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6日，“中国城市治理的政治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文科楼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学术月刊》编辑部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多名政治学者和公共管理学者学者共同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主任李瑞昌教授主持，主办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熊易寒副院长首先感谢《学术月刊》编辑部对学院发展支持以及联合办会的信任，对刊物所倡导的开放办刊理念表示赞扬，认为这种开放的学术交流方式更加有利于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共同体。随后，熊易寒副院长代表学院对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期待他们能够在此次研讨会中分享宝贵的学术见解。《学术月刊》的总编辑金福林先生从期刊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定位出发，详细介绍了创刊背景、编辑理念以及栏目安排，对参与此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同时也对即将开始的学术盛会表达了热切的期待。
研讨会第一单元上半场主题围绕
“城市治理现代化和美好生活”
展开，由复旦大学李瑞昌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唐亚林教授
以美好生活与城市社会治理为着眼点，对中国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领域、议题和关系问题展开了论述，包括综合原点问题、城市治理共同体十大关键理念、城市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的核心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彭勃教授
聚焦超大城市治理的理论逻辑，指出在简约管理和复杂社会的矛盾下，当前超大城市治理存在策略战术化、治理片段化、成果形式化、效果内卷化的问题，并提出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强调治标更要治本，最终实现体系和能力建设两翼并重。
华东师范大学高恩新教授
以人工智能时代的城市治理系统再造为主旨，通过纵向视角对城市治理系统形态再造的历时性分析，构建了“技术、组织与制度”系统性联动下的互构机制，并对人工智能时代城市治理系统在技术、组织与制度互构下如何实现形态再造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韩志明教授
围绕城市现代化的两个基本点：管人和管事，提出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两种操作进路，即因人而治与因事施治，强调治理逻辑应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分治逻辑和以事为中心的合治逻辑，实现治人与治事的对立统一。
第一单元下半场会议围绕
“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展开，由《学术月刊》王胜强编辑主持。
同济大学余敏江教授
深入探讨了城市环境治理中的公私合作体系化及其实现路径，指出制度驱动和问题驱动是城市环境治理公私合作的动因，但由于改革的“单兵突进”，导致了结构性失衡，因此需要“单兵突进”到“体系化推进”的逻辑转换。
上海交通大学易承志教授
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互联网使用对公众信息安全风险感知的影响，发现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居民的信息安全风险感知，其中人际信任起到了中介作用，为理解互联网使用与信息安全风险感知提供了新视角。
复旦大学陈水生教授
剖析了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生成机理与纠偏策略，从组织控制、执行激励和政策能力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指出政策执行偏差源于基层执行主体的策略性权变思维。
复旦大学周凌一副教授
以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了政务服务的实践模式与合作逻辑。研究发现，科层、效用和网络三重逻辑在不同模式中存在差异性组合，会影响实践模式的塑造。
在第一单元的报告结束后，华东政法大学姚尚建教授和复旦大学李春成教授凭借丰富的学术经验和专业的视角，对发言专家的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点评。
研讨会第二单元上半场围绕
“城乡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展开，由复旦大学陈水生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李春成教授
就整全治理理论展开讨论，从现有公共治理实践中出现的实证主义取向、规则主义取向、“棋盘式”思维等现象出发，结合既有的公共治理理论与国家治理实践形态，提出整全治理理论的治道主张。
华东政法大学姚尚建教授
基于新城建设与乡村振兴讨论对空间规划这一治理工具展开讨论，认为新城建设作为一种城市规划层面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城乡空间、产业和社会关系的再整合，并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考。
同济大学孙明副教授
从微观视角出发，聚焦民营企业家对地区营商环境的主观评价，探讨选择性的扶持和普遍性的制度供给等不同类型的政府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当前政府应该由追求优惠政策的“洼地”，转为打造公平营商环境的“高地”，释放制度红利。
华东政法大学杨嵘均教授
基于历史演进和制度变迁视角，指出了城乡之间空间发展失衡、城市病和农村空心化等城乡发展困境，从人口流动、分税制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探讨城乡发展困境的深层原因和改革路径。
第二单元下半场会议主要讨论
“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善治”
，由《学术月刊》朱颖编辑主持。
华东理工大学叶敏教授
关注中国治理体系下的基层负担问题，认为需要从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技术等多视角讨论基层负担缘何加重的问题。基于繁与难的基层事务属性、上级与社会的事务来源，可将现阶段的基层负担分为事务性负担、管治性负担、照看性负担、回应性负担等类型，根据负担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减负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