业公司倒闭破产，股市估值崩溃，加了太多杠杆的投资人纷纷去天台排队走完人生最后一站。

攀升期：金融与产业相互滋养

大量公司破产使得大量生产要素被释放出来，一些真正有创造力并且运营健康的产业资本趁机以极低的成本吸纳这些要素，实现自身成长，回归理性的金融资本再次回归，与产业资本重新耦合走向了一段愉快而和谐的婚姻，支持真实的增长进程。新的产业革命开始真正席卷整个社会，创造巨大价值，改变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成熟期：产业老化金融资本另寻新欢

随着产业资本不断逼近增长极限，体量已经变得足够庞大的产业资本变得越来越保守，甚至为了维护自身固有利益，开始越来越越来越倾向于扼杀创新的种子。不满足于业绩增长的金融资本逐渐与产业资本分道扬镳，造成大量闲置资金，寻找新的有利可图或者令人兴奋的事物，成为孕育下一次产业革命温床。

从十八世纪到现在的历次产业革命，都可以发现上述各个阶段的典型特征。而爆发于美国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特征则更为明显。因为一种全新的，专用于投资科技创新的金融资本被创造出来，这就是风险投资（VC）。从此之后，美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都与VC密不可分。

1946年，曾任美国陆军军需计划部主任的乔治斯.多瑞尔特(Georges Doriot)回到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工业管理学课程。在同一年，他与拉弗.弗兰德斯（联邦储备银行波士顿分行主席，后来成为佛特州参议员）、卡尔.卡莫顿（物理学家，曾任MIT校长）一起，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专业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发公司（ARD， 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ARD成立的最初原因跟科技创新没什么关系，而是为了战后老兵安置。二战结束后，大量军人退役回归社会，其中许多人创业或者加入创业团队，这些创业公司亟需获得资金的支持。 ARD最初的目的就是为退伍军人们运营的初创公司和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后来才逐渐拓展到为科技初创公司提供投资。

多瑞尔特及其创始人团队希望ARD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i、支持初创企业

多瑞尔特及其它创始人都认为，一个国家未来的竞争力不仅要依靠大公司，更取决于能否持续创造新的技术、行业和产品，而初创公司是创新的主要来源。

ii、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商用技术

标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比“一直是ARD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高度重视的一个指标，二战时美国军方在电子和信息技术等行业投入巨资，将这些技术商业化，转为民用，将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国家的竞争力。ARD的大量投资也集中在这些高科技行业。

iii、支持新英格兰地区的经济

ARD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投资比重超过全部投资额的一半。

iv、成为一个营利性企业

鉴于初创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以及其对国家竞争力的作用，当时曾有人认为，应该由政府或者非营利性机构负责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但多瑞尔特等人坚持认为，如果ARD不能赢利，未来是无法持续吸引投资人的资金的，也无法持续经营下去。ARD必须实现赢利，否则创立这个专业风险投资机构的试验就是失败的。

这几位野心勃勃的ARD的创始人，不仅仅希望只是创立一个风险投资公司，他们其实有一个更大和更激动人心的目标， 那就是建立一个风险投资行业，推动美国的科技创新，进而提升美国的国家竞争力。

由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逻辑存在巨大差异，如果完全按照金融资本自身逻辑投资创新产业，那么就会在过热和过冷的剧烈震荡中对产业造成巨大伤害。 ARD 针对产业资本的特征进行了许多重大调整。由于从战略定位、到业务模式、到日常经营都有存在创新之处，有些地方与当时的监管政策还不完全兼容，因此，ARD还提出了一些监管豁免申请。几位创始人都是具有正面的社会影响力的人士，这种背景对他们通过游说获得监管的支持，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科技创新不是一蹴而就，而且要经历或长或短的欺骗性失望区，ARD还坚持了长期投资、耐心持有的投资原则。

当时美国的主流信托投资基金都是基于季度和年度进行业绩考核，投资期限非常短。要说服投资人以几年甚至十年为时间单位来持有其投资，评估其投资成果，即便放在今天我国的股权投资市场，都可能面临很大的困难。不难想象，ARD创始人团队在当时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获得投资人的支持。

在投资流程和标的筛选上，ARD非常严格和挑剔。在任何一年，其投资项目的数量都不超过其收到的商业计划书数量的4%。

在ARD成立后的12年时间里，美国陆续成立了十几家风险投资公司，但对于美国的初创企业来说，普遍仍存在严重的融资渠道缺乏、融资难的问题，导致很多发明、创造无法商用化，更遑论形成生产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于1958年推出了“小企业投资法“，并成立专门落实这一法律的"永久性联邦机构"美国联邦中小企业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简称SBA），其初衷就是通过政府补贴支持，引导和鼓励私人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和管理技能缺乏等问题。该法案通过低利率贷款以及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设立面向中小企业投资的投资机构，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SBA通过受托机构在公开市场上募集资金，并向这些受托机构提供政府信用担保。通过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向小企业提供风险投资。SBIC是由经SBA审核的、由职业投资人组建的投资管理公司。SBIC向投资人募集投资基金，组建有限合伙制的基金公司，并按管理的资金量的2%到3%提取管理费。SBIC按风险投资的做法选择投资项目。一旦决定投资，SBA将向SBIC提供最多达投资额的三分之二的贷款或投资。项目成功，SBIC向SBA支付利润；项目失败，则由SBIC和SBA承担相应的损失。

在该法案颁布之后不到4年的时间内，美国就成立了数百家投资公司，在那些受益的被投公司中，包括了今天一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如苹果、联邦快递、英特尔等等。直到今天，据估计美国仍有约300家“中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

由于在风险投资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美国开始逐渐放松金融监管，鼓励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这一领域。八十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他实施了包括减税和放松监管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美国风投和并购基金于是在80-90年代迎来了一波黄金发展时期。 1972年成立的凯鹏华盈（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和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专注于美国各个名校的校产投资业务，成为硅谷风险投资的双子星座。

风投四大天王之一、KPCB创始人约翰·杜尔曾兴奋地说：

“计算机是史上最大的财富合法积累。”

盛世之下，系统性危机开始逐渐酝酿。

1974年，美国推出了退休雇员收入保障法案（ERISA，The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 ）， 允许养老基金投资高风险领域，标志着美国的风险投资从量变转向质变。

当过量的金融资本被投向风险投资领域，但是实际从产业资本中又找不到那么多优质的筹码，那么金融资本就必然通过各种手段来创造高回报的筹码，在八十年代的表现就是大量杠杆金融并购，后来还表现为房地产次级贷款，各种区块链虚拟币等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

金融资本从与产业资本相爱相杀的双人舞中逐渐脱离，开始唱起了金融资本的独角戏，美国经济拉开了脱实向虚的大幕。

（未完待续）

前文见：

美国高科技神话（1）：头号科技强国的基座

美国高科技神话（2）：现实版“神盾局”是如何研发黑科技的？

美国高科技神话（3）：人人皆知硅谷，硅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