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中，从以政治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这一点，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一致的。
在中国高校，各种层次的经济学教育，已经从原来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经济理论体系，转变为以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课程体系。与此同时，经济学研究方法，也从以价值判断和政策研究为主的规范经济学，转为以数据和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经济学者在国际上的经济学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那么，在目前，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与世界上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到底还存在多大差距? 中国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 中国经济学今后将有什么特色?
毋庸置疑，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进步是巨大的。记得2004年，一位知名香港学者曾经称，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超过5名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这在当时引起很大关注与争议，很多人都在猜那5位中国经济学家到底是谁。现在，能够使用通用的国际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中国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是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快速进步。但是，总的来说，30年来，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还是一个“输入”的阶段、一个“拿来主义”的阶段，与国际上最先进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水平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几乎没有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所创立的为国际经济学界熟悉并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在经济学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话语权还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手里。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出自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同台竞争与合作，还没有真正成为现实。在这个巨大的差异面前，毫无疑义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还会继续追踪，努力缩小与现代经济学最先进的教育和研究水平的差距。二战之前两百年左右，英国一直是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与学术中心，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均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英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世界学术中心。那么，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又会走向何方呢?
十年来，中国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转型有日益加速的趋势，这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有了互联网，有关经济学研究的信息流通更快了，中国本土的经济学者现在可以迅速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洲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最新学术研究。
第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与国际经济学界同行的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同行参加。
第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归经济学者回国加盟中国高校，他们在海外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掌握最新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他们的加盟，对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转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领头羊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转型与进步，中国经济学是否会越来越彰显自己的中国特色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地理解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在中国，常常会听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经济学”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学”，人们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发展史上，王亚南可能是最早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的中国经济学家。王亚南主张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经济，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经济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建立“中国经济学”。但是，王亚南先生后来放弃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提法，因为他认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只有一种，在中国的应用是属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经济体的运用，并不是创立一个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学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为了避免让人误解中国经济学是有别于一般经济规律的另一种经济理论，王亚南在他学术生涯的后半部分便放弃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
王亚南使用“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以及后来发生的转变，还有他对中国经济学的深刻理解，至今仍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最大的共同点是均为市场经济，即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既然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机制，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借鉴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决策者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最优配置的一门科学，其基本框架、基本原理、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实行不同经济制度，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是，生活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环境中的人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存在着与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独特经济现象，如美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问题、日本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等。这些不同经济问题或现象，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在各个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与王亚南有同样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中国经济现实中的运用。什么是中国经济现实? 主要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当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时，将以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方式表现出来，但并不是意味着这是另一种市场经济理论。
不少人认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因为中国经济有其特殊性，或曰“中国特色”。例如，在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虽然目前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大，但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大，此外，中国历史文化如家庭价值观对经济的影响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不管是私有制，还是中国目前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实践者，无论是公有制企业的法人代表，民营企业家，还是消费者个人，均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都是在维护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从事经济活动，这也是中国加入WTO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理由。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混淆在一起。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认为商品生产是一个客观经济法则，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有，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有商品生产呢? 1992年，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两种经济调节手段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当今现实世界中，即使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例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以及日本、新加坡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等。在目前中国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市场经济制度下，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或者现代经济学有相当部分理论可以用来借鉴并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例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在国与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在充满风险的国际市场，如何利用金融衍生产品规避风险? 在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过程中，如何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如何应用“委托—代理理论”与信息经济学保护国家利益?这些根本性或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均可以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现代经济学虽然是从考察、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运行而总结、抽象出来的市场经济理论，但其一般原理也适合于描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的运行。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诚然，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由于其假设前提与中国实际相差甚远，可能不适用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具体哪些理论不适用，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要因为若干个具体的经济理论或模型适用于中国经济研究，就全盘接受现代经济学;也不要因为有一些经济理论或模型不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就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实际上，不可能有任何两个国家具有同样的国情，即使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同为转型经济国家，具体国情也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也可能有不同特点。的确，中国经济有西方经济所没有的特殊性，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各种经济现象都是一般市场经济规律在中国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
中国经济学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吸收全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理论创新的所有合理成分，为我所用。王亚南说过，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一样。在对待海外经济理论与研究中国经济的关系上，王亚南是他那个时代应用海外先进经济理论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典范。他的被称为“中国式的资本论”的《中国经济原论》，及回答了“李约瑟难题”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的范本，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很高的学术价值，至今对我们学习、借鉴、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仍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几位教授研究8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成效，其中有一个实证研究至今仍记忆犹新。在80年代，不少国有中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究竟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潜力问题，还是因为经营管理的问题，没有很清晰的答案。中国各地方工业主管部门当时试验了一项改革，叫承包制，即允许企业和社会上其他单位的人竞聘企业厂长(经理)职位，承包企业经营权。这种承包制，类似于经济学中的“拍买”(auction)机制，拍买是能够充分发现真实信息的一种机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将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厂长(经理)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企业原来的厂长(经理)或其他内部员工获得承包经营权。另一类是企业外面的人获得该企业的承包经营权。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类企业在承包后，企业经营业绩有了显著改善，而第二类企业在承包制度实行后经营状态却没有显著改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信息经济学的非对称信息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由于信息不对称，现任厂长(经理)或企业内部员工对本企业的潜力比较了解，他们不会去承包那些没有潜力的企业，而企业以外的承包者因为不了解企业内部情况，他们能够承包到的企业大都是潜力比较差的企业，因此，虽然这些承包者的能力可能很强，但因为企业本身的问题，也无力回天。这个例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中国国有企业是公有制企业，但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信息经济学同样适合于分析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以现阶段很快的增长速度来看，可以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每时每刻都产生着海量经济数据，这给中国众多经济学家提供了非常好的“原材料”，而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学家在掌握和理解这些原材料背后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机制运行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这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内涵，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与范式? 简单地说，因为这样才能让国际同行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有一次招待外宾看歌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外国客人不知这是什么故事。周恩来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外国客人一听就恍然大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