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小猪，如何成为一座城的童年想象

他们的鱼丸粗面卖光了,就是所有跟鱼丸粗面的配当都没了。

——“麦兜”系列电影

中国南边有一座城市叫香港,香港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大角咀,在好彩酒家斜对面旧中桥百货公司的楼上,有一家春 田花花幼稚园。幼稚园里有一群可爱的小朋友,其中一个叫麦兜,长相平平,智商也平平,和妈妈麦太一起过着不富裕但快乐地生活。

麦兜的祖先麦子,名兜,字仲肥,是一位秉承“无用”思想的发明家。麦兜的父亲是菠萝油王子,因流落香 港而失去了故国,邂逅麦太不久又踏上了复国道路,一去不返。麦兜的校长曾经是一名音乐家,迫于金融危机组建过春 田花花合唱团,但最终难免倒闭的命运......麦太、Miss Chan、 Mary、春田花花同学会里的同学们,麦兜的身边总有许许多多平凡但可爱的人物,过着笑中含泪的生活。

“麦兜”系列电影现已拍摄六部。小粉猪麦兜一直没有长大,它的故事将陪伴着香港人继续前行。

有一对父子,在香港地铁过闸。可能是卡出了点问题,过不了闸, 父亲便要儿子从闸下钻过去。整个过程父子都是说的普通话。他们的身后跟了一个香港人,可能是担心被误解,父亲想跟香港人解释一下。不过, 他开口用的是英语。

跟在父子背后的那个香港人,名叫谢立文,是赫赫有名的“麦兜之父”。他和妻子麦家碧一起创造的麦兜家族,被认为是香港精神的代表, 在香港红了二十多年。

偶遇此事,谢立文感触颇大。他说：“什么是弱势文化?这就是。” 这位父亲不用普通话为自己辩白,因为他认为在香港人面前,英语更有说服力。在彼时的语境里,普通话的可信度弱于粤语,英语更加高人一等。这个小故事道出了全球化时代的阶级真相：英语代表了通行全球的文化霸权,高居顶端;普通话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语,处于被鄙视的底层; 而粤语,作为经济发达的香港的官方语言,夹在两者的中间。

故事发生在 2008年。当时,“麦兜”系列电影已上映三部,包括真人动画结合的外传电影《春田花花同学会》。第四部《麦兜响当当》正在筹备之中。全港人刚刚庆祝完回归 10 周年,香港和内地累积的种种问题 和不快尚未大规模爆发。山雨欲来风满楼,敏锐的谢立文仅仅从一件小 事,就洞察到香港、内地、全球之间蕴含着的文化冲突。湖面虽然平静, 但湖面之下早已暗流涌动。

香港动画的发展历史不长。启蒙阶段,正好伴随着香港的经济腾飞时期。1959年,一位“中华漆厂”老板突发兴趣,邀请美国联合制片公司的人远赴重洋来到香港,购买器材并为油漆厂培养15名动画人才。1960年，培训开始后不久，由于价格没谈拢，美国专家离开了香港。1961年，中华漆厂解散了动画部门,但留下的15名动画人才却成了日后香港动画的中流砥柱。那时起,香港动画才算蹒跚起步。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邵氏、嘉禾等公司各领风骚后，香港电影渐入佳境，商业上一片蓬勃，票房一路飘红屡破新高，也涌现了王家卫、杜琪峰等一大批具有作者意识的电影导演。但香港动画却没有出现同等、相应的爆发和增长,仅仅在电视动画上有一些尝试。电影动画方面，1981年和台湾合作的《老夫子》短片曾经大受欢迎，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老夫子 七彩卡通老夫子 (1981)

直到2001年圣诞期间《麦兜故事》的横空出世，香港动画影人独立制作的港产动画电影才算宣告有一部扬眉吐气的作品(香港本土票房超越了宫崎骏的《千与千寻》，是当之无愧的港人骄傲，实实在在创了一个票房奇迹)。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麦兜”系列都充分展示了何为香港动画。也以此证明了即使只有人数相当少的团队，香港人也能拍出动画长片。尤其是《麦兜故事》《麦兜：菠萝油王子》片尾显示“100%香港制作”的字幕，更是让影院的观众自觉起身鼓掌，自豪感油然而生。

《麦兜故事》（2001）

到2014年《麦兜：我和我妈妈》上映,这一系列动画电影已经不紧不慢制作了六部。

麦兜的形象最初出现在1990年的《明报周刊》上，由谢立文、麦家碧夫妇共同创作。事实上,这一系列漫画最初的主角并不是麦兜，而是麦兜的表哥麦唛,即春田花花幼稚园中麦兜身边那头戴着帽子、没胎记的猪。麦唛的身世、个性和麦兜截然相反。他出身富贵，精明能干，受尽宠爱，随心所欲，画得一手好画，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是个典型的香港“醒目仔”。这时期的香港，也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楼市股市双旺，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东方明珠”的美誉之下,港人享受着一个时代的富贵荣华，充满了乐观和自豪。

麦兜

1997年前后，伴随香港回归和紧接着袭来的金融危机，麦唛的角色逐渐淡化，麦兜取而代之成为主角。麦家碧笔下的故事场景，也逐渐从高档的中环写字楼、人声鼎沸的高档茶楼，逐渐转移到位于大角咀的春田花花幼稚园。麦兜生于单亲家庭。

一天，电闪雷鸣,一只塑料脸盆从天而降，转啊转啊转到了麦兜妈妈麦太的产床前。在脸盆落地前，麦太许了好多愿望,有了很多期待,比如希望孩子帅如周润发、梁朝伟，长大后发达发财等。但麦兜长大后，当然没有成为发仔、伟仔,而是和你我一样，成为一个普通、庸俗的上班族，一个平凡的负资产者，一个吃饱了饭就会感谢上苍的平常人。

麦唛和麦兜

麦兜和麦唛长相接近，爱吃、贪睡、容易长肉，最明显的不同是麦兜的右眼多了一块圆形的胎痣。麦兜出生的阶层跟麦唛也有很大不同。他和妈妈麦太相依为命,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处于中下层。他的性格单纯乐观，善良是他最大的优点。但他资质驽钝，似乎无论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关于主人公从麦唛到麦兜的改变，谢立文是这样说的:

“麦唛在香港或者广州、英国都没有区别,但麦兜只能在香港的背景下出现。他的单亲家庭，他的母子关系，还有他天生资质低,这和麦唛都有很大的区别。”

更多的人将麦唛向麦兜的改变归结于外部环境，尤其是香港整座城市景况运势的改变。香港是一座集合香港本土文化、英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城市。文化多样性为这座城市赋予了万千面貌，“两文三语”的语言碰撞,校长的潮州口音、港人“北上”的背景、Miss Chan的英文教学，种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既是创作麦兜的灵感来源，也是港人身份迷失的焦虑源头。1997年前后，随着经济发展跨入瓶颈，香港人也逐渐对蠢笨但是善良的麦兜有了更多共鸣，而非原来的“醒目仔”麦唛。

谢立文

“麦兜”系列两位创作者的背景相当耐人寻味。麦家碧生于香港经济开始昂头向上的 20世纪60年代末,幼年就读于天主教开办的女校，家庭环境简单而纯净，甚至画了二十多年的麦兜形象，她也未曾看过一头真实的猪。18岁时，她经人介绍，去了谢立文的出版社打暑期工。

“他的出版社是出版珠宝相关书籍的，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画画的人。我也不知道他是看上了我的画，还是看上了我。”

那时，谢立文刚刚从悉尼留学回来不久，开始创业，是个衣着邋遢的年轻人。四年后，麦家碧大学毕业，就业失败,谢立文接纳了她。

“我可以要你的画，但你得给我故事。”

麦家碧没有故事，于是谢立文提笔上阵，两个人成了老板和员工、脚本和漫画师。后来，“为了麦兜,能否跟我试着谈恋爱?”麦家碧成了谢立文的妻子。这两个“典型的香港人”组成的混合的角色保持至今。

麦家碧

麦家碧单纯的家庭和生存环境，又深受西方漫画大师的影响，孕育了她唯美曼妙、柔和亲民的画风。谢立文的笔，则赋予了作品丰富深厚的人文精神。谢立文深受民国漫画家丰子恺的影响，他笔下的文学剧本充满了丰子恺作品的温暖人性，甚至会将丰子恺的作品作为元素直接穿插在绘本之中。“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往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有了灵,人就活了。”是谢立文给麦兜吹了一口气，麦兜才有了灵，能说话，会行走。

谢、麦二人将近三十年的创作，共创作绘本无数，电影六部。麦兜,逐渐成为香港城市上空一个不灭的图腾。

本雅明说：“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发生的事件本身，而在于过去发生的历史何时能够被认出来。”一个人、一座城，往往是要观照过去，才能正视当下。要弄清楚我们是谁，首先要认清的是：我们从何处来？

传统的历史教科书里，香港被割让是《南京条约》的产物，是清朝皇室的弃地，也是中国人近现代史的屈辱象征。然而今日之香港，远非民族主义的历史观能一言蔽之的景观。从今日港人的角度重述香港历史，提炼构建所谓香港“本土意识”，乃成为一种自觉。

香港的历史不长，历史身份的缺失，令港人对自行构建香港文化的渴求极为迫切。漫画、电影作为香港最具影响的文化样式和媒体景观，参与构建香港的本土意识。

1997年以前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是以怀旧影像回应当下身份和政治困局。例如关锦鹏的《胭脂扣》，用特定记忆的怀旧影像来表达自己，从个体体验引发群体的共鸣。1997年之后,“时间终结”的焦虑成为过去。1997年、19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是“后97”时代的两个标志事件,前者击破了香港傲视群雄的经济奇迹，后者令港人对一直引以为傲的市政管理、完善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动摇。当年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更是雪上加霜，令港人的心态堕到谷底,不得不向内地求救。多亏CEPA及时出手，香港才稳住摇摇欲坠的经济,也才有了后来大批港人浩荡“北上”的现象(其中也包含北上武汉的麦太)。

香港长久以来依仗的经济神话破灭，令香港与过去割裂开来。香港导演眼前的问题是：香港例外既然已不存在，什么形象才能连接过去和未来，叙述新的香港故事?“麦兜”系列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麦兜的形象包含了香港境遇的种种象征，整合和映射了后殖民时代的今日香港，更在于通过一系列麦兜电影以影像—故事—空间—事件的叙事方式，通过麦兜这个个体，建构一个全新的香港城市影像,重新讲述有关香港的城市历史。

回顾“麦兜”电影动画系列,从麦兜本传的首部曲《麦兜故事》到《麦兜:菠萝油王子》和《麦兜:当当伴我心》三部电影的时空关系和香港本身最为紧密，以个体的记忆为香港树碑立传，从麦兜的眼睛看到了一座城市的兴衰。

《麦兜:菠萝油王子》是一个有关寻找的故事。戏中戏的结构让这部商业上大受欢迎的电影有了一丝艺术片的意味。主线是麦兜向麦太询问有关父亲麦炳的故事，其中套着麦炳也即菠萝油王子追寻失去的王国的故事。

也许你注意到了,麦炳故事发生的舞台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他离开了王国，流落到了名为“一旧旧埠”的海港城市——代指香港。离开故土和家乡,流落海岛,这是战后一代香港人的共同回忆。由于20世纪初中国内部动荡不安,不少人逃难到香港,包括二战、国共内战以及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大逃港事件。长达数十年的人口净流入，给香港带来了低成本的大量人口，让香港乘着战后经济腾飞的东风,发展一日千里。《菠萝油王子》影片中，夹杂着许多工厂女工等纪录片场景,就是当时的真实记录。

麦炳和麦太(玉莲)结婚不久,留下一封信后就不知所踪。按理,20世纪60年代消失的麦炳，不可能会留下一个90后的遗腹子麦兜,有人认为这是电影的一个最大缺漏，这其实是我们解读创作者背后用心的最大关隘。众所周知，60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识抬头的重要时期。谢立文有意将麦炳的舞台置于那个火热的年代，为香港本土文化寻根的目的不言而喻。

麦炳，即菠萝油王子的身世代表了上一代香港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来到这座小岛,但始终无法将香港视为故乡。他们操着山东话、上海话、宁波话、潮州话、客家话,偏偏不说粤语......乡音未改的麦炳们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流徙状态。

麦炳活在过去，所以他成日沉默不语、闷闷不乐。他放不下已经流散的王国，即使有麦太的抚慰，也难以慰藉心怀。因此他在婚后不久带着昔日部属，毅然踏上复国之路，一路斩妖除魔，最后走到了路的尽头。眼前是悬崖峭壁，周围是望不到边的瀑布,伴随着《马勒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这一梦幻般的绝境，仿佛在暗示麦炳的寻根之旅是死路一条。

《麦兜:菠萝油王子》是整个系列本土意识最为明显的电影,堪称香港本土文化的寻根之作。之后的《麦兜:当当伴我心》则回顾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经济不振的惨痛历史。金融危机是一个港人绕不过去的痛。《少林足球》里田启文饰演的三师兄有一句台词：“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说的就是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港人的真实经历。那段时间，报纸杂志上全家烧炭、跳楼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垃圾股果然会跌到让人跳楼。”堕为负资产的成年麦兜说。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校长。校长说话本来就慢,但谢立文要求配音演员黄秋生一慢再慢，要慢到港人的心里去。

影片里有一句直戳心窝子的台词，“突然间不知道是谁关了灯,一下子全暗了”。非常形象地形容了当时底层香港人在金融危机时的直观感受。

春田花花幼稚园门口刷满了“欠债还钱”，校长无以为继。于是杯奶越来越淡，饼干越来越碎，小朋友每天只能分到一粒咬不开的糖炒栗子。后来麦兜和幼稚园的同学们被迫组成“春田花花合唱团”,在校长的带领下每天四处走穴卖唱。唱过广告歌，唱过没人光顾的商场，上过刘德华的演唱会,遇到过卷钱跑路的经纪人。在麦兜充满童趣的眼睛里，不觉得苦,反倒充满了快乐。但在黄秋生缓慢又缓慢的声音里，背后藏着多少底层草根的血和泪。合唱团的小朋友在舞台上放声歌唱，恒生指数急转直下，家长们在台下纷纷默默抹眼泪。校长再打多份工、再拼也阻止不了春田花花幼稚园的倒闭。寸土寸金的香港,哪里有什么童话净土?

本雅明说：“回忆是为了被摧毁、被解构的事物进行建构。”无论失根的麦炳，还是失意的校长，都是在历史教科书上连个标点符号都混不上的人物,但他们是香港本土文化的滥觞。

当下的空间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麦兜”系列电影里的香港，有鲜明的印记，鳞次栉比的高楼、人声鼎沸的茶楼、处处可见的天桥，水泥森林组成的都市空间；菠萝油、蛋挞、鱼丸粗面等港式饮食；粤语、英语、普通话、潮州话交叉的语言环境；人多、车多、霓虹招牌多，一眼望去就能认出这“东方之珠”。谢立文通过“麦兜”系列重述了香港的历史，建构一整套属于香港的文化符号。

“今日画舫拆了，我还想在上面办酒宴。”

《菠萝油王子》里，麦太望着海面上消失的过去，略有伤感地说。

经济神话破灭之前的港人代表应该是麦太。在她身上，能看到港人自20世纪70年代一以贯之的“香港精神”。麦太敢为天下先，有闯劲，信奉“有辛苦就有回报、多劳多得”的信条。其中，既有《狮子山下》的拼搏、奋斗,逆境向上和同舟共济,也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务实、勤恳和热爱家庭。其实，麦太身上的所谓“香港精神”，正是鼓励不断向上爬升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香港是自由岛，曾经是资本主义王国上的明珠，香港精神也即是资本主义在华语文化的“新教精神”。

但时转岁移,香港的面貌不同往日，港人的生存环境也大相径庭。麦太往上的一代香港人，是向上的一代、昂扬的一代，经济向好，楼市大涨，荷包里的钱总是花不完、赚不完。麦太继承了上一代香港人积极向上的激情，永远蓬勃，永远乐观。她嗬哧嗬哧把麦兜拉扯大，盼着他成为周润发、梁朝伟。

但时光到了麦兜这一代，大环境整个儿都在往下掉，个体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过时代的浪潮把你拍在沙滩上。谢立文赋予了麦兜一种和麦太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善良、无用，但是快乐。

采访中,谢立文提道:“好像是先有了麦兜,然后才有故事。麦兜是一个生命，它就在那里。我见到一杯水，就会想如果麦兜见到这杯水会怎样。”麦兜的价值观不是从天而降，而是谢立文这一代人的自发感受，是面对成功至上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发展起来的“快乐就好”的麦兜价值观。麦兜的祖先麦仲肥就是“吃饱了撑的”和“无用价值观”代言人。

麦子，名兜，字仲肥，孔仲尼同时代人，是我国一名“极次要极次要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他发明了电饭煲，但忘记了发明电；他发明了史上第一台电话，但只有等贝尔发明了第二台电话，才能通话，为此他苦等多年；麦仲肥甚至发明了一台计时器，一年等于一秒，一千年才报时一次，十万年才会有公鸡报时，对古代人类毫无疑义。对于麦子的发明，校长有一套解释：“你看，茶杯里的水可以轻易地托起一根牙签，但如果是一条船,就需要江河、大海。”

无用的价值观，还表现在春田花花幼稚园的教学项目上。《麦兜：菠萝油王子》里,MissChan给幼稚园学生上课,教育他们如何耍赖、诈死，跟茶楼的伙计吵架。《麦兜故事》里，黎根把即将失传的绝学“抢包山”传给了麦兜。“抢包山”自70年代就已被禁止,民间不再有这项活动，更别说跻身奥运会了。这项无用的运动，除了给麦兜粗壮的小腿，别无他用。

无用相对有用，就好比孩童相对成人。在资本主义价值观里，一切行为可以被切割为有用或无用。能为资本创造价值的技能视为有用,反之则应被抛弃。在社会中,儿童成长为成人,就是逐渐切割掉无用的技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种人,在谢立文的语境里被称为“社会栋梁和未来主人翁”。“什么时候才算悲观，就是你说好一个人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成为社会栋梁，一定要买楼的时候，就是很悲观了。”谢立文坚定地站在了无用的一方。

如果非得从“麦兜”系列找出什么反面人物，一定非“社会栋梁和未来主人翁”莫属了。《春田花花同学会》开头，谢霆锋配音的小人物上厕所，却被一个戴眼镜、背书包的社会栋梁挡住——用他高昂,持久,像喷泉一般的尿柱挡住。无论小人物怎么绕，都绕不开社会栋梁强劲的尿柱，就好像人在社会中时时刻刻面对社会栋梁的围剿，逃不开、避不掉。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栋梁，尤其在阶级日益固化的香港。底层香港人的上升通道被堵得严严实实，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公，连报名幼稚园都需要通过家长面试。像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的人，混得好的比如《春田花花同学会》里面的上班族、餐厅伙计，混得差的就是《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面的黑社会混混。同时，贵族学校幼稚园的校友个个脑满肠肥，出场仿佛明星走红毯，捐款动辄亿万，和春田花花幼稚园的筹款会相比，一天一地，有云泥之别。

于是麦兜一次又一次承继“无用”，坚持立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外，以对抗现代性的成人与儿童的分割。有时，这种无用也会成为平凡生活的一个出口。譬如爱抖脚的麦炳，他说:“抖脚，好像会让日子过得实在点。”在同一部电影中，继承了父亲天赋的少年麦兜依靠抖脚，跟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JoJoMa同台演出，仿佛已成为人生赢家。

无用之用，是对抗资本主义的最佳武器，也是一种新的价值观。《麦兜：当当伴我心》里，长大后的春田花花同学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们学会了歌唱，这是校长留下的“生命中最珍贵的一份礼物”。有了这样一份礼物，足以鼓励他们在资本主义丛林厮杀的时候，内心保有一份纯属于人类的童真。

“麦兜”系列不是一个成长故事，它反成长，反励志。诞生二十余年,麦兜始终保持儿童的形象，从而抵抗资本主义的物化。麦兜和周星驰式的小人物也不同。周星驰饰演的小人物更贴近上一代香港人,他们白手起家，努力奋斗，最终发达发财，实现阶级跃迁。也许，周星驰有他来自商业的压力。周星驰式的小人物励志题材是好莱坞屡见不鲜的故事套路，是本土化的“美国梦”，也是资本主义不厌其烦输出的价值观。

歌声就是一种武器。“麦兜”系列电影，插曲是很重要的元素，甚至承担起抒情、叙事以上的功用。《麦兜：当当伴我心》是一部完整的音乐剧。在儿童合唱团的歌声中，警察和绑匪会达成和解、麦兜和麦太会互相理解、校长会号啕大哭、观众会被勾起无限乡愁，歌声可以抚慰每一颗谈不上成功、为生存苦苦挣扎的平凡心灵。

这也是麦兜真正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一层价值，它才值得所有港人喜爱,成为香港文化的代表。也因为这一层的价值，作为后现代的国际都市，香港将建构出新一代的“港人精神”，发扬本土意识，打破数十年以来的身份认同魔咒。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作为 “麦兜”系列的灵魂，谢立文说 :“我觉得麦兜是一往情深,表里如一的。”

麦兜，是香港这座文化沙漠里的诗意。《春田花花同学会》最后一幕，所有春田花花幼稚园毕业的同学走上前，一起唱起《春田花花同学会校歌》。绑匪、警察、人质、乐手、指挥、 火锅店的饕餮客、烧味店伙计......都沉浸在歌声中，仿佛所有香港人都放下了成见和偏执，达成了和解。紧接着，在柔情的长号伴奏下，一场激烈的枪战结束了整部电影。

也许，以麦兜柔弱之肩膀，无法担起港人身份认同之责。但他坦荡 荡的诗情画意，活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