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化勇,1972-1975年复旦新闻学院本科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现为中国视协名誉主席。11月2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创建90周年之际,赵化勇再次回到学院,与我们分享他的复旦情结和业界实践经历。
传统媒体人要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把自己的媒体干好;也要多一点自省,少一点自大,看到自己的弱点,自省改进。
1972年3月,赵化勇离开老家安徽,奔赴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毕业后,从报道农业的记者,到主办少数民族春节联欢晚会,到创办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打造“3·15”品牌,再到制作《话说长江》系列纪录片,直至成为中央电视台台长,当年的农村小伙在走进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那天,并没想到未来能亲身见证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最红火的二三十年,从此与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相伴一生。
如果给赵化勇对复旦的情结起个名,那一定是“乡恋”。
“‘乡愁’听起来太忧郁了。”离开复旦四十多年,这是他第一次回校参加主题活动。
四十七年前,赵化勇作为优秀工农兵学生参加了大学录取选拔。高中时酷爱理科的他想要考取中国科技大学的激光专业。命运却在这时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当时预定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同学因故退出,赵化勇误打误撞得到了这个机会。
“当时也不清楚新闻是干什么的,听说是当记者和报道文章,年轻人好奇就去了。
”
新闻系三十六个学生,有海陆空三军的军人、有工人、有农民。和现在的学生不同,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在进入大学前大多都有过一段社会经历。尽管年龄相差迥异,同学间依旧友好平等地相处。周末,赵化勇常常和同学一起去外滩、南京路逛街。国家给了当时的大学生每月十七元九角的补贴,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除了吃饭也能余下两三元买日用品。
70年代初的复旦新闻系刚刚步入教学正轨,新闻基础课却一个也没落下,理论课程、采写编,甚至包括当时少见的摄影课。学生们三三两两一组分到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也时常外出摄影。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新奇的黑盒子和大上海的景色深深吸引了这群年轻人。
提及印象最深刻的恩师,赵化勇回忆起了教授新闻写作的杂文家林帆老师。师生打成一片,学生尊重老师,老师也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学生。
毕业后,赵化勇在中国的天南海北奔波,不常回复旦。2017年,赵化勇和他的几十位同窗在北京第一次举办同学会。跨越四十余年的时光,激动的同学们定下了第二年回校的约定。重回旧地,本部老宿舍、图书馆、学校西边的资料室,仿佛还历历在目。毕业以后,对母校和母院,赵化勇始终怀着满心的乡恋。
2003年,一个欧洲代表团访问央视时问赵化勇,有没有感受到互联网对传统广电媒体的冲击。彼时正是中国电视最红火的时候,十多年后,互联网的冲击真真切切让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感到了压力。
今天,赵化勇认为广电人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互联网和传统媒体无法取代彼此。
“如果有一天传统媒体会没落,那一定是传统媒体人自己不努力,节目的质量跟不上,而不是外界的冲击。”
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的发令枪就此打响。第一次听闻媒介融合的赵化勇虽然摸不着头脑,但坚信媒介融合是大方向。第二年,他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成立了媒体融合推进委员会——“因为不知道怎么‘融合’,所以先‘推进’”。媒介作为一种载体,就像交通工具,从走路到自行车,再到汽车、飞机,后出现的交通工具虽然更先进,却也没有取代前者。在不同的情况下,观众选择的媒体自然不同。赵化勇体验过电视艰苦创业的时期,也经历过电视快速发展的时代,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电视的繁荣不输今日的新媒体,也曾有电视将取代广播、报纸的论调,但他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不认为任何一种媒体能完全取代过去原有的媒体。
赵化勇以为,媒介融合的第一步是物理混合,第二步是各个媒介开始产生反应的化学混合,第三步是各个媒介开始趋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会互相取代,而是会发展各自长处,共同发展。过去几年来,传统媒体纷纷对新媒体趋之若鹜,动辄投入大资金、大人力创办网站、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却始终没有原生新媒体平台、门户网站的竞争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各自的思路和特色。新媒体时效性快、信息丰富;而传统媒体权威性强,可信度高。
赵化勇主张传统媒体不应只花大力气投入新媒体开发,而是既要“造船”,也要“借船”——既要适当了解新媒体的运作,适应新媒体的语态,也要借助新媒体、互联网平台,扩大传统媒体内容的传播。
作为老媒体人,赵化勇一直对他的同事们说,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传统媒体人要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
,把自己的媒体干好;也要多一点自省,少一点自大,看到自己的弱点,自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