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7年高考开考。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而深圳参加高考的考生为4.3万，创下历史新纪录。
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年。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全国超过2亿人参加了高考。高考，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为国家输送了无数人才。
1977年，关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人涌进考场。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弹指已是40载，一根“指挥棒”改变了中国——40年来，高考伴随着民族的记忆，记载了社会的变革；40年来，数以亿计的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走进了另一种人生。其中，广东有1300万考生走进考场，而深圳也有几十万考生参加了高考。
多年来，无数心怀梦想的考生，如今都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40年前的准考证
高考，为国家也为个人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对于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而言，特区的发展建设，离不开无数移民的奋斗，其中，有许多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深圳早期的拓荒牛中，就有不少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人，而多年来，又有一批一批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揣着梦想南下深圳，为这座经济特区的改革发展奉献了青春岁月，以自己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浇灌出一座美好的城市。
高考，是对奋斗意义的最大奖赏。
40年前，高考制度的恢复，开启了梦想的时代，照亮了中国的前程。今天，当又一批年轻人走进考场时，本报找寻了多名刚恢复高考时参加高考的考生，一起回望他们当年的高考经历、心路历程，从他们的故事中感受时代的脉搏、见证青春的拼搏和奋斗的印迹。
主人公：陈出新
考试年份：1977年、1978年
考试地点：广东省化州县
参加高考年龄：19岁
录取院校：湛江地区工业学校
高考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那一年，我19岁，算是比较年轻的高考考生。
年轻时代的陈出新
从一名小学教师到林场辅导员，再到书记员、法官、行政管理者，现任宝安区教育局专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陈出新，甚至还记得当年的高考试题，语文广东卷只有一道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数学试卷中，让他印象最深的一道题目则是“求证勾股定理”。
1974年从化州县环城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的陈出新，实现了人生中第一阶段的学习积淀，并回到化州县河东小学，成为一名代课老师。回忆起第一个月拿到21元工资，他感慨“真是很幸福的回忆！”随后上山下乡来到林场的他，由于肚子里有点儿墨水，当上了林场辅导员，直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带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在没书、没资料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复习。
1977年12月第一次参加高考，我心气极高，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广播学院，还有中山大学历史系等，但遗憾的是只考了227分，以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230三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
在陈出新的心里，高考不啻于人生唯一的出路，1978年7月他重头再来，一心走出大山的他放低了目标，高考志愿仅填报了一所中专。
品学兼优的陈出新在学校里显示出了自己巨大的潜力，学业优异，还担任着学生会主席、班长等职务，1980年一毕业就被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选为书记员；1985年，好学的他再次进入设于雷州师专（湛江师范学院前身）的干部专修班就读大专。陈出新坦言，这两年系统的政治理论专业学习，对他日后人生的学识构建和学习能力培养影响极大，也完成了他自身整体素质的综合构建，此后，再面对任何难题他都游刃有余。
学无止境，陈出新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1987年从雷州师专毕业的他，入读了最高人民法院开办的全国人民法院业余大学，用三年时间完成了法律专科学习，而后，参加了中山大学为期两年的在职本科学业学习。直到200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竟选择再次攻读澳门科技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如果不是机缘不巧，我应该已经完成了武汉大学的法学博士课程。”虽然略感缺憾，可是陈出新依旧笑言，“人生没有如果，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这一切都要感谢高考、感谢党、感谢政府。”
宝安区教育局窗外，绿叶成阴摇曳生姿，室内，陈出新的办公室内极尽朴素。他告诉记者，这辈子做得最重要也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参加高考”。
知识改变命运，人需要读书，跟上时代的步伐。正规大学的全日制教育，对人一生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系统的专业学习会内化为一个人的精神修养，这也是为何在招聘中，企业极为看重求职者的第一学历。
陈出新说这几乎是自己穷尽一生最珍贵的心得。
主人公：郑齐明
考试年份：1977年、1978年
考试地点：揭阳
参加高考年龄：20岁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因为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小时候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了农村，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在这种情况下，我考上大学了，开始了一种全新生活，这种改变我一辈子都记得。
——中山大学1978届郑齐明
学生时期的郑齐明
郑齐明1957年出生于广东揭阳普宁市，郑齐明的父亲曾是一家报社的总编，母亲是一名教师，家境还算不错。在舒适的成长环境里，由于受到父母亲的影响，郑齐明从小就接触了不少文学名著，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但是这段美好的成长岁月很快就中断了。
“1968年我的父亲受到批斗，全家都被下放到农村。在村里，我们的地位也很低。每次分配粮食时，我们家得到份额都很少，挨饿是家常便饭的事。”郑齐明说，“当时我就在想，要是我能够去参军，或者能当一个工人，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当时的郑齐明没想到，他人生的转机很快就来了。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看到了人生的新希望，这其中就包括年仅20岁的郑齐明。可第一次高考，成绩优异的他却因为政治审查不过关，最终落选了。1978年，重新回到考场的郑齐明，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小就在知识家庭长大的我，比一般的孩子有更好的知识基础。因此我是比较有信心，一位监考老师看了我的答卷，走出考场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让我回家准备行李去。
事实证明那位监考老师的眼光十分准确，当年，郑齐明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从上山下乡的农村青年，变成城市的大学生，这种转变让郑齐明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已经改变了。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就一直待在农村。高考给了我，以及众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跳出农村，去追寻另一种人生。
郑齐明
主人公：李旦明
考试年份：1978年
考试地点：东莞
参加高考年龄：27岁
录取院校：中山大学
1951年出生的李旦明，直到27岁才考上大学。但他直言，在当年大学的班级里，他的年龄不算大。
正在上大二的李旦明（前排右二）捧着书与同学合影。
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15岁，最大的35岁。我觉得年龄不是什么问题，重要的是高考给了我们这些不同年龄、不同出身的人公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
17岁那年，就读初中一年级的李旦明被迫辍学，随后被分配到原东莞县（今东莞市）辖区内的乡村插队，突然的变故让他的读书梦戛然而止。在乡村插队的3年，生活条件不但艰苦，而且基本上“无书可读”。一本意外捡回来的高中语文课本，李旦明翻得滚瓜烂熟。
幸运的是，李旦明当年会几门乐器，有一些文艺专长。凭借这些专长，他被安排到东莞县宣传队工作。这一环境的变化，使他继续阅读和学习成为可能。在宣传队工作的7年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历史、艺术类作品。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很快被他完全收入“脑”中。纵然有着丰富的知识和不俗的能力，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李旦明曾一度认为自己想要进入大学学习，纯属痴人说梦。
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李旦明眼里燃起了希望的光芒。
当时我数学和英语都不太好，高考前几个月，我就专门突击这两门。功夫不负有心人，长期的学习和专项突击让我脱颖而出。
1978年，被中山大学中文系录取后，李旦明学习依然十分刻苦，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系统的知识。回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涯，李旦明依然十分感慨，那时候不单单是他，他们班的同学学习都十分努力刻苦，大家都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回顾高考制度恢复走过的40年历程，李旦明感慨道，自己是当年高考的幸运者，但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这个制度给了他以及无数的年轻人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高考一定程度上是残酷的，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能让寒门子弟与其他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我也希望现在那些赢得了这个机会的年轻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机遇，不要浪费大学的学习时间，把大学当做人生重要的跳板去努力，而不是当做一个娱乐玩耍的休息站。”
李旦明
主人公：胡志民
考试年份：1977年
考试地点：上海
参加高考年龄：27岁
录取院校：复旦大学
1977年12月，27岁的中学教师胡志民走入了高考考场。等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十年。
胡志民（左二）与同学们在校门口留影。
胡志民是上海人，小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对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说，上高中、考进大学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上中的校长是知名的教育家叶克平，在给学生们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就告诉他们：“你们一脚进了上中，相当于另一脚就进了大学，只有读到大学以后，你们的知识才能够更好地为祖国服务。”
从那时起，胡志民就将上大学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实现理想，他和同学们在初中三年中一直非常用功，发奋学习。但1966年文革爆发后，他们的学业被中断，得知自己的大学梦被粉碎，许多同学甚至抱头痛哭。
学上不成了，胡志民和同学们进了农场，开始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
那时候工资仅仅够吃饭，日子很苦，很多人都对前途感到迷茫，但我们几个上中的同学因为年纪小，一直牢记着校长的教诲，对未来抱有希望。
因此，在下了工以后，他们既不打牌，也不抽烟，全部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只为有一天能够实现上大学的梦想。
四年的上山下乡结束后，胡志民到一个中学当语文老师，终于能够回到校园，他竭尽全力想当一名好老师，但收效甚微。“当时中学的教学秩序基本都被文革破坏了，根本谈不上教学质量，而且我也感到自己的知识积累是不够的。”因此，在1977年底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他的心情不啻于拨云见日。
我知道，我是铁定要去参加高考的，这是我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机会。
当时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很仓促，胡志民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复习，一般都要复习到夜里一两点钟。高考的那两天，他每天骑单车去考试，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再去。作文题他记得是二选一，他选的题目是“在这抓纲治国的日子里”，写了自己学校一年来恢复教学秩序，发动学生们努力学习的见闻。
“我记得试卷的纸质量特别好，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纸。”胡志民说，后来他才知道，国家一下子组织这么大规模的考试，考试用的纸不够了，最后把印《毛泽东选集》的纸拿来当考卷。
学生时代的胡志民。
成绩放榜，胡志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这是他填的唯一一所学校。他有一名学生也同时参加高考，也同样考上了复旦。那一届的大学生年龄横跨十几年，他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入学时已经30多岁，是三个小孩的父亲了。
当时这批大学生入学时大多有理想，也有阅历，毕业后，这批人成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中坚力量。
从事新闻事业是胡志民的梦想。在农场的时候，他就做过宣传工作，是连队黑板报的“主编”，有一次文汇报的记者到农场采访，他作为通讯员协助记者们做报道，从此就对记者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复旦新闻系毕业以后，他先后在《文汇报》和《深圳特区报》工作，尤其在特区报工作了27年直至退休，圆满完成了自己的新闻梦想。
高考不但改变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而且改变了时代的走向，让整个社会重新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让大家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的命运。
胡志民
主人公：周社
考试年份：1977
考试地点：安徽
参加高考年龄：22
录取院校：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
2015年，深圳市高级中学语文教师周社到龄退休，由于他有多年带高考毕业班的经验，后来被学校返聘。今天，他把自己最后一届学生送进高考考场后，也正式走下讲坛，进入真正的退休生活。想起1977年12月的那场高考，周社觉得自己既幸运又遗憾，心中涌起复杂的滋味。
1980年正在上大学的周社（第二排右一）和他的同学。
由于学工学农，周社的中学阶段大部分时间在安徽省安庆地区潜山县度过，在那里，他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记得，我的初中数学老师是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课讲得生动有趣，所以，本来对数学毫无兴趣的我，迅速喜欢起来，每天做题，乐在其中。但那时候，完全没想过我的人生会有高考。
毕业后，周社当过代课老师，也在安庆市香皂厂当过工人，对于周社来说，那段记忆的气味很“刺鼻”。“当时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我基本上的是晚班，工作内容是两个人把装在80多厘米高的罐子的盐酸，搬到一个高台上，再倒进一个巨大的容器里，瞬间冒出许多呛人刺鼻的烟雾来。如果没有高考，这种气味可能会伴随我许多年。”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恢复高考的讯息传来的时候，周社正在工厂上班。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很突然，不明白高考是怎么回事，更无从反应。
怀着对高考模糊的理解，周社懵懂地开始复习，没有复习提纲，没有教材，对于高中已毕业三年、基本淡忘学科知识的周社而言，所谓的复习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数学题。
50多天后，高考开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题目相当简单。但要知道，当时的选拔考试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十一届中学生一起考，包括‘老三届’高中生，他们是真材实料啊，还有基础扎实的应届毕业生。在我所在的安庆高中，50人的班级里最后只录取了两个人，文科是我，理科是一名女生。
成绩放榜，周社被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录取。“当时挺难受，没考好，也不知道可以再考一年。”想起40年前的往事，周社不免流露出淡淡的失落。
大学毕业之后，周社先后在安庆一中、海南中学任教，后来到了深圳实验学校，2001年进入深圳高级中学，并长期奋战在高三一线。
跟年轻的生命打交道，我很单纯、很充实、很快乐。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纵然有遗憾，但却成就了我独一无二的人生，当了40年的教书匠，带了17届毕业生，帮助他们在高考中实现自己的梦想，迈向更高的平台，我很满足，也很幸福。
周社
40年前，恢复高考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当无数年轻人的生活被局限于田野和工厂，当无数学生的求知梦被规定的生活方式扼制，恢复高考的消息让他们对生活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的人生也从此拥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
40年来，通过高考实现人生“逆袭”的例子可以千万计。高考这根“指挥棒”，其实指向了公平的社会流动机会。
如果没有高考，张艺谋可能已经在咸阳棉纺厂退休，电影界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他的身影；
如果没有高考，曾三次走进高考考场的俞敏洪就很难进入北大，更难创下辉煌的事业；
如果没有高考，黄大年可能沿着地质队物探操作员的路往前走，与海外深造、学成报国的轨迹没有交点；
如果没有高考，千千万万的人将停留在原地，离梦想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