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许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话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的。
在欧洲，“民族精神”这种说法，是由黑格尔发明的，而黑格尔发明这个词，起初似乎就是为了贬低中国。
他在《世界历史演讲录》里说，在中国，皇帝之下，众生平等，皇帝的家法就是国法，在这种法律面前，老百姓是完全被动的，所以，中国没有精神。而印度倒是有一点精神，但印度宗教的实质就是自戕、杀我和无我，印度的那点精神萌芽，全都被印度教和佛教扼杀了。
波斯文明中存在着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在那里，精神与世界是对立冲突的，到了希腊文明时期，精神与世界才走向完全的和谐一致。最终，在普鲁士那里，精神充满了世界，世界上只有精神。
《世界历史演讲录》与其说是历史著作，还不如说是宣言书。在这部书中，黑格尔把普鲁士的“文化自信”，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什么是“精神”？
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当然不是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他所说的精神，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意志与热情，而意志就是反潮流，热情尤指斗争精神。
为什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呢？
所谓精神，在黑格尔那里，说白了就是社会意识。人生活在自然与世界之中，人能够意识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够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够通过实践改造自我与世界，而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动物没有精神。
黑格尔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是拿破仑大军打进普鲁士时写的，完稿于黑格尔逃难的路上，但这部书的主题，却是讴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运动，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大革命开启了世界现代史——这些观点就是黑格尔提出来的。
列宁说，黑格尔的哲学是“革命的代数学”。黑格尔开启的现代性，叫革命现代性，他所谓的“精神”，如果干脆说白了——那无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里，却公开宣告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
斯诺二访延安，问毛泽东是否读过黑格尔的书，毛回答说当然读过，不过他又说，我自己的书，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
1939年斯诺二访延安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在否定黑格尔吗？
恐怕不是。多年之后，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指出：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尽管对精神运动的描述，毛的书比黑格尔的著作还要复杂一些。
黑格尔的书难懂，文德尔班去黑格尔、歌德的时代不远，但他说，能读懂《精神现象学》的人已经都过世了。
毛泽东曾经告诫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说：马克思的书，必须与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一起读，否则，你们根本就读不懂马克思。
实际上，毛泽东的书也很不好懂。毛曾经对自己的女儿李敏说：我的书，你们四十岁之后才能读得懂。于是，李敏便天真地回答说：好啊，那我干脆四十岁之后再读吧！
李敏的回答，不知为何让我想起了钱玄同的名言。钱玄同曾说，人过四十该枪毙。
他的意思是：四十岁之后，意志退化，根本就没什么“精神”可言，更何况“革命精神”。
鲁迅说，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家，但他何以把自己的书搞得如此难懂呢？
鲁迅还说过，“伟大也要有人懂”。
德国人所说的精神，当然不等于理性，甚至不等于知识。
康德说，纯粹理性是经验的总结，它遵循的是数理逻辑，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理工科思维。而实践理性针对的是人类社会，观察人类社会需要辩证法，由此产生的学问便是社会科学。至于判断力，则需要主观的训练与修养，对于非音乐的耳朵，再美的音乐也无济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划分出人文、社会、自然三大不同学科。
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毛泽东，对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康德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狗，但他的三大批判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预言：离开了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纯粹理性片面发展的结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机器的人统治世界，而最终便是机器统治人类。
马克思说：机器排斥人类劳动，人发明了机器反而被机器所控制，这叫异化。而人要掌握机器生产资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过革命——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其实是对康德问题的破解。
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当然不仅是指阶级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都是革命，这都需要革命精神。
告别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不等于告别革命。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畅言“告别革命”，他们的真实用意是“学术淡入，思想淡出”，他们要告别、排斥的也不是“思想”，而是“精神”——是马克思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首创精神”。
事实证明：那种没有精神和思想的学术，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谓学者，不过就是打字机和复印机。
黑格尔比较看不起英国的学问，哲学上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自由主义——他统统看不起，甚至，他连牛顿也看不起，他说，苹果掉下来不是吉兆，上帝的苹果掉到亚当、夏娃头上，“阿瑞斯的金苹果”掉在希腊人头上，包括苹果掉到牛顿头上——凡是苹果掉下来，那都是祸事。
康德、黑格尔以为，如果只有理性而没有精神，人类思想就会“偏科”，自然科学就会离开了人文社会科学片面发展，理工科思维就会统治世界。
而现在的大学，不就是这样吗？
如今，文科教授都被理工科的同行管得服服帖帖的，我们的世界，早就被阿尔法狗打败了。
毛泽东青年时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会科学。数学考零蛋，他干脆旷课，他的亲戚王季范说：你这样下去根本不能毕业，毛依然我行我素，丝毫不为所动，因为杨昌济先生说，毛泽东这样的人才不能用学校的规范去约束，他才顺利毕业。
1917年，杨先生在湖南一师讲伦理学，用的教材是蔡元培译泡尔生著《伦理学原理》，毛泽东在此讲义上大做批注，成《读伦理学原理笔记》一篇，其中讲的道理就是：精神由理性、情感和意志构成，精神大于理性，没有意志、没有热情、没有健全之体魄，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欲栽大木柱长天”，杨昌济就是通过这篇批注宏文，看中了时年24岁的毛泽东。
怎么评价毛泽东，怎么认识现代中国，这些当然都是天下最大的难题。
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仅凭所谓纯粹理性，你不可能认识毛泽东、读懂毛泽东，也不能认识现代中国、读懂现代中国。
仅凭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你能解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事、能成开天辟地之大业吗？
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13代表。这13个党代表里面，有7个脱党，但是，你不能说，他们当时做出脱党的决定，那不是出于“理性选择”。
如果“理性选择”是趋利避害，那么，许多叛徒的选择就是理性的。
如果“理性选择”就是保存自己，那么，选择在1921年、1927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是完全不理性的。
萧子升就是个好例。 1917年暑假，他曾经和毛泽东不带一文钱，遍游湖南五县，搞调查研究，号称“斯文乞丐”，疯狂地追随毛泽东——萧子升曾经是毛的第一个“大粉丝”。
《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与萧子升穷游湖南
1921年，萧子升从法国回湖南，毛泽东说服他加入共产党，但却被萧拒绝了，萧后来回忆说：当时，两个赤诚的兄弟，因为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对流泪。直到这一年的7月，他们同船由洞庭出航，在船上，毛还在试图说服萧，结果却是萧在武汉中途下船，从那里转道回法国去了，而毛泽东独自一人航行去了上海。
多年之后，晚年的萧子升在乌拉圭写回忆录，他依然还是“理性的”。他说：即使当时知道毛泽东此去是开中共一大，他也不能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在28年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即使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掌权，我还是认为毛变革中国的思想，牺牲太大，从理性上还是不能说服我”。
无论当时意气风发的萧子升，还是晚年流落乌拉圭的萧子升，他都以为自己并不比毛泽东学问差，在他眼里，中国革命怎么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理性选择，更不用说是符合“帕累托最优”了。
萧子升说的，其实一点都不错。因为中国革命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是愚公移山。但是，在现代留学生眼里，这些皆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神话。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里这样说过：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
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
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中国人的“《圣经》”，我以为它比《共产党宣言》一点儿也不差，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把这篇文章介绍到国外时，标题却翻译成了“傻老头搬山”，令人啼笑皆非，外国人不懂，中国人自己也不懂。
我感觉，他们这样做，就是成心恶心中国革命。
有人说，毛泽东闹革命还行，但搞建设不行，他不能以革命的方式搞建设。
这些人的理由包括：你不能一上来就搞重工业、军事工业。军事工业，高投入低产出，如果不打仗，收益为零，你那么搞很蠢，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西太后、李鸿章、蒋介石都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只是没搞成，反而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而已。邓小平有言：有8000万吨钢，我什么都不怕。因为邓小平知道，你手里没家伙，人家就打你。
什么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梦”？林语堂说：“只是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税、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到租界便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微观经济学，它的道理固然清楚明白——供给加需求，这就是全部。但是，它这不是简单明白，它这是简单幼稚。今天，美国说了，叙利亚人头上需要炸弹，于是炸弹的需求和供给就产生了，你叙利亚说我不需要炸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也一起嚷嚷说：炸弹根本不是真正的需求——但是，他们的话有用吗？
市场理论当然也是清楚明白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但我看这也基本是废话。问题在于中国的货币在哪里？白银都被大清赔完了，民国的法币等于一张废纸，1949年，中国的货币就是解放区的小米。
西方经济学只知道资源短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资本极度短缺，马克思说，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市场，而是资本，这真是一针见血啊。
西方的资本是哪来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的一篇《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中说，西方的资本，他们的“第一桶金”，都是通过打仗，通过掠夺世界抢来的，而剥削自己国内的劳动者，这根本就不是西方“大国崛起”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国，始于被打（资本被人家抢跑了），终于被打（没有资本发展工业），按照主流经济学，军事工业是资本密集型，投入产出不合比例，因此，中国根本就搞不了——这就是所谓理性的结论。落后挨打，这就是中国的命运或宿命，换句话说：中国的近代命运，根本就是历史的“理性选择”。
新中国的“第一桶金”当然也是打出来的，但与西方列强不同，毛泽东不是选弱国打，而是选世界上最强的美国打。抗美援朝，毛泽东死了儿子，中国死了19万人，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发言权，换来了苏联156项援助。
今天还是有人说，抗美援朝，这不是理性选择。是啊，但说这种混账话的人，怎么会理解一个伟大的父亲，为了中国人不再挨打，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人的燃烧弹下？
而且，你更不要忘记还有关键一条——这就是资本一定要对制度说话，而这也是现代世界的“公理”，苏联的投资当然也是资本，绝不因“社会主义阵营“而改变。于是，赫鲁晓夫方才说，中国搞不了空军、海军，还不如跟苏联一起搞算了。
如果放在今天，那些“理性人”也许就会屁颠屁颠地举手同意老大哥的建议，他们对赫鲁晓夫感激涕零还来不及呢。
毛泽东确实太不理性，他竟然回了这样一句：好吗！干脆中国都给你，我重回井冈山打游击去吧。
在今天的贤达们看来，白给的钱不要，你是给脸不要脸，还敢打投资方的脸，资本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岂止是太不理性了？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当外资和对外援助在一夜之间撤走，导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什么——她的命运必然是：银行破产、政府垮台、社会动乱。
而这，恰恰是中国在1958年所面对的局面。
但是，我们没有停工，我们没有垮台，在共和国的脚手架上，我们的人民挥汗如雨。我们回答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当时的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河北省一个只有三条驴腿的互助组，农民们从山上背回了生产资料，支援了四面楚歌的新中国，让每个人感动得落泪，“穷棒子互助组”——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则由此开辟。
“三条驴腿”的故事：23户老贫农虽只拥有一头驴的三条驴腿所有权（另一条腿归中农所有）
什么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什么叫“人民万岁”，什么叫“农民万岁”，什么叫“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用尼采的话来说，在精神面前，你们张口闭口的理性，不过就是一种市侩哲学而已。
我以为，世界上最好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并不见得就是中国人写的。比如说，关于长城的最好的文章——《当中国修建长城时》，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写的。
我们的国歌里有一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卡夫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的国歌当然还没诞生。
它的开头从修长城的民工们说起，很轻松、很诙谐。
卡夫卡说：长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组，负责五百米，而那些垒墙的民工，他们起初想的只是一点工钱，他们只想赶紧完成自己负责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对他们来说，修长城其实是一件完全扯淡的事情，这件异想天开的工程根本不会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无意义，它根本不能阻挡高度机动性的游牧民族的铁骑。
那些民工们的视野只限于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庄和乡镇，由此构成的狭小而具体的社会关系，乃是他们得失忧乐的唯一源泉，由于视野有限，他们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过了工时，他们要么逃跑，要么就会造反。
神马都是浮云——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哲学，因为他们时刻想回到自由自在的状态，因为他们希望成为一片浮云。
而“奇迹”却发生在他们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诗般的乐章就此开始。
卡夫卡这样写到：
在他们终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墙巍峨耸立，路经上司的驻地时，他们得到颁发的勋章，他们耳中听到的是新从内地涌来的筑墙大军的欢呼声，他们眼里看到的是为做手脚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砖，在各个圣地，他们还能听到虔诚的人们祈求工程竣工的歌声。
这一切都缓和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垒墙者，而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修筑长城的人”。
“修筑长城的人”所享有的声誉四处传诵，传遍天下。人们听他们讲述修长城时的虔诚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对长城终将完工的信心，这一切又绷紧了他们的心弦。
在家乡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们变得更加健壮。于是，这一次，他们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一样再次辞别了家乡，这一次，他们胸中再为民族大业尽力的欲望变得无法抑制。这一次，他们还没到时间就从家里出来，而这一次，半个村子的人一直把他们送出好远好远。
在每条路上都能看见一队队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们仿佛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国家这么辽阔，这么富裕，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每个农人都是兄弟，要为他们筑起一道屏障，为此他将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辈子。
多么协调！多么一致！胸贴着胸，一种民间轮舞，血液不再被禁锢在可怜的体内循环之中，而是在无边无际的中国甜蜜地往复流淌。
其实，数位伟大的西方人曾经被称为、或者自称“中国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称为“格尼斯堡的中国人”，而在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称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国——中国，却有着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的意义。
一个人，并不能因为只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国人”。
实际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现在的人，那些为了工钱应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因为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长城的人。
我想起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当中国修建长城时》，那是美国学者裴宜理的名著《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其中写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修淮河。这本书引用了在工地上劳动的睢县县长王凤梧的话：
你可以看到每个农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发生变化------他来到治河工地劳动，首先挣得了一些救济粮来养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家去养活家小。至少他会想到，他现在的劳动是为了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说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成为了他自己的土地了。
他原本希望划出一片土地，自己将它开挖出来，并将土石运走，他甚至会把自己的劳动计算到每一个立方厘米。
现在，他终于发现集体工作更方便有利------正是他在治河工地上的亲身经历，使他渐渐地想到了他的存在而不是他自己那块地，想到他的区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会进一步想到他所在的县和地区，最终他就有了中国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们不仅在改变自然，而且我们也在改变自己的思想。
这两篇著作，写作的时间相隔遥远，但是，它们思考的却是同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修建长城的人”，什么是“民族精神”。
卡夫卡所说的“中国人”、“修建长城的人”，就是能够从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们方才能够为整体、为未来做出巨大的牺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价。
正是在挥汗如雨的共同劳动和牺牲中，他们发现了历史，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中国人”，发现了“精神”。
而他们的牺牲与代价，就是这样凝成了“中国”、造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造成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
今天的人们常说，毛泽东时代的人很傻，很愚昧，但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今天的人很滑、很黑还很自以为聪明。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究竟是把债务和牺牲留给自己，把收益和红利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还是把享受留给自己和当下，而把债务和欠账留给人类和民族的未来。
我认为这是很大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区别，我认为正是这种区别，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的时代区分开来。
二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我惊讶地得知：该校的科学家们正在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希望借此解决的问题是——美国人民为什么会把信用卡透支和负债看得如此无足轻重，借债消费和透支未来，为什么会在美国成为时尚。
科学家们通过对人类大脑进行扫描发现：人类的认知行为是由大脑中两个部分之间的对抗决定的，其中一部分是大脑前额皮层，这一部分负责解决抽象和复杂问题，大脑的这一部分明白：今天的疯狂消费会导致一个月之后的高额成本，同时也知道：今天的忍耐和付出对于未来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