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挚友问笔者，如何看待杨振宁入籍中国这件事。周末有时间，写一点自己的理解。
本周有一新闻----《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国外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占据了各大门户头条。这一新闻也一时间成了人们茶饭间颇有兴致的话题。很多朋友不熟悉姚期智先生的名字，更别说人物生平，也不知道图灵奖为何物。当然，笔者也不例外。关注这一新闻大抵是因为杨振宁。而泛起波浪的并不是新闻本身，而是网友的评论和大众的反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杨振宁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这一决定，多数人是消极的态度和尖锐的批评。
按照正常的逻辑，一名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美国人，放弃本国国籍成为中科院院士，愿意为中国的科研事业的发展与进步添砖加瓦，这已经超越了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必定会举国上下颂德歌功。但是在这个值得盛赞的一般性的状态值下，加入了若干个条件，却让国人生出了仇恨。细想想，引发公众批评和仇视的条件大至有三，一是出生于中国的杨振宁获得诺奖后随即入籍美帝，年至耄耋入籍中国，两次入籍的人生奥秘；二是坊间段子里流传的同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与杨振宁二人貌合神离，剪不断理还乱的功过是非；三是邓稼先丹心照汗青、出师身先死的壮烈与杨振宁二十八和八十二、最美不过夕阳红的风流，二老迥异人生的鲜明对比。
1972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青年杨振宁
暂且不说公众缘于这三点产生对杨振宁的消极评价对于杨老公平与否，笔者想先讲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丁肇中曾经说过“提到20世纪物理学的里程碑，我们首先想到三件事，一是相对论，二是量子力学，三是规范场。”笔者文科出身，物理知识只有高中毕业水平。但是作为常识，知道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知道隔壁学校物理系有一门必修课叫《量子力学》，自行脑补了一下规范场，发现该理论的提出者之一就是杨振宁，而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并不因此。当然，这很有可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之间相互搭台、表达敬意的玩笑。但是，笔者认为，倘若是玩笑，这个玩笑也不会开得太离谱。
第二个故事：笔者曾经看过柴静对丁仲礼院士的一个访谈视频，当时这一采访引发了一些讨论。丁院士与柴静针锋相对的问答，言辞异常激烈，非常精彩。院士曾经在回答柴静的提问时说道：“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千年计划的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么？这是国家利益么？这是个人利益么？”“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环境气候演化，这我很乐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跟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彼时柴静的问题与丁院士的回答相比，显得有一些苍白或者说是无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与人看待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当一个人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处，研究的标的物关乎人类的生存，研究的范围达到人类日常活动的最大极限，研究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人类历史，他的话必定是掷地有声的，而丁仲礼院士的着眼点很明显已经超越了“人”的范畴，因此他很乐观。我们退一个台阶，回到人类利益这一高度，如果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科学家的国籍是否还重要呢？
第三个故事：钱学森钱老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谈到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的感触。“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钱老原先的讲话，意在启示创新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在无意中表达了钱老对科学家巴斯德话语的认同，即“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这点和当下杨振宁的事结合起来，仿佛就显得恰如其分了。把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给分割开来并且封锁，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是不利的。但是当下人类社会最广义的交互形态就是以国际、国别的形式存在。因此我们现阶段并不能摆脱这一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束缚，只得在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权衡，更确切说是挣扎。我们无法说清楚哪种利益是更值得去维护的。那么我们所谓的道义或民族或人类的评价标准就一定是正确的么？
第四个故事：杨振宁接受诺奖时致辞说“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我愿意说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他获得诺奖说这番话时，是1957年，而他加入美国国籍是在1964年。他出生于1922年，而新中国成立是在1949年。准确的说他是以Chinese的身份获得诺贝尔奖。Chinese可以指中国人，华人，华裔，华族等等。对于他领奖时的身份问题，笔者不做明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是很多人误解的美国人。
第五个故事：有人说谢霆锋和李亚鹏有一些神似，而翁帆和年轻时的杜致礼不仅神似，而且都曾经是杨振宁的学生。笔者不能找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之间不是爱情。况且，爱情是伟大的，涵义是广博的，地位是崇高的，处于地域、种族、宗教、文化、性别之上，更何况是年龄呢？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独立完整的人格，有权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譬如回国与不回国，入籍与不入籍，结婚与不结婚，如是云云。在合法的前提下，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就好。因此笔者没有资格用自己的道德去强暴别人的行为。
五个故事讲完了，故事并不生动，夹杂了笔者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愿意站在任何偏执极端的立场去评判，也希望读者能够客观理性看待这个已经渐渐不热的话题。笔者身边很多朋友，面对薪资是国内一线城市数倍的工作机会，面对留下工作能够长居入籍的必然结果，面对糖衣炮弹和灯红酒绿，甚至有的与欧美女生成为情侣或结为夫妻，他们最终都愿意回国，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说起原因，笔者想起小时候学过的一篇课文《最后一课》，故事的背景是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大部分被占领，当地学校最后一次法语授课的场景。从那堂课起，孩子们不能再说母语。为了寻找感受那种切肤之痛，笔者曾造访了德法边境的小城斯特拉斯堡，遗憾的是：置身于历史之外，德法双语的路牌并没有增加任何的违和，正如我们看蚂蚁打群架，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笔者是一介凡夫，并不拥有上帝视角，也注定逃脱不了民族复兴的家国情怀。
一个朋友曾经问笔者“倘若留下，余生你将生活在一个不能说母语国度，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凄惨？”就像困在印度半个世纪的老兵，渐渐模糊了咸阳乡音那样悲凉。所谓落叶归根，可能也是杨振宁先生现在的夙愿吧。（杨泽华 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 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