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国后，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迫使将军交出兵权，整个宋朝重文轻武、防范外戚的风气逐渐形成。宋朝的重臣之间不得私下往来，到南宋时依然如此，可见管理之严苛。作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子的王诜，当然也受到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因此寄情诗词书画之间，常与苏轼、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等交好，雅集酬唱。著名的《西园雅集图》即其与文人墨客在自家雅集的场景。故宫博物院藏《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即为其真迹。
| 与苏轼惺惺相惜 |
熙宁二年（1069年），王诜娶了19岁的公主，但他婚后却醉生梦死于家中的八名小妾之间，并常与苏门弟子诗词唱和、书画往来。按照《宋史》记载，蜀国大长公主非常贤惠，侍奉王诜老母毫无倦怠。元丰三年（1080年）公主薨，她的乳母举报了王诜的不伦行为，最终王诜被贬。
《宋会要辑稿》载神宗手诏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无行；外则狎邪罔上，不忠。”王诜的确对不起公主和皇帝，有违纲常伦理，神宗从自己的角度对王诜的评价也算不过分。从这个角度而言，王诜似乎一无是处了，但他一生唯独对一个人有情有义，那个人就是苏轼。
苏轼与王诜惺惺相惜，他对王诜的评价可能也是史上对王诜最好的评价了，他认为王诜“穷而不怨，泰而不骄”，俨然一个君子的形象。《苏轼集·卷三十六》中说其：“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梁，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王诜对待苏轼的态度与对待皇帝的态度截然不同，正史里的形象与苏轼心中的形象也大相径庭、耐人寻味。
《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有记载云：“世宗曰：‘吾闻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帝女，非礼之甚！其人何足数耶？’公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戏笑之闲，亦何须深责？岂得并其人而废之？世徒知轼之诗文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材。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此则成文比《宋史》要早，说明《宋史》关于王诜不伦的资料可能是根据传闻而写的，可备一说。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通过这些评价我们也明确了王诜与苏轼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苏轼与王诜并非自甘堕落之人，都是想有一番作为的。被贬之时王诜在《鹧鸪天·才子阴风度远关》中写道“簌簌梅花满地残”，言外之意是自己本是有高洁情操的，却被贬了。这与苏轼被贬时写《黄州寒食诗》中的“君门深九重”有异曲同工之妙。
| 此人应胸怀大志 |
1085年宋哲宗即位后，重新起用了司马光和苏轼，后来苏轼官至礼部尚书，而王诜也遇到“大礼赦”“恩移清颖”，五月又准许回京居住。回顾路途的经历，王诜写下了《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这幅作品。此卷为纸本，纵31.3厘米、横271.9厘米。卷上钤有“绍兴”“内府书印”“式古堂”“石渠定鉴”“宝笈重编”“淳化轩”“乾隆宸翰”等鉴藏印多方。《吴氏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墨缘汇观续录》《石渠宝笈·续编》《壮陶阁书画录》《三虞堂书画目》等著录。
卷正文共四段，第一段交代创作此卷的原因，第二段记录了三年前与韩维、范镇的和诗，第三段写了一首《蝶恋花》，第四段交代了是“醉中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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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在第一段中，王诜写到自己滞留许昌，与韩维、范镇的相遇使他顿忘“去国流离之恨”，然后又感慨范镇年老而得朝廷重用，联想到自己与范镇一样“方今进任老成”，“若再起之，亦足以厚风俗耳”。这说明王诜仍然希望朝廷重新重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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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
第二段的和诗中，王诜率先起韵：“清影十分月，暗香千柄莲。不知从此别，高会复何年？”其中有依依惜别之意。韩维和道：“浩歌轻白雪，密意得青莲。诗就西桥月，留为好事传。”并无特别之处，但范镇的诗云：“惯乘霄汉雀，翻说淤泥莲。可惜玉台处，等闲闲几年？”这是在说他自己。用借喻的方法说自己是霄汉雀，是有凌云之志的人，却被比喻成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不知道玉台（皇帝）那里会让他等多久才能重用。范镇后来做了端明殿学士，应验了自己的诗，所以王诜也用来范镇自比。
第三段
第三段《蝶恋花》是王诜词的代表作之一。词中写道：“小雨初晴回晚照。金翠楼台，倒影芙蓉沼。杨柳垂垂风袅袅。嫩荷无数青钿小。似此园林无限好。流落归来，到了心情少。坐到黄昏人悄悄。更应添得朱颜老。”“似此园林无限好”暗示着换皇帝了，自己的时运可能也会变好，但自己年龄也变大了。
第四段
第四段王诜写自己以前不喝酒，近年来开始喝酒并时常在喝醉后写字，似乎在感叹自己经历的变幻莫测，仿佛杂有欢喜也杂有伤感。四段书风统一，大小相间，刚硬遒劲，结构上还有楷书的间架在，属于楷书的行草书化的写法。看那紧致而充满弹性的墨迹，让人联想到此人应是怀有大志之人。
康有为在卷前题有两行小字跋语，说在法国巴黎博物院曾见此卷。
| 书迹展示真面貌 |
根据清代吴其贞《吴氏书画记》记载可知，原来《颍昌湖上诗、蝶恋花词》卷后有元代赵肃、明代王洪、明代陈继儒题跋，但三家都误称为黄庭坚作品，所以吴氏也沿称为黄庭坚作品。直至明代曹溶时才根据王诜的词作考为真迹，后人皆以为然。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原副主任、研究员金运昌认为在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此作以后，以上元、明三跋就被拆掉了。现卷前有康有为两行小字跋语，说在法国巴黎博物院曾见此卷。卷上有乾隆帝手书“的是真迹”，卷后存乾隆帝长跋与清代彭元瑞补录的曹溶跋文，从跋文中可知元、明三跋被拆掉后换上了苏轼、黄庭坚、蔡襄三家跋语，但它们都不是原题，且乾隆帝认为全伪，但仍保存了原样以备后人参考，直到入藏故宫时才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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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后乾隆帝长跋与清代彭元 瑞补录的曹溶跋文
徐邦达根据韩维在许昌的时间考证王诜“恩移清颖，道出许昌”发生在元丰七年（1084年），而王诜的作品写于元祐初年（1086年）。但徐先生释错了一个字，“落再起之”应为“若再起之”。如果延续美术史论家张荣国关于王诜生年的观点，这一年王诜37岁。如此，即使王诜曾经年少轻狂也可以理解，何况真相未必如此。
王诜传世作品不多，此卷又是稀见的行书作品，价值自不待言。此时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进任老成”，书法也从工稳拘谨变得更加潇洒自然。从妻妾成群到孤家寡人，从旅居贬谪到官复原职，从年少轻狂到进任老成，王诜把他的经历和内心的情感都写进了这一卷作品中，那合为事而作的诗词与若有所思的书法为后人展示着王诜的“真面貌”，期待着后人更准确的解读。
本文选自
2019年第11期《中国收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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