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收获》长篇专号（夏卷）刊载阎连科长篇《速求共眠》
阎连科的这部新作在“非虚构”中写得扑朔迷离，而在虚构中却写得具体实在；确定中的不确定，不可能中的可能性，给阅读带来了强烈的愉悦和趣味。那个大家熟知的真实作家“阎连科”，因为对名利、欲望的追逐，决定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叫《速求共眠》的电影，于是，真实的电影导演顾长卫和青年作家蒋方舟等人物，都成了小说故事的实在，而在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又都在故事中转化为不确定的可能。而其小说中真正的主人翁李撞一家的命运，却在三十余年的历史中，生存、演变、善美、邪恶，乃至“准确飘忽”，小说以多声部的结构与叙述，既寓言着我们今天对现实的忧虑和感知，又显明的显示着“阎氏小说”的真实与诡异，多变性与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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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奶。面包。榨菜和咖啡。最后给自己泡上一杯绿茶，可以看到早上七点西三环汽车的拥堵，如同膨胀的蚁伍拥挤在雨前的楼道。晨时的凉爽，让我重新思虑了我那热辣辣的灵感。为了证明那部电影的可行性，我在窗前静静地从七点呆坐到八点钟，又从八点呆坐到八点十几分，直至八点三十分，当看到我的双手上，还依然捏着激动、亢奋的汗液后，我相信了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电影名利双收的可能性。
八点三十一分，我以最低调的姿态，做了高温中含有阴冷的三桩事：
1.给顾长卫工作室的编剧、策划杨薇薇发了一个短信，询问了顾导近时的工作状况。
2.待杨回我短信说，顾导正在为寻找新的剧本抓耳挠腮时，我给顾长卫发了一个长微信：
尊敬的顾导：还好吗？昨夜彻夜失眠，终于等到了灵感降临，想到一个奇好的电影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也许票房不一定好过《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但其艺术之可能，堪与你我都喜欢的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相类比。望能一见相聊。
顾很快回了我微信：“真的吗？！”
我回他：“中午十二点，老地方见！”
3.这是让许多人更感意外、而我却觉得选择恰好、顺理成章的一桩事——我用微信和蒋方舟有了如下的对话和讨论：
我：“方舟，想挣一笔大钱吗？”
她：“多大？十万、二十……一百万？”
我：“一千万。”
她：“阎老师，你没有发烧吧？”
我：“是真的。你想没想过我们一道拍一部电影，由你出任女主角，我做编剧或别的什么……而我们谁都不要片酬，作为投资计入电影成本，最后从票房分成呢？”
她：“……”
我：“知道吗？今日中国电影票房正呈井喷之势。有人预计今年电影票房是二百亿，而明年全国票房最低二百六十亿，后年为三百亿。请你算一下，如果今年拍摄，明年上映，凭你我之努力，顾长卫之号召力，我们在中国电影票房中的二百六十亿中取百分之一就是二亿六千万，百分之二就是五亿二千万，百分之三就是七个亿……如此以保守计，你觉得我们做一部电影没有三个亿的票房可能吗？而我们的这部电影投资小，场景集中，故事好看，人物丰满，在中国上映之前先到国外各大电影节上参展和参评，倘若（是肯定）撞了一个国际奖，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仅仅是每人分上一千万、两千万的意义吗？”
她：“……”
我：“别忘了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为稿费写作的事；别忘了托尔斯泰是因为是贵族，吃穿不愁才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事。”
她：“……”
我：“……”
最后我们不再争论什么了，她默认并被我说服了。也许她只是抱着“看看玩玩”的心态吧。总之，一个人过分的早熟并被称为天才时，必然有其单纯甚至傻痴的地方伴随着他（她），一如一个真正的傻子所隐藏的智商永远不会被人发现样。蒋方舟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落在纸上的才华让人称道之时，她为人中的单纯正是可以让人利用的。爱文学，我就把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黑夜中寻找金币而在黎明中撞见了伟大文学的道路铺在你面前；爱生活，那就理应出来尝试做一次电影的女主角，品尝一次生活另外的味道而去丰富生活本身之单调。没有人知道，我在军队服役时，曾经当过全军的优秀指导员。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把你东去的思维拉到西行的轨道上。更何况，在一个消费的时代，名利这东西，一个是买家，一个是卖家，而所有具有名利心的人，不是被名买过来，便是被利卖出去，又有谁不在名利中间被人操弄呢？所谓的利益与输赢，其实就是看谁是名利的操盘手；所谓的贞洁与高尚，就是看你在贩卖名利时，用了什么样的词藻和借口。
我明白，在我的这部未来的电影中，我是那个最大最大的操盘手，是所有物事的总导演。其他任何人，顾长卫（这个被誉为第五代导演的艺术守墓人）、蒋方舟（这个被才华遮蔽着单纯的刚刚离校的大学生）、杨薇薇（这个总是被自己的性情所左右的优秀编剧和策划人），郭芳芳（这个胸怀电影抱负而被命运推向异处的好导演），还有又一次仅仅因为是我的同乡，他们就必然要从生活现实走向电影艺术的真人李撞、苗娟和他们的儿子李社、麦子及北京大学的李静等，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将成为我的一次操弄和消费，都将被我从名卖到利，又从利赎回卖给名。最终，用他们的一切成就了的我，将会突然因为电影《速求共眠》而成为著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
难道不会吗？
那就走着瞧。
上午十点钟，一切都沿着我预谋中的轨道开始和行进。偌大的北京城，天还是那个天，地也还是那片地，楼宇、街道和树木，也还是昨日的楼宇、街道和树木。而那个叫阎连科的人，已经不再是那个工作在人民大学的小说家。他是导演、疯子、商人、巫师和谎言制造者。是艺术的仇敌和名利设计师。是这个社会的毒瘤和灵魂假药的制造商。还有所谓的教授、农民、理想主义和野心家、最诚实的奸诈者和所谓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所有又都不是我（疯子还是精神病？是一次浪漫还是一个无赖的精神之行旅？）。从家里走出来，我很礼貌地朝小区的保安点了头，还顺手将物业清洁工那巨大的垃圾黑袋扛在肩上捎到了垃圾桶。然后我就在西三环的路边站了站，感受了一下真实的世界后，让自己朝着真实走过去。
把陷阱的填坑者们都约在西三环紫竹桥西北角的香格里拉大酒店。从我家走到香格里拉只需几分钟。踏走几十步的辅路人行道，再在半空折弯两次过街天桥就到了。在过街天桥上，我看见了贴小广告的年轻人和在桥上卖太阳镜、手机膜的中年汉。还有一个突然出现在那儿摆卦摊的算命人。算命人大约六十岁，秃顶发稀，借着一团树荫蹲在桥角上，面前铺着生白布，白布上放了一本《周易》书。看见我他很惊异地站起来，说了一句把他自己的脸色惊成苍白色的话：
“先生，你今天出门会有大灾啊！”
我在他面前站下来，“没事。我就是专门把灾难带给人的人。”
他愕然，“我说的是真话。”
“我不光说真话，”朝他冷笑笑，“我还要真的那样做。”
然后，我就从他面前过去了。朝着香格里拉那边走去了。长话短说（这是一切写作的基本要领），我们是在香格里拉大堂靠北的咖啡厅里见的面，顾长卫、蒋方舟、杨薇薇、郭芳芳（刚好一桌饭），大家握手、寒暄、问候，热情和客气，如四月的春风。在咖啡厅最北的玻璃墙下面，顾长卫和杨薇薇坐在茶几西边的沙发上，郭芳芳和蒋方舟（她现在的身份是剧本策划人，还非女主角），坐在他们对面向东的沙发上，而我如主席、总统样，坐在长茶几的最顶端，面对着玻璃外的果树和草坪，看见有两只乌鸦和一群麻雀在外面的花树上，叽叽喳喳、啾啾鸣叫，可它们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却没有一句穿过玻璃走过来。于是，大家陷入了热情后的沉默里，如冰淇淋被静默悄息的油锅炸了般。
好在这时咖啡送来了。沉默是被服务员的高跟鞋给踢破的。
顾导端了一杯咖啡看看大家看看我，“阎老师，你说说？”
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呢？经过一夜失眠、一夜的深思熟虑和准备，我已经把该要做的事情提前都做了。如同把陷阱挖好后，将罪证工具扔了样，我朝大家看了看，从我的黄色军用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袋。从信封袋里取出四份打印好的纪实小说来，一一地分给他们四个人。
“看看这部小说吧——《速求共眠》，这是我们这部电影创作远行的始发站。”
大家笑一笑，接过小说如放下端在手里的咖啡杯。“有小说？那你该从邮箱发给大家呀。”忘了是谁带着埋怨说了这句话。但这句话将我的第二步计划自然而然地导引出来了。
“我希望大家现在看，看完就讨论。”我扫视着众人说，“我可以出钱在这开两间房，请大家到屋里看小说——静心地阅读，是真正的心灵呼吸——我不希望大家看我的小说时走马观花，像去野地里拔草样。现在看，就现在！看完小说后，中午在这儿吃饭我请客。”
大家把目光都落到了顾长卫的脸上去。
“怎么能让你请客，我们有剧组。”说完这句话，顾导看了看他手机上的时间后，竟果真如我想的样，在这五星级的酒店开了两个房间，并在日本餐厅订了一个包间，让大家都分头到宾馆房间和餐馆包间去看纪实小说《速求共眠》了（太好了！——在这儿，我顺便说一句，我不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人。之所以会说由我出钱开房和请客，是我算定只要我说出来，顾长卫就会让大家留下看小说，会花钱请客并开出两个房间来。以我对他的熟悉和了解，他不这样他会内疚）。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庄严的关于电影创作的行为艺术，就这样如一部通俗小说般，以死亡和凶杀为开端，把读者强行拉入了情节里。而他们几个人，也就这样被我推上了没有开关的电影创作的高速跑步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