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刘捷玉 王国辉｜中国城市居民的童年生活与儿童价值变迁：来自三代人的缩影

本文刊于《开放时代》2024年第4期

（图片来源： 秋山亮二：《光景宛如昨》，青艸堂株式会社2019年版 ）

一、引言

一般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家庭会从关注子女的经济价值转向重视子女的需求。 [1] 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探讨了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的儿童价值观念如何由经济效用向“神圣化”和“情感化”转变，并认为这一观念转变与工业革命带来的职业和家庭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她试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揭示美国儿童价值由“经济无用”（economically useless）到“情感无价”（emotionally priceless）的社会构建过程。 [2]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预言，世界上不同类型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会与西方模式趋同。 [3] 照此逻辑，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也会发生从重视儿童经济价值到关注儿童情感价值的转变。

Cigdem Kagitcibasi, Family, Self, and Human Development Across Cultur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经验与西方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逻辑存在巨大差异。扎根于西方经验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经济社会条件等背景下是否具有解释力，尚需审慎探讨。本文旨在将儿童价值与社会变迁这一重要议题放在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家发展、政治干预和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加以检视。基于对三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史访谈证据，特别是受访者对其童年的叙述，本文探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儿童价值变迁的影响，并质疑了泽利泽关于儿童价值从“经济有用”到“情感无价”发展变化的线性模式 [4] 。本文分别从经济／功利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三个维度揭示当代中国儿童价值延续与变化过程中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与西方经验不同，当代中国儿童的价值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伦理、社会保障条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塑造。

下文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说明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对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加以说明，再基于三代人童年经历的质性分析，着重讨论当代中国儿童价值的代际变迁与性别差异。最后，在对中国经验证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西方工业化背景下的家庭变迁和儿童价值理论提出质疑。

二、文献回顾：

中国人的童年生活与儿童价值

中国父母对子女异乎寻常的关爱和各方面的投入吸引了学界对中国独生子女的关注。借助2004年至2005年在上海几所学校和家庭收集到的民族志资料及过去三十多年的各类公开文献，纳夫塔利（Orna Naftali）认为一种强调儿童权利的话语和观念正在中国兴起。这种新兴的儿童权利话语体系把儿童视为“主体”而非客体，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再是家庭、社会或国家的“附属”。进而，他认为，儿童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现象在中国社会开始出现。 [5] 刘凤书也持类似看法，认为对于那些能与子女建立民主而亲密关系的父母而言，子女在情感上更加珍贵，在经济上则是无用的。 [6]

然而，另一些涉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市家庭的研究对上述儿童赋权或儿童个体化的论调持疑。通过对厦门五个家庭田野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厦门一所小学的深入调查，吴楚玲（Esther Goh）发现，独生子女在与多个监护人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虽然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但他们并没有被“宠坏”。 [7] 比那-波拉克（Binah-Pollak）注意到，在国家层面公开倡导的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官方说法往往与中国家庭层面的实际做法并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矛盾的。 [8]

这些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儿童的个案研究总体上与儿童价值和儿童现代化的全球话语体系一致。表面上看，中国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关爱有加，似乎与泽利泽所持的儿童情感无价论相吻合。实际上，大多数研究的对象聚焦于未成年儿童，从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关于孝道的伦理要求——尤其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养老负有责任和义务。如果忽略这一文化背景，就会掩盖中国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贯穿一生的相互依赖关系。 [9] 尤其是21世纪以来，面对经济及社会保障的不确定性，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亲戚关系都得到了强化。 [10] 当下中国社会这种相互依赖的家庭成员关系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所隐含的个体化、无具身（disembodied）的主体预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家庭及其变化进行新的概念化，从而理解缺乏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的自我与个体意识的非西方文化。

为了理解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何影响家庭结构，库查巴莎（Cigdem Kagitcibasi）提出了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三种家庭模式。第一种，人际关系紧密的“相互依赖型”（mode of interdependence）家庭模式，普遍存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农业生产为主的环境中；第二种，“独立型”（mode of independence）家庭模式，在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西方工业城市更为常见；第三种，“情感互赖型”（mode of pyschological interdependence）家庭模式，在城市和发达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常见，并根植于联结文化（cultures of relatedness）中。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三种类型的家庭亲子关系：服从／依赖取向的权威型亲子关系，自主取向的相对放任型亲子关系，以及控制-自主混合取向的权威型亲子关系。总体而言，与泽利泽的主张一致，库查巴莎认为儿童的经济价值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降低。 [11]

库查巴莎关于家庭生活与社会变迁的模型，为解释跨文化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本文借助这一分析框架对中国的儿童价值进行分析，以增进跨文化背景下对家庭和儿童现代化的认识。本文认为，对儿童价值的认识必须放在历史和文化的情境中加以分析，这需要首先理解其所处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阶段，而不能简单照搬欧美语境下的“现代化”认识。通过关注工业化以外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与经济背景，本文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本预设，即“非西方社会的工业化也会导致家庭模式产生相同的变化”。 [12] 调查发现，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如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计划生育政策所致的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问题）和传统孝道文化的持续影响，在当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迁中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通过深度访谈和质性研究，本文试图对当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迁提供高度情境化和更为丰满的描述和解释，同时也基于中国经验对库查巴莎的模型做了细微修正。

“代”（generation）是既定的社会结构变量，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形成。这些经历定义了生活机会和社会环境，并塑造了相应的家庭关系。 [13] 本文通过“代”的分析来呈现宏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在中国，当讨论特定历史时期对个人和家庭行为所产生的外部影响时，“代”的概念在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例如，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并成长于“文革”的一代，当时的家庭传统规范因社会动荡而受到冲击，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一代，其成长则受到“物质消费主义、信息化与互联网、都市文明以及全球化”的影响。 [14] 本文以中国城市三代家庭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童年经历和父母养育行为如何被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特定结构背景所塑造。

Susan Mann & Yu-Yin Cheng, Under Confucian Eyes , Berke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现代化经典理论很少涉及性别议题，虽然女性有时被刻画成“反常的群体”（an anomalous group），比男性更难成为现代经济、政治活动的参与者。 [15] 泽利泽只是在讨论男孩和女孩因意外死亡获得不同赔偿时简短地讨论了性别差异。而在库查巴莎看来，男孩偏好具有延续家族血脉的社会价值，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儿童的经济价值之所以更加突出，是因为在父权制家庭中儿子要对父母的养老负责。

性别是中国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传统儒家的父权制也意味着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深深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 [16] 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传统社会，临终前依然没有男性继承人，被认为是对孝道最严重的违背。因此，传统上中国儿童的社会化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除了少数精英家庭，绝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女孩被剥夺了读书机会，其角色和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家庭领域之内，男孩则大多从小接受教育，以期学而优则仕。 [17] 然而，1979年以来中国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套重男轻女的传统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中国家庭也由此开始在子女教育发展上摒弃性别偏见。 [18] 本文凸显了女孩的价值如何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发生改变。

三、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中的传记法在捕捉研究对象的个体经历与主观感受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19] 而生活史传记法在调查不同背景下的亲密关系时特别有用，可以解释不同世代如何在其生命历程中相互建立亲密性，以及分析地方性社会文化结构如何塑造亲密关系的个体经历。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使受访者在定义他们自身经历时发挥能动性，以尽量规避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本文所分析的生活史资料来自笔者主持的一个大型多点比较调查项目，其中包括在中国的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开展的三代人生活史调查。2016年10月到2018年10月，笔者与当地组建的研究助理团队在西安、广州和天津以及其他农村地区共收集了330个生活史访谈案例。此外，笔者采用民族志观察法，通过实地走访、社交媒体交流等方式，对三分之一受访者的生活经历进行了后续追踪，从而为已收集的生活史访谈资料补充了更多背景和细节。具体而言，一个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接受了访谈。在代际划分中，我们定义了老中青三代人：“祖父母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中间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代”的大多数受访者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

本文从访谈样本库中选取了25个城市家庭中的95个受访者个案进行分析。 [20] 个案的选择尽可能平衡家庭和个人在性别、代际和经济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多样性。在选择城市家庭样本时，祖父母代出生在农村并于十岁前迁徙到城市的家庭，或祖父母代出生在城郊村，因城市化而成为城市人口的家庭也属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但如果是祖父母代出生在农村，直到成年后才移居城市的家庭则不纳入分析。纳入分析的祖父母代，夫妻中至少有一位具有在城市国有或集体单位工作的经历。 [21]

访谈人请受访者从他们的童年经历开始回忆，并鼓励受访者主动倾诉。如果有些关于家庭关系的话题受访者没有提及，访谈人随后会再针对性地补充提问。所有的访谈都进行了录音与逐字转录。笔者对每一份访谈稿进行主题分析，以识别从不同访谈中所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此外，笔者还对每个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进行了深度剖析。虽然受访者对童年记忆的叙述涵盖了十分宽泛的经历，但几乎所有人都提及了两个主题：童年的物质条件和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下文的研究发现也将围绕这两大主题进行呈现。需要说明的是，下文并不是以家庭为视角来讨论一家三代人的经历，而是以“代”为分析对象来呈现我们的调查发现，旨在揭示城市家庭代际变迁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四、三代人的童年经历

（一）祖父母代的童年

大多数祖父母代人回忆的童年是在大家庭的贫困中度过。正如王奶奶（天津人，工人家庭出身，兄弟姐妹四人）感叹道：

从我记事开始，反正就挺苦的。一年啊，也没吃过炒菜。到了过年了，买一块豆腐点上点香油，那就是改善伙食了。（2017年3月访谈）

仅有少数精英家庭子女的童年经历属于例外。周奶奶（广州人，干部家庭出身）也是兄弟姐妹四人，她说：

那个时候（20世纪50年代——笔者注），共产党重视技术干部。普通工人一月三十多块工资，我爸爸工资有一百多块。一般工人有吃不饱那些，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饭吃、有书读和有衣服穿。（2018年1月访谈）

大多数祖父母代人的童年是在贫困艰辛中度过的，因此，家庭的主要功能在于生存。正如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所观察到的，中国家庭像是一个合作的经济组织，家庭成员间缺乏情感交流。 [22] 这种家庭模式在多数祖父母代人的童年回忆中得到证实，例如，陈爷爷（西安人）在回忆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时说：

有啥交流的，那会儿哪来的交流，都忙得和什么一样，没有说坐在一起聊聊天。那会儿每天帮着干完家里的活儿，我都累得光想睡觉，哪有跟父母聊天什么的。舵人（陕西方言，指父母——笔者注）回来不说咱、不骂咱就行了。（2018年7月访谈）

1953年春节， 天津市王德铸（左一） 一家祖孙三代十口人在吃团圆饭

（图片来源：百度网）

同时，这一代人仍然看重中国传统家庭所秉持的长幼尊卑观念。无论在大多数贫困家庭还是少数精英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严格的等级关系基本上是常态。袁奶奶（西安人，干部家庭出身）说：

你是家里的小人嘛，父母是长辈，大人说话小人没有资格插嘴说话的。我们小时候都挨打，所以我那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跟我妈妈学的，觉得爱孩子才打孩子，惯孩子是害孩子。所以说，我们从小就是接受那种教育。（2018年6月访谈）

尽管大多数祖父母代人都记得童年时常被父母打骂的经历，但在艰辛生活之余的某些特定时刻，他们也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这一代人普遍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意不是用言语直接表达的，而是体现在日常给予和分享的行为中。例如，陈奶奶（西安人）回忆说：

我母亲那会儿可怜（孩子——笔者注），舍不得吃，领了饭都舍不得吃，都让娃们吃。有些好的都给孩子吃了，烙些坨坨（一种面饼——笔者注）自己吃，就是这样亲。（2017年4月访谈）

（二）中间代的童年

在中间代人中，大多数的受访者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期，并且和上一辈人相似，有多个兄弟姐妹。他们成长在政治动荡的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背景下，曾经的精英家庭也受到冲击。例如，周奶奶的父亲被关进监狱，作为大学生的她本应在毕业后获得干部身份，但最终被分配到化工厂当工人。而袁奶奶全家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被下放到陕西农村。为了生计，袁奶奶的妹妹不情愿地嫁给了当地农民。祖父母代人的遭遇使得一些中间代人在受到冲击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

不同于精英家庭所经历的动荡，大多数工人家庭出身的中间代受访者对童年的回忆是在清贫中过着稳定自在的日子。王先生（西安人）在家中排行最小，他说：

我父亲最早在机械厂当技术员，我母亲在服装厂上班。我们兄妹五个，当年我们家就在父亲厂家属院。小时候，咋说呢，虽然说孩子多……反正很清贫吧，但是觉得很温馨。当时在这个院子出生成长的邻里，都是老邻里，因为都是父辈的同事，这个院孩子父母都是一个单位的。那时候中国人就像放羊似的养孩子，我们都是这样子。（2018年8月访谈）

计划经济时期主张生产劳动和各类政治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因此，限制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时间。“母亲当时要忙家务，有一大家子要养活，她没有时间跟我一起，家庭的生计是第一位的”，据王先生回忆，即使晚上下班后，父母依然需要在各自单位参与政治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与祖父母代人有很大不同，中间代人的母亲多数都有工作和收入，因此，家中年长的子女通常需要照顾其年幼的弟弟妹妹。

1973年6月，买冰棍 （布鲁诺·巴贝 摄）

（图片来源：中国摄影报网站）

与祖父母代人相似，中间代人依然成长于辈分和等级关系分明的家庭关系中。当谈到与父母的互动时，严先生（西安人，兄弟姐妹六人）回忆道：

你有重要的事情，给父母通报一下，没事别麻烦他们。那个年代小孩子见到父母就跟老鼠见猫一样……我跟我妈也很少交流，她在纺织厂上班，下班也要拿零件回家继续干。我每天去上学回来，只要一有空我就陪我妈妈，给她磨钳子或者按摩腿。和父亲的互动嘛，就是经常挨打，我小时候超调皮。因为老人那时候很忙，一天很辛苦，找不到时间说服教育。假如说你惹事了，别人来告状了，不管你有理没理都是你的错，先打了再说。我们这代人做事情就是被要求听父母的话。没有那个条件去跟你讲道理。（2018年7月访谈）

不过，与大多数缺乏教育的祖父母代人相比，中间代人接受了基本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文革”期间有中断）。对于这代人而言，父母从来不会或极少关注子女的学业情况。严先生解释道：

父母就负责吃住，哪有时间交流。每天回来就是给家里干活。我文化也不高，因为那几年动乱（指“文革”——笔者注），在学校也没学好，再一个家里文化程度低，学习抓得不是很紧。你想，老人一天忙到晚，挣钱把你养活就已经很好了，哪有功夫教你。（2018年7月访谈）

另一名受访者吴女士（广州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的兄弟姐妹都会做饭烧菜，因为父母忙到一天到晚忙着。我们这一代人，不重视学习，大家都差不多。父母那么忙，哪会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学习？没人管。（2018年4月访谈）

（三）独生子女代的童年

受访的独生子女代人出生于1985年到2002年，其中大多数是“90后”。与父母相比，他们出生并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物质条件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年代里。也正是在同一时期，计划生育政策借助工作单位的严厉惩罚措施得以在城市全面落实。这些因素深刻塑造了独生子女代的童年经历。独生子女代的父母愿意为了这唯一一个孩子的发展而倾尽所有。正如其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23] 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儿童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这一模式也延续到“90后”身上。小潘（女，广州人）讲述：

我的记忆中，每个星期天，父母带我去茶楼喝茶吃点心。从我记事起，就这样。父母总会给我买好吃的东西，物质上基本都能满足我。（2018年7月访谈）

除了满足独生子女的物质需求，小潘的回忆还点出了家庭休闲时间成为这一代人童年生活的常态，这也是在前两代人的童年中基本没有的经历。休闲时间也暗示了家庭亲子间更多的互动。

中国的一些媒体会使用“小皇帝”“小公主”来形容这一代倍受宠爱的独生子女。 [24] 事实上也如此，这一代儿童不仅不需要承担家务，而且从未经历过其父母辈童年时期的物质匮乏。然而，在物质生活条件迅速提升的同时，这一代人在亲子关系方面的发展变化却是相对缓慢的。当谈起与父母的互动时，小陈（男，广州人）回忆道：

晚上去散步的路上，我会缠着让我妈给我买雪糕。这时候她会跟我谈条件，让我背几个英语单词，然后她就给我买一个雪糕。我妈很喜欢管我。比如说早上睡太晚，她会说我睡到这么晚，如果在房间里不出来，会说我像个待嫁的闺女一样。而我爸喜欢骂我，可能是想通过骂人的方式来让你不要自满，不要骄傲。影响就是很打击我，感觉自信心不足，跟父母严厉地批评是有关系的。尤其父母骂完你后，有时候很难受的，但是不能跟父母大吵大闹，因为从小我爸就说了，对父母一定要讲孝，你不能顶嘴。（2018年2月访谈）

小陈对电脑游戏的爱好是他与父母产生冲突的主要来源。小陈的父母认为，电脑游戏会影响学业成绩。对此，他们搬出“子女需要顺从父母”的孝道观念，试图约束儿子，敦促小陈按照父母的要求刻苦学习。在上两代人的童年经历中，儿童挨打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干好家务，但对这一代人而言，被父母教训的主要原因则是学业问题。父母对子女学业的看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不同经济背景的家庭中具有共性）。“一切以学业为重”成为独生子女代习以为常且日渐趋同化的（regimented）生活模式。

实际上，对学业的高度重视是由竞争日益激烈的职业前景所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城市里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基本上都能获得国家分配的工作，或在父母退休时顶替其工作。90年代以后，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竞争就业成为常态，而这种竞争观念对国民的心理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关于知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话语 [25] 促进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学历改变命运——当下的学业表现决定了将来能否找到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并从此过上好日子。

一个在人行道上学习到很晚的少年

（图片来源：秋山亮二：《光景宛如昨》，青艸堂株式会社2019年版）

然而，父母对子女学业上的过度偏执令许多独生子女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与父母的关系蒙上阴影，这也给独生子女一代的个性发展带来影响。小朱（女，西安人）回忆道：

很严格，尤其是学习这方面，不会给我自由发展的空间。每天回去就是学习，如果看见我在看电视或是在玩，就会批评我：你为什么不学习？所以我从小不喜欢他们这样的教育方式。我每次在学习的时候就会对我指指点点，比如说你的坐姿不对，你拿笔的方式不对。小孩在写作业的时候就是会低着头，自己是不太清楚到底能低到哪种程度的。我还被他们把辫子绑到那个灯，一直在跟我说头再往下低，你就会驼背的，或者是近视眼的……我不知道这种方式到底对不对，在童年的时候我觉得很暴力。（2017年8月访谈）

与上两代人不同，口头交流成为独生子女代人与父母互动的主要形式，但是父母常使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并期待子女顺从地接受父母在其学业发展上给出的指导建议。和小朱的经历相似，许多受访者回忆起童年时与父母的交流中，总是被“批评责骂”，很少被“肯定赞扬”。虽然父母尽可能地满足子女在物质上的需要，但大多数独生子女代人都认为，他们的童年是在学业压力之下的权威式亲子关系中度过的。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父母在督促其学业方面采取了平等式的教育理念。

20世纪初叶，个性（individuality）曾被当时的中国知识精英视为儿童发展的目标之一，尽管后来这一目标让步于国家的其他议程。 [26]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旨在将儿童培养成自主自律（self-governing）、个性鲜明（individualistic）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其他国家政策的实施， [27] 一些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育儿理念和教育范式发生了转向：独生子女一代恰好体现了儿童的“自主性原则”和个性化发展这一理论构建的影响力。 [28] 但访谈材料显示，独生子女代这种个性的形成并不依赖于父母的刻意培养或国家政策的影响。儿童虽然获得了物质上的充分照顾，但其父母仍然以权威性的方式来养育他们。

儿童个性形成的路径因人而异，但又往往在反抗父母掌控的过程中产生。本文归纳了独生子女代个性形成的两种途径。在第一种路径中，当子女满足了父母的愿望，也就是实现了上大学的终极目标，进而他们会获得和父母讨价还价的协商权，在决定自己未来如何生活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第二种路径则是在与父母不断互动博弈的过程中，试图在保持自主与顺从父母之间寻找出路。例如，小陈回忆道：

我知道我不能顶撞父母，要忍住不去大声地回应，我就会在房间里撞墙。通过伤害自己，然后减轻内心的疼痛感。有一次就是在他们面前这样（撞墙——笔者注），我妈也哭了，我爸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要我跟他们掏心掏肺地讲。我当时主要说了父母管太多，但并没有改变。（2018年2月访谈）

小陈童年时总跟父母玩“猫抓老鼠”的现实游戏，为了弄清小陈是否偷玩电脑游戏，母亲会习惯性地检查电脑屏幕的温度。所以，当意识到母亲快要回家时，小陈会提前关电脑降温。而小蔚（女，西安人）为了满足父母的学业期待和自己独立生活的渴望，一直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父母是希望我在西安，但是我想在国外，以前很想逃离陕西，但是现在很想逃离中国，不想待了。这里周围人会给你要求很多事情，包括学习呀，各种事情都有人干涉你，你无法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干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越远越好。（2017年9月访谈）

在独生子女代中，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甚至在成年后也未能设法争取到个人的自主性。小朱说：“他们总是觉得你没有自己的思想，需要给你引导一条路去走，要不你就会被带坏。我从小就太乖了，没有反抗意识，所以他们一直在决定我的生活。”（2017年8月访谈）她的父母不仅影响了她的职业选择，还在她的恋爱与婚姻方面多加干涉。如今的她想离婚又不敢，因为小朱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她的选择。

五、讨论：儿童价值的代际变迁

更为宏观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为理解中国儿童的价值变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下文将借助库查巴莎的分析框架检视三种不同的儿童价值类型（功利／经济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以讨论儿童的角色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中的转变，以及儿童价值在三代人中所存在的性别差异。

（一）儿童的功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