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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龙简介 -
2018年4月27日下午,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新时代媒体实践”学术沙龙上,《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从自身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出发,阐述了新闻媒体在改革开放时代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新闻记者其中的使命担当。特邀嘉宾、人民网《网络舆情》杂志总编辑祝华新,对谈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及在场师生则从不同角度对新闻媒体的社会价值、新闻记者与时代变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本公号将此次学术沙龙的内容整理成文,分两期推送,本期推送此次沙龙的点评讨论部分;
演讲部分请移步
《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从业三十年新闻作品探讨(上)》。
图为对谈嘉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米博华教授发言
- 嘉宾对谈 -
米
博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
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参加这样一个作品研讨会。对各位来说,这些作品可能是一个个故事,一页页报道;对我来说,则是一帧帧过往的画面,非常感慨。想起来,我35岁到《人民日报》工作,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三十多年过去了。所以,我看到的是一段峥嵘岁月,一段艰辛的历史,看到的是我们在《人民日报》一起工作的历史情怀。对不起,有点激动,我们在一起工作太长时间,有太多感慨了。
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我想跟大家说,三十年对泓冰来说,或许是一个工作经历;但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做出的重要贡献。刚才华新统计了一下,泓冰在人民日报上有600多篇报道和评论,还没包含人民日报华东新闻的作品。这三十年里,她参与了《人民日报》许多重要报道,策划、写作和编辑全都参与了,大事件估计是一个都没漏。比如每年的“两会”,她往往是报道组成员。每每遇到大事,领导就会说,“先把泓冰叫来吧,她能扛大事”。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言论,她都能按时按质完成。
人民日报在国家政治生活里发挥了非凡作用,这是离开报社后,我才慢慢越发体会到的。以前或许没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一天一天地办报纸而已。泓冰这三十年,不仅是一份工作、一个饭碗,很多报道为我们国家的进步发展作出了贡献。直到今天,这些贡献仍在继续。
我不谈泓冰的作品具体如何,我想从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泓冰三十年来没有停歇,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从来都是蓬勃向前、奋斗不止,这点让我很感动。最让我感动的是,三十年来都能看到她的成长和进步。这不是一个能随便说的词,许多人年纪很大了但没有进步,许多七八十岁的人是活在八十年代的人,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稿子但还在原地打转,难得的是,泓冰每隔五年十年,都会有巨大的进步。
这种进步,我概况为这样几句话:第一,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党报工作者的转变。今天更多展示的是泓冰才华的一面,其实她还有更大的本事,管理能力也好生了得,现在是上海分社的副社长,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到,到很大年纪了还沉浸在年轻时代、浪漫理想里;第二,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到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贡献者、奉献者的转变。泓冰到上海后对上海的改革发展报道不遗余力,写了很多有锐度的报道,但上海不少领导对她很认可。一个记者的情怀就是,通过自己的笔墨,推动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推动整个世道人心向好的地方发展,这点泓冰做得特别好。第三,完成了从家国情怀的文人议政,到对国家建设起到实际推动作用的转变。她的后期作品不一定再有那么亮丽的文彩,但有很多的政策和思想含量,同时提出了对上海和国家的建设性意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概括地说,这三个方面的转变,表明了一个新闻工作者,从简单的文人知识分子和学生,到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新闻记者。再次祝贺泓冰三十年取得的成就!
图为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良荣教授发言
李良荣(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刚才李泓冰讲了她作品的前因后果,米院长讲了李泓冰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的转变,我没有这么多素材,就谈谈她的作品。
名义上,我是李泓冰的老师,但是这也不能妨碍我成为她的粉丝,我经常读她的作品。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李泓冰三十年的作品,我看了下,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文化教育的,另一类是关于社会热点事件的。这些作品是她全部作品的1/50,如果说采写新闻有一定的随机性,那么在一千多篇作品中选择这些,一定有深思熟虑的考虑,这种考量维度就体现在本次研讨会的题目上: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
这两类题材看上去相差很远,在文化教育类,无论是抢救文物的呼唤,还是对教育现状的忧虑,对巴金鲁迅的追思,或是对冰心、苏雪林等老一辈作家的勾画,李泓冰的作品注重弘扬中华文化、维系中国文脉。而在聚焦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类,从万载爆炸到阜阳毒奶粉,从汶川大地震到上海的踩踏事件,从唐福珍自焚到上海黄浦江的死猪,表面上在书写一时之痛,但仔细读来,在所有这些突发性事件上贯穿了一条红线,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万载爆炸关注的是农村贫困带给孩子们的艰辛,她呼唤为平民群体遇难者降半旗,而不是仅仅为国家领导人的逝世降半旗;阜阳的毒奶粉,她关注的不仅仅是对个别官员的问责,而是官员只关注上级的喜怒,而非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汶川大地震,她呼吁保留北川的地震现场,让后世永远不忘民族之殇。
李泓冰的作品有两大鲜明特征,犀利和深沉。这两个特征看似水火不容,但李泓冰却能把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请大家读一读2015年的《五问外滩踩踏事件谁之过》和2018年的《上海市委书记收“礼”,引出相隔15年改革“对话”》这两篇作品。“五问”每一问都问在群众最关切的要害上,回答都是实事求是的,“五问”一出,全国的舆论走向为之一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到人民日报去访问,一次平平常常的访谈,引发了如此意味深长的改革对话,实在让人意想不到。我想,作者的意图不只是让广大上海市民认识这位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过去和现在的风采,更寄托了一种深深的期待,期待新书记带领上海继续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还有2017年她参与的作品《上海:对标全球最高开放之风劲吹》,2017年和2018年的这两篇作品可以作为上下篇来读,更有深沉之处。
犀利,不是说些极端的话,而是能够抓住时代之问,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是在众声喧哗中能抓住问题要害,是在万人沉默中能挺身而出,石破天惊地责问;深沉,也不是引几句名人的话,涂上了理论色彩,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关系中能梳理出清晰的思路,在众说纷纭中能解读出事件真正的意义。以新闻推动社会进步,必须抓得住时代之问,解读新闻的真正意义,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要求。中国的文人传统是讲文如其人,一般是指文学作品,有很多个性化的表述,新闻作品有非常严格的写作规范和政治要求,个性化是很难的,但李泓冰的作品毫不掩饰地显示出她的性格、情怀和风骨。爱憎分明就写在她的脸上,落在她的作品里,爱得深沉,无怨无悔。
在她的作品看得到对文物流失的痛心疾首,呼喊“抢救!抢救!”;看到乡村妇女唐福珍拎着汽油,蹒跚地在隆隆作响的推土机面前点燃自己,她发出严正的责问,“动用如此国家机器,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草民’,这还是人民政府吗?”这话只有李泓冰敢问;她看到万载乡下的贫苦学生为了微薄的收入,从事这样危险的工作,而发出了痛心的感叹;她看到了满头银发垂垂老矣的冰心,油然而生的敬仰和赞叹……这一切都令我想起艾青的诗《我爱这片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李泓冰在她三十年新闻作品里的呐喊、悲伤、赞叹,都源于她自身的情怀和风骨,深爱中国这片土地,深爱人民,深爱我们的新闻事业。
- 交流讨论 -
图为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孙玮教授发言
孙玮(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
我今天也很激动。我大概是在场认识李泓冰最早的几个人之一,我认识她35年了。当年我和她住隔壁寝室,但比她低两级。后来,我们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李泓冰刚才的陈述,把我拉回到了八十年代的复旦。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复旦大学为我们植下了终身的基因。不管彼此在做什么,都能一眼认出,对方是八十年代的复旦人。
从李泓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这四十年新闻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是,她能理解中国新闻媒介推动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记者实践出来的,不是仅凭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能实现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当自身的价值立场和现实事件结合在一起时,记者知道用怎样的新闻方式把问题呈现出来。无论是文物报道还是体育报道、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李泓冰转换的场域非常多,但一以贯之的是清晰和坚定的“三观”。“三观”通过新闻和评论的方式展现出来,抓住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与国家变化交汇,这是她作品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我和李泓冰师姐走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我个性喜欢安静地读书,所以留在了复旦。但我觉得,不管是做新闻传播的实践还是研究,有两点共同的复旦基因。第一,必须有专业的能力。有卓越的专业能力,才能有卓越的成果。这里我就不再展开,李泓冰的作品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更重要的是,对公共价值的永恒追求,这才是灵魂。我们私下谈论时常常说,新闻传播无论是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要讲公共价值。泓冰说,如果没有公共理念、对社会公共生活没有追求和贡献的话,那所有新闻传播的实践和学术研究就都是耍流氓,没有什么意义。
据传说,“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一复旦精神是李泓冰诠释的(陆晔:是李泓冰首先在公开媒体场合诠释的,这句话原本来自复旦的BBS讨论版),这句话可以让我们理解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所谓“自由”,就是思想上要有开放而丰富的视野,才能形成独立思考;所谓“无用”,就是要和现实功利保持疏离的态度。
祝华新说泓冰的酒量甚好,我想说,和李泓冰喝酒是很可怕的事情,这不是酒量问题,而是在于,要用谈资下酒。吃饭时,必须讨论社会思潮和公共事件,如果只能喝酒、接不上话,你就会很狼狈。下酒谈资,就展现了她的敏锐和价值观。她以此看社会,才为我们展现了新闻和社会发展在当前时代的可能性。
图为中心主任黄旦教授发言
黄旦:
李泓冰的发言给我们一个机会,理解个人与社会、与国家、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李泓冰说她自己的作为与时代变化有关,但历史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足迹书写出来的,因此,要看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变化,还要看到《人民日报》怎样与时代结合在一起。我们现在也面临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李泓冰启发了我们去思考,怎样将个人嵌入时代,寻找重要命题,推动社会进步。李泓冰听过我的课,知道我喜欢提问题,所以我想给李泓冰提一个问题:你的作品集为什么这样编排,为什么是编年式,你的目的是什么?
李泓冰:
陆晔老师给我的题目就是三十年,我想一年选一篇,不是出于编年史的目的,而是想为每一年选择一个符号,像一个个路标。我没有按重要程度来选,但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有时代印记,比如祝华新师兄找到的、我研究生时期写的一篇小消息,也有意思;那些1988年以后的的早期作品,比如关于社科院和中科院的消息,并不算很重要的报道,但可以看到时代的印记。所以,我并不是按照重要性或者稿子写得有多好来选择作品,而是跟着时代走,呈现记录者与时代的一种关系。
黄旦:
我这几年兴趣在报刊史,所以对时间特别敏感,时间标出来,一定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我刚刚想知道你的编排和题目之间是否有什么关联。另外,李泓冰进入报社时,跟祝华新写《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大概差不多时候,那篇文章当时反响是非常大的(陆晔:那时我在广播学院读研究生,对社科院和《人民日报》的大楼充满想象,觉得那么年轻、以那样的气势写文章,太了不起了)。所以,我想再提一个问题,从祝华新的《方位》开始到现在,从历史来讲已经是“方位”大变,李泓冰对责任的理解,是始终如一、不忘初心呢,还是说在不忘初心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更多层次的理解?
李泓冰:
不忘初心是肯定的,作人民日报记者要有恒定的价值观,最忌讳的就是做墙头草。这也是我对“自由”和“无用”的理解,就是说你不能对现实的功利太过追求,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份恒定的价值观才能体现在你的作品中。黄老师的问题提得很好,我认为我还是有恒定的价值观的,与时代同频共振,推动改革开放,不遗余力,一以贯之。另外,肯定也是有变化的:一开始当记者很学生腔,我也讲了第一篇报道被部主任批评太“新华体”的经历,那时候不懂,要写人民日报的报道是不是必须要端着,后来慢慢明白了,在恒定价值观基础上,可以有个性化表达。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问题层出不穷,在座各位也清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面对的肯定不是同一个中国,作为记录者肯定是要与时俱进的,但这个过程中不能丢掉基本价值观。
黄旦:
谢谢。其实我们也希望这个沙龙能成为学界和业界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也希望李泓冰从四十年从业者的角度,觉得就推动社会进步来说,学界还能做什么?
李泓冰:
这个话题很大,但其实我特别感兴趣,我认为学界可以做得更多。我有时也翻一点学界的东西,学者的争论我也在看。高大上的传播理论我不懂,单从新闻业务的角度看,我还是觉得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研究停留在学者案头,离新闻实践有一定距离。学界和业界的沟通,我希望能更多一点。
我们业界是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但如果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不看业界写的东西,那怎么研究呢,新闻上讲不能“客里空”,我觉得学界也要谨防“客里空”。像新闻传播这样与实践联系如此紧密的学科,新闻学院的同学们不能只满足于阅读研究论文。新闻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当年做新闻系学生时,受益极大的是编辑课上讲怎么读报:把我们分成若干小组,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等放在一起,思考为什么同样事件,不同报纸编排、标题是不一样的处理,有何优劣。我从小读人民日报,但在进复旦新闻系之前,我不懂里面有编辑技巧,更有编辑的见识、胸襟和气度。在对实践的观照中,才能学习如何介入实践。我之前问过孙玮老师,现在还有读报课吗,据说是没有了。当然现在是融媒体时代,应该有技术方面的讲授,关于怎么制作融媒体产品。更重要的是,希望新闻学院的学生,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关注此时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呈现。
说一件令我失望的事。涛甫院长请我来讲过几次课,在同学的提问或者回答中,我感觉同学们对中国的当代史、中国的媒体和热点事件的背景等等,比较隔膜,很多基本史实一些同学都不甚了解。作为新闻系的学生,不读人民日报,我觉得说不过去,基本是拍脑袋想象,觉得“人民日报》不就是一天到晚报道亩产万斤吗”……如果是基于了解的不屑,我觉得可以尊重,但人云亦云,不是复旦新闻系学生该有的姿态。希望学界和业界能互相了解,共同推动进步。我们都有点滴推动社会进步的初心,但为什么不能拧成一股绳呢。
学新闻的学生,在我的理解中,就应该大量介入采访写作、学习做社会调查。比如说,上海的路边餐饮是什么现状,能提出什么对策,目前的政策在哪方面有缺失或超前。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这样的业务课要求。当年在复旦新闻系,有两次实习,都是一学期,其中小实习是在本地,我是在上海农垦报,大实习我是在湖北日报。实习半年后带着学到的东西继续课堂学习,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和我的同事也会接触一些来自复旦的实习生,部校共建,我们也是实习基地之一。每年,复旦新闻学院在我们这里实习的,有十几个学生。据说,有的学生采访前,相关积累和准备不是很充分。我们当年采访,要到报社资料室里找一摞摞的相关剪报看,很费力,但一定要深入了解后才敢提问题。
图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发言
洪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我读这个作品集,首先的感觉是亲切。以1988年为节点,现在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师姐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时加入,欣逢1988年的“两会”。在我印象里,这是我们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上开天辟地的事情。如黄老师所说,作品集的编排包含了叙述的线索和理解的逻辑,从这本作品集题材上看,能找到很多共同的线索。就像1988年问的教育改革的问题,以及师姐作品里的文史类的、关于文化老人的报道,也是理解的线索,因为都和八十年代有关。记者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进程的关系,成为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第二,是教育者与现实世界的隔膜。我也在反思,刚与师姐认识不久,她就谈到了这一点,我当时没有很深感受,后来看到一些材料,才发觉我在这方面有明显不足。举一个例子,在看到《请为平民的群体遇难下半旗》之前,我知道的故事是,1998年郭光东在《中国青年报》发了《国旗为谁而降》,2008年南方报系媒体广泛讨论包括暂停火炬传递、设国葬和下半旗等话题。但是,看了师姐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人民日报》和其他媒体起到的很独特、很重要的作用(米博华:他们的内参起了决定性作用,从那以后才决定为大型自然灾害罹难的同胞降半旗,并在“头七”时做一个仪式活动,他们做的很多事情,不仅是写一篇文章,而是改变整个文化规则。只是这些没法写在作品集里)。这对我也是很好的提醒,视野要更广泛、更包容,把《人民日报》这样在政治舆论生活里起到特别重要作用的媒体包括进来,原来的关注程度还不够。
最后,回到偏业务性的问题。我注意到,师姐1989年的《“代”的疑惑——互相注视的四代人与第四代人》,从文体上跟祝老师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有特别密切的血缘关系。师姐的文体,有很清晰的变化发展的线络。新闻学院很多同学,都有志于去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些媒体工作。就技能而言,这些师姐能不能简要说一下,这么多年来在叙事文体上的变化线索?
李泓冰:
我对文体的流变真没认真思考过。定神想了一下,表达上确实是有变化的,在座的有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做融媒体时,也讨论过表达问题,思考如何能更适应现在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比如我自己,从以前比较学生气、知识分子气、文化人气,到现在枝枝蔓蔓的东西少一些、语言可能更接地气一些。祝华新师兄提到那篇写王世襄的,表达其实比较文人腔;到作品集最后那篇写李强书记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就少了。我希望的是更冷静客观,就是通过事实的叙述来体现思想的力量,而不是通过长句子、比喻。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是有的,我比较追求表达的独特性。原来部主任的话我记了一辈子:不要用“新华体”。对记者来说的挑战是,同样题材你能不能写的跟别人不一样?要不然大家只看新华社通稿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不同的媒体?为什么当年读报课老师要我们比较不同媒体的不同报道方式?就是因为要有版面表达、报道表达的独特性。
张涛甫:
首先向泓冰社长和业界表达敬意。我想表达三个意思,首先,我看过李金铨的一篇文章,讲记者与时代的交相呼应,说来是个大词,但在泓冰社长身上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我有一个疑问:是什么成就了泓冰?就是《人民日报》!只有把记者、时代和媒体勾连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大记者。我们看到的作品集,三十年的代表作,是从大样本中抽取的小样本,它是最终呈现在台面上的东西,后面会有很多故事。很多时候,公开的文本固然重要,但后台潜在的故事也是我们渴望了解的。
第二,我是一个业余的写作者,从评论写作来讲,泓冰评论员的评论形容起来,就是大气,正气、灵气、才气、锐气。记者和评论员,能做好一样就很厉害了,但在她身上能浑然一体,她的很多评论把名字盖住,我都能认出是她写的。我记得你在《新民晚报》的专栏,还有《人民日报》,写裁撤乡村学校,你说每一所乡村学校都是文化的根,我觉得写得特别好,非常敏锐。
第三,作为学者和教育者,怎么能搞好复旦新闻教育。现在新闻记者,需要更好的能力、更宽广的视野,现在的这个时代,要求学生和老师有更多的本事,但我们恰恰变弱了。我们也在反思新闻教育,尤其是在新闻实务方面,我们近几年做了很多努力,也请泓冰学姐和华新学长把我们作为病体,给我们把把脉。
图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廖圣清教授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