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时候，他说：这个年龄我还可以从事美好的工作，谁得到这样的赐予呢？
我的生活是艰苦的，然而却是美的。
“道德的大敌是麻木不仁”他说：“为了能够在非洲坚持下去，人们必须有精神的劳作。值得注意的是，有教养的人比没有教养的人更能够承受丛林中的生活。”
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道德观在西方世界一直就仅限于人与人之间，这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道德观，包括对动物也一样。
真正幸福的人，是那些已经开始寻求并知道如何服务他人的人。
我是想要活下去的生命，与许多也想活下去的生命一起存活。
有思考能力的人一定会反对所有的残酷行径，无论这项行径是否深植传统，只要我们有选择的机会，就应该避免造成其他动物受苦受害。
结识不是为了相互知道一切，而是相互爱和信赖。
在生活中，我们应当努力地始终像青年人那样思想和感受，这一信念像一个忠实的顾问陪伴我的生活道路。我本能地提防自己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成熟对于我有点可怕，因为那往往意味着：贫乏、屈从、迟钝，顺从命运的理性化。
我们应当达到的成熟，是不断磨砺自己，使自己变得日益质朴、日益真诚、日益纯洁、日益平和、日益温柔、日益善良和日益富于同情感。
伟大的自觉，在于结束失望。
一个人给世界增添一点善良，就是促进人的思想和心灵。
一切有价值的行为，都是基于信赖的行为。
史怀哲，德国哲学家、神学家、音乐家，著名巴赫研究专家和管风琴大师。30岁之前，他已经拥有这些成就。
30岁的一天，他偶尔读到一本小册子，看到非洲人缺医少药的悲惨状况，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三十岁前投身学问和艺术，三十岁后我应当投身直接服务于人的工作”。他决定重新回到校园学习医学。他的朋友听到这个决定，建议他去学习神经科。8年后，他获得医学博士，踏上了去非洲丛林的旅程。
在非洲行医不是浪漫的。兰巴雷内位于赤道附近，高温潮湿，条件简陋。每天要接待诊疗几十个病人是十分劳累的。他既是医生，也是护士，还要自己建房子、教育当地百姓。
但更多时候，他学习并未受到尊重。在当地，他雇佣不到黑人干活。他没有抱怨和斥责，而是学会理解：“他们是自然之子，不是商业的奴隶，他们不为非必要的事务出卖”
在繁忙的劳动之余，他依然练习钢琴，整理和书写管风琴作品以及文化哲学，苦苦思索关于生命的伦理，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条小船上看到一群河马游到驳船旁，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概念：“敬畏生命”。这奠定了他一生的伦理学基础，并为世界所有热爱和平和自然的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号。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战争期间，他被关在集中营里，这里没有书籍可读，他却把这当成绝无仅有的机会，可以和关在一起的狱友们学习关于银行、建筑、磨坊、种植等各方面的知识，并且继续研究和思考文化哲学，起草文化国家问题的纲要。
他对于感恩和帮助从不麻木。
一次，他和妻子拎着很重的行李赶火车，一个他曾经帮助过的穷人过来帮助他拎行李。他暗暗感激并发誓：“以后遇到提着沉重行李的人，也要去帮助他们，就像我今天得到的帮助一样”。
他用一生保护生命，不仅用语言，也用具体的行动。
“坚持善，就是坚持清醒”。
“敬畏生命的伦理告诉我们，要想到他人，并让我思考，是否拥有这种内在的权利：采摘双手够得着的全部果实。”
“敬畏生命的伦理要求我们作为人活着，而不是机器。”
“我的使命是，为敬畏生命的精神，也就是为和平的精神开辟道路。我为自己拥有这样的使命而激动，我的内心沉浸在伟大的宁静的音乐之中。”
1954年，史怀哲与夫人海伦娜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领奖时，他呼吁尊重生命：“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
1957年，海伦娜去世，史怀哲亲手为妻子刻制了一个白色石十字架。
1965年8月27日，史怀哲在给朋友书信中写道：“我很健康”，数日后，安然离世。
史怀哲的传记，我反复阅读。
我为与这样的灵魂同样作为人类活在地球上而深感无比荣幸。
吾愿此心多人识，不负苍生不负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