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开篇的叙述缺乏波澜，奠定了冷漠平淡的基调。而这同样也是叙述者穆尔索看待世界的方式。面对母亲去世，他反应平静，与读者的期望大相径庭，甚至让人怀疑叙述者是否在刻意压制情感。然而随着叙述的深入，我们发现叙述者始终是用冷漠的态度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这在不经意间抛出一个疑问：他为何对于世界如此冷漠？
叙述者用这种消极态度对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发出了质疑：假若不是因为社会准则的约束，还有什么理由推动我们去践行这些准则中所规定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我们去完成每一件事情的终极意义何在？存在的价值除了满足社会性这个群体的目的以外，对于每个个体，他的生存价值的指向到底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只能循着固有的生存模式，沿着既定的社会模式中决定的方向生活下去，活着的意义变成为了不断达成社会模式中所定义一个“社会人”所应该达成的目标。这些方式已然是固定的，并非每个个体自己决定的发展方式，亦即在实现生活的过程中，个体丧失了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个体的存在仅仅沦为满足推动社会机器运作的一部分动力罢了。
比如，文中“我”原本应该观瞻母亲的遗容。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其中原因有二：一是缅怀者有此种需求，以填补逝者离去后挥之不去的精神空洞；二是符合一种固有的社会模式，作为社会机器运作中的一环，这是证明一个“社会人”有质量合格的评定标准。将这两条准则应用到穆尔索之上，在原文中截取如下一段：
“你不想看她吗？”我回答说：“不了。”他没有去开，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到：“为什么呢？”他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想问问。我说：“我也说不上来。”[1]
在这里，首先“我”没有上述第一条的需求，“我”会因为没有做到社会固有的模式所期望“我”应该做的而感到“难为情”。然后“我”也没有因为特定的社会固有模式而去将这样的习俗付诸实践，以至于尔后这成为了判断“我”为一个道德沦丧者的所谓证据。但是事实上这只是“我”冷漠的一种表现：“我”找不到这样做的对于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实现有什么附加价值，因此，选择慵懒地不作为。“我”在叙述这些仪式化的过程时，包括之后的守灵，护送灵柩去教堂，没有情感的起伏，措辞平淡，仅仅对事件的发展情况进行勾勒。这是“我”在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来支持自己去完成某一件事情的具体证据。
我们存在的价值到底在何处？什么才是生命的真正价值？
在第一部第一节的末尾处， 作者突然调整了叙事速度。在前文关于事件详细的来龙去脉的解说之后，在最末一段文字里用极简之笔将送葬之后发生的繁冗事件勾勒出来：
还有教堂，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墓上红色的风吕草，贝莱兹的昏厥（真跟一个脱线散开的木头人一样），撒在母亲棺上血红色的土，还有和土混在一起的雪白的树根，此外还有人群，说话声，村镇，在一个咖啡馆面前的等待，长途汽车引擎的响声，车子开进一片光亮的阿尔及尔以后我感到的喜悦，和马上可以躺下睡他个十二个钟头的思想。[2]
在这段文字里，仅仅用带着修饰语的名词来替代具体发生的事件。时间指针首先在事件的细枝末节间缓慢爬行，尔后以指数级的倍率迅速膨胀。猛然间，所有的细节都被这种无坚不摧的膨胀力量压挤出到用来记载历史的文字之外，在膨胀之后只撒落下杂乱纷繁事件的躯体互不关联地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一切主观情感都被剥离，仅留下事件的躯壳。在假象的客观历史中，只有实体的实在位移相变与事件的发生次序被记载。而那些属于个体特定时刻的精神状态便在为浩淼穹宇之中为不断增大的熵贡献自生微妙之力后，与万千琐碎的细节一起汇入永不可逆的混沌暗流之中，被历史所抛弃弃和遗忘。也就是说，一切的情感与情绪的冲动仅仅只存在于个体主观的意识之中。情感是个体产生的，是主观的存在，而实在的客体世界中只有对象的移动，且其中没有意识的参与。在使用类似手法的叙述中，叙述者屏蔽了情感与情绪的泄漏，这是一种可以被视为反映了真实客观外在世界的观察世界的角度。
莫尔索经常抱怨“热”。在送葬的时段与枪杀阿拉伯人的情境下，充斥着对燥热的感受描写，给人以一种坐立不安的烦躁感。可以说，“热”是还原穆尔索当时心境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是鲜明的，贯穿始终。然而若想以此还原出他当时精神世界里动机的源泉和情感的湍流以回答“他做事的理由”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意识的发展与转变方向是不确定的，一旦意识选择了其转变的方向，余下未被选择得方向都将变得不可逆转和触及。如同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倘若缩小用来监测时间的跨度，那么意识发展的可能方向变得更不确定；若是增大时间跨度，那么意识发展的可能方向会受局限。然而，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有一种寻求“当时为什么这样做”的冲动的思维定势，于是，长时间范围下意识的发展结果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样发展的结局，我们想追寻的是导致我们触摸不道的意识的转变的理由是什么？是什么在操控我们意识的方向？
叙述中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这样做”的事后心理反应，比如“说不上为什么不愿意开棺看”，“不知为何就扣动了扳机”。原文是：
我浑身上下紧张万分，抖动的手摸着我的手枪。枪机扳动了，我还摸着光滑的枪身，对，就是从那里响起了一声震耳的干燥的声音。[3]
这与心理学中一直在探索的“顿悟”（insight）有同工之妙。即，某时刻产生的想法来自于“虚空”之中，或者说就是意识流动方向的不确定造成的，其中没有可循的原因。然而我们习惯于把所有事件堆栈于缜密的因果逻辑链上。这看起来井井有条，然而其背后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惧怕。就像在之后的法庭中，法官用一种对所谓道德的判断来作为事件的因缘，得出开枪的动机。然而，其使用煽动性语言，利用了每个社会人都需得到关于自己道德价值的肯定这一特点，来让陪审团接受这一不合理的逻辑关联。这折射出其自身也是心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为事件找一个合理的理由而搬弄的借口罢了。法官精妙的逻辑之后，神父开始他对上帝“原罪”理念的布道。之后还有明显地将穆尔索在社会中的“罪”与宗教中的“罪”相混合，并完成了宗教中“原罪”概念与法律“惩罚”概念的掺杂。
我拒绝接见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4]
一些宗教中上帝是被树立起来的全知的神，以填补与缓解人类对不能解释世界以及自身一部分问题而产生的空虚与惧怕。比如，我们无法掌控的意识流向，思维会起伏跳跃，并且我们对此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于是，创造出的便上帝“懂得”人们的苦恼，在特定的时刻我们可以用一种固有的方式向上帝寻求宽慰。我们把无法解答的困惑转换为上帝的全知全能触角的一部分，然后反过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自己，但是上帝有了解我们自身的能力。更关键的是你会得到上帝的“理解”——通过虔诚的信仰，你能把你“洗白”。于是乎我们便没有了顾虑——因为一个假象中的完美上帝能够了解我们不能解释的事情，并且“指引”我们如何面对这种缺陷。但是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抑或是按照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上帝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当我们拆穿这一自欺欺人的谎言之后，问题再次展开在我们眼前，这次我们没法逃避，即使找不到一切解决的方法。或许，这就是世界规则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一事实，而放弃寻找这个问题本源的原理是什么。
“死亡”是哲学中永恒的话题，在这篇小说里面也不例外：
“我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形，我觉得我愿意重新生活。” “我觉得我的过去是幸福的，现在还是幸福的。”[5]
最后“我”从即将接受死亡的事实中改变了思维的方向：“我”找到了，或者说我对普世价值观念有了最终诠释。生死不过是两种存在状态罢了，临死前我们想到自己的意识会从此消失或与肉体分离（假如存在灵魂的话）。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主观臆断——你的所有思想只存在于与你意识相关联的地方——只有你自己才能珍重这些仅仅只能在主观层面保留的财富。因此，只需“我”做到了对自身价值理念的认可后，存在的终极意义便达到了。“我感觉是幸福的”说明在属于我的意识层面上我已经达成了终极目的，因此主观意念可以消亡了，即使我得到的是不尽的“咒骂声”[6]，这恰恰是“他们”无知的表现。
[1]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56页
[2]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63页
[3]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389页
[4]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20页
[5]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30页
[6] 加缪：《局外人》，孟安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430页
*Illustrations by Georgia Chit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