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Oliver Hart（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不完备合同
关于合同理论，我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写合同时，很多情况下不会写得很完美。不管怎么做，合同最后都是不完备的。因此，这一点对经济行为人之间的长期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可以用一家电力公司、一家发电公司和一个煤矿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发电公司要烧煤来发电，这样的关系会持续30年至50年，所以，三方签订的合同要延续这么长时间。实际上，这样的关系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相应地，合同也要延续更长时间。但是，世界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变化，所以不能把什么都写进去。于是，问题就变成，当没有写在合同里的意外情况出现时，会发生什么？如果合同里没有规定，谁有权力对新发生的情况做出决定？我称这些为“剩余控制权”或“剩余决策权”。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哪些人有权利就合同上没有规定的事项做出这些决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这一权利事实上常常和资产所有权相关。比如，我拥有一座煤矿，并决定是否开挖某个不同品种的煤炭，如果合同没有写明这一点，我作为煤矿拥有者就可以做出决定；如果你拥有煤矿，你就可以做出决定。这一点很重要，两家公司中哪一方拥有决策权，会影响双方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正是由于合同的不完备，有时候，发电公司想要获得剩余控制权，因此会收购煤矿。也就是说，发电公司可以购买煤矿公司并取得剩余控制权，而不是两个独立的公司通过签订长期合同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候，对煤矿经理来说，持有剩余控制权更为重要，因此，两个公司会保持独立。所以，即使我们接受私人所有权，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拥有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与私人所有权相对的公共所有权。用相同的例子，国家有理由拥有这些公司吗？可能没有明显的理由这样做。或者让我们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餐厅。餐厅是服务客人的，我们希望经理和店主都有好的激励提供美味、干净、安全的食物。通常，最好的办法是不仅让他们从经营餐厅中获得回报，这是私人所有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店主如果经营得好，就能宾客不断，财源滚滚，这是他们努力做好餐厅的第一动力。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谁来控制这个餐厅。要实现最强的激励，不仅要给他们现金流和收入的权利，还要给他们控制餐厅的权利，也就是说，他们是在经营自己的餐厅。如果让一个外人控制饭店，经营餐厅的人提供优质服务的激励就被弱化了。这是一个让餐厅经营者拥有全部所有权的案例，也就是说，都交到一个人手里，所有者和经营者是一个人。让我们假定这是一家小餐厅，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二为一就是最理想的激励。如果有任何第三方（可能是私人也可能是国家），作为交易的另一方并拥有一些控制权，那实际上会削弱餐厅经营者的激励。因此，这是我认为私人所有权可以很有效的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支持私人所有权的一个有力论据。
但是，这个结论并不能推广到所有情况。甚至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有一些东西也是国家所有的。我和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iny）写过一篇论文，讨论监狱是否该私有化，政府是将监狱承包给私人公司来经营更好，还是自己雇人管监狱更好。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认为，事实上政府代表人民和国家确保将犯人关在监狱里，不会逃跑，同时让他们得到相对不错的照顾，有好的食物，可以锻炼，等等。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许可以回归正常生活。即使犯人不能出狱，社会也仍然在乎他们生活得好不好。在这个案例中，政府代表全部人民，并关心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监狱实际上会很糟糕，因为私人有激励缩减开支，降低囚犯的生活质量。但是，它仍然可以在不违反合同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因为合同是不完备的。反之，如果政府能和一家经营监狱的公司签署一份完备合同，精准地写明需要让监狱公司做的事，那么，私人监狱可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但是，由于合同是不完备的，谁拥有剩余控制权就会变得很重要。有时候国家拥有剩余控制权会更好。
再用收集废品为例来说明，比较清楚的是，你能和私人提供者写一份好合同，不用担心他们降低质量，他们也有动力缩减成本，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认为，私人提供显然是好的选择。
在另一端（指公共所有权），我们可以举一些令人觉得异想天开的例子。比如，如果美国将其国务院实行私有化会有意义吗？能不能有一家公司和政府签订合同，代表政府参与外交政策活动？或者能否将军队私有化？当然，我们知道，有时候，某些军队是私有的，比如雇佣军，但在这个时代雇佣并不是很常见。我认为，美国不会考虑将整个军队私有化，也不会考虑让核武器私有化。我们给了一些论据，讨论为什么那将会是糟糕的主意。
在中间领域，就没有这么明确了。即使监狱，我们认为，由于监狱的类型不同，所有权形式也会不同。对社会安全影响大的监狱应该划在国家所有的类型里，对社会安全影响小的监狱，比如以改造犯人为主的监狱，就可以实行私有制，或者采取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某些模棱两可的领域，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可供使用。所以，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公司也可以非常复杂。一个餐馆可能有若干所有者、若干投资者，而厨师长可能不是所有者。这时，厨师长可能会离开去开一家自己的餐馆。实物资产和人力资产之间会有一个有趣的组合。如果公司买不来厨师长，就会导致一些问题。还有另一些问题，比如你可能无法拥有（公司所在的）房屋。我经常看到，但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发生，某家餐馆在一个地方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了，突然房东不再续约，他们不得不搬家，而搬家可能成本不菲。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他们不买下房屋所有权以避免这种问题，但看起来他们经常不这样做。即使你有权购买或出售资产，其结果也不过是你得到一个组织。如果公司规模很大，有很多所有者，控制权的分配就将变得非常复杂。
在美国或英国，我们有不同的组织架构。我们有很多种可能性，有大的上市公司，拥有很多小股东，当然不全都是小股东，还有机构持股。但是，我们还是会面临管理者不为股东利益服务的问题。所以，分散所有权会带来各种各样搭便车的问题，而这对小公司来说不是问题。我们还有非营利组织、由劳动者管理的公司、工人自己拥有的公司，其中一些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提到工人所有权，你可能不会想到律师事务所，但美国的律师事务所是合伙企业，律师既是所有者，也为事务所工作，所以律师事务所实际上是一个工人自己拥有公司的例子。有些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通常认为律师们并不是很“左”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由消费者所有的公司，比如哈佛大学就有一家书店叫哈佛合作社（Harvard Co-op），我也有少量股份。生产者合作社、互助保险公司、互助银行，这些都是消费者所有的。有些人认为，如果你想买保险，相比于标准的营利型保险公司，互助保险公司是更好的选择。
关于中国的改革
回到中国的问题，从不完备合同理论来看，在考虑这些事情时，当务之急要做的是什么，或者说各种改革如何做不同的优先排序。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我认为，必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这里，我要说的是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有一个良好运作的法律制度是有益的，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人们签署的合同就能得到强制执行。除了正式法律制度，当然也还可以有其他替代选择。但是，正式的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合同，还是财产所有权，都是基础性的制度。这意味着，如果我买了你的资产，它就真的是我的，别人不能随便拿走。正如我的研究工作所强调的，由于合同不完备，不仅仅合同执行很重要，所有权的执行也很重要。回到电力公司购买煤矿来解决合同不完备的例子，显然，只有当我买了煤矿后它真正属于我，购买煤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因为法律制度往往成本高昂，采用其他方式解决争端，比如仲裁，也可以是非常有益的。回到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好的或者不那么好的问题，我们不能说“这总是好的”或是“这总是不好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让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想要的组织形式。例如，让人们自己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公司设置成一个标准的营利公司。如果你有医院或学校，可能会决定非营利更好。你也可能认为公司应该是一个慈善机构、一个基金会，或者由购买你的产品的人所拥有的一个消费者合作社。给人们提供可以选择的菜单，让他们能够选择最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这可能是个好办法。
关于负债企业和僵尸企业处理，有一个良好的破产程序是至关重要的。看看美国，虽然人们经常谈论美国破产法有多么伟大，程序如何好，当我们遇到金融危机时，人们不充分信任这些机制，不是对大型金融机构适用破产程序，而是予以紧急救助。这些公司大而不倒，我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不管公司有多大，都应该有人们可以适用的机制。
1994年，我去中国去参加了著名的京伦会议。据我了解，从事后来看，这个会议是相当有影响力的。当时，我刚刚做了一些关于破产改革的研究，想要带给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他接见了我们，我将研究的破产程序告诉了他。但是，在任何国家，破产程序改革都不是特别成功。一般来说，破产改革试图形成有效率的破产程序。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了改革建议。当然，也可以有其他一些可能的方法。但破产程序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许可以解决僵尸企业问题。
总之，基本的一点是，如果有一个良好的破产程序，企业就不会倒闭，这是要点。因为良好的破产程序可以形成债转股（debt-equity swap）。你可以将你持有的全部债务转化为股权，然后可以决定公司的未来。谁决定呢？新股东，也就是原来的债权人。我认为，有效的破产程序就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你可以一夜之间解决债务问题，只要把它转换为股权。
关于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我可以举一个介于私人所有和公共所有之间的例子，因为用我更熟悉的例子解释起来更容易。比如，人们把我和其他人的想法应用于风险投资合同的结构。一些人可能有想要创业的想法，因此他们需要融资。比如说我是一个有想法的企业家，你是一个有资金的风险投资人，我们可以做成一笔交易。但是你想要确保投资回报，所以你不仅关心股份、可转换优先股等证券权益，还有现金流收益权，这些还都不是你关心的全部。你在想如果你可以控制这笔风险投资。因为我们所订立的合同是不完备的，剩余控制权的分配至关重要。在这类交易中，我们划分投票权和董事会席位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在此类交易中时有发生的情况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会成为CEO，进入董事会，并指定一些人成为董事会成员，他们会是我的朋友。你也会任命一些人。然后，我们会聘任一些独立董事，他们也许可以打破平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会出现分歧，全体董事会需要对此做出决定，于是，我会试图影响这些独立董事，你同样也会这么做。但大多数情况我们会达成一致。有些时候，因为我的经营不够好，你有可能退出，如果我反对，那么，独立董事就需要做一个决定。此时合同就需要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如果放到中国，我想党和国家的一些代表人就会出场。
我不确定中国的情况。我能说的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会达成一致。如果情况不妙，比如，我们的企业要生产一种治愈某种疾病的药品，如果没有任何进展，你也许会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向。但这个想法是从我这儿来的，即便此时此刻看起来不怎么样，我对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依然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我想继续做下去。然而，你并不这么认为。于是，矛盾就出现了。问题是，谁赢谁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决定的原因，也许，我们能在独立董事面前讨论出一个结果。但我认为，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在理想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都会写在合同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会说，如果发展速度不够快，如果我没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药品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在某一时间点获得通过，那么，你可以选择其他人做CEO。这些都应当被写在合同中，但实际上，我们做不到，因为很难想到这些情况，并把它们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于是，我们分配决策权，有时候这会导致矛盾，可能是像这个例子中的矛盾。我觉得，没有简单易行的方法绕过这一问题。
对于中国如何执行改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是一个很不错成功案例。但是，作为一个信奉但又并非百分之百自由的经济学家，我认为国家的作用很重要。我们知道国家提供法律制度，它们拥有一些资产，并对其实施管理。国家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认同国家有其重要性的。但我想从其他角度，从一些中国人思考的角度出发来谈一谈。我假设的起点是，让个人按照他们的意愿订立合同、买卖资产，会极大地提高效率。我们觉得这是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我们称之为“自由放任”，它是很有效率的。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我倾向于认为“自由放任”能有效运行。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会出现问题，比如外部性、污染，或者全球变暖这个当今最为显著的例子，99.9%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变暖无法通过市场解决，需要政府干预，许多政府也会这么做。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干预？碳排放征收、可交易的碳排放许可，还是两者的结合？对政府参与进来这一点，大家没有什么异议。重复一下，我的观点或者我的方法是让我们从私人所有权开始。私人合同看起来不错，当然我们需要对这些合同施加一些限制条款。
不过，我觉得不应该将所有事情都私有化。看看英国，我出生的国家。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也有很多国有制。我觉得有一些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撒切尔夫人，虽然我并不怎么欣赏她，但她的部分观点有可能有道理。不管怎样，她推行了私有化。让我们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英国航空，它曾经是国有公司，现在不是了。
谈到放松管制，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是好事，但对美国我不这么认为，反而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想说，在美国，也许某些方面是过分监管，但在另一些方面又监管不足。所以，坦白地讲，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我想说，全世界的人们都十分钦佩中国在过去37年里所取得的进步。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为了继续推进进步，中国需要引入良好的合同与产权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破产机制。这对于处理债台高筑且经营难以为继的企业大有裨益。通过破产制度，这类企业可以以新的财务结构重新崛起，消除债务，再次展现活力。我认为，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这些都将确保人民在拟订合同、买卖合同时变得有信心，相信交易会受到合同的支持。这将会是十分有益的事情。（完）
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7年第1期（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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