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寺庙里挠痒，在葬礼上开玩笑。你可以因此说我“无礼”，但我也感受过神性。大学时的一个星期三，我正挣扎在合唱团的排练中。然而在某个时刻，在约翰·拉特（John Rutter）《安魂曲》的中段，我的声音变成了周围人的声音，我们的呼吸融为一体。那时的感觉，犹如液态黄金从身体中穿过。我明白了何为灵性，它是高度鲜活的。
音乐就该如此，它成功击破了像我这样的人。“音乐是用来接近神性的人造技术，”西北大学音乐学教授瑞恩·多霍尼（Ryan Dohoney）说，“它可以给我们弗洛伊德描述的海洋一般的感觉。”
钢琴家、作家莎伦·苏（Sharon Su）明白那种感觉。“你有那种感受时，通常和特定的作品有关，如果我们说到音乐作品，那肯定会想到创作这部作品的人，”莎伦告诉我，“因为你会觉得这种感觉是作曲家给你的，是他赋予你体会这种感觉的能力。”
拉特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了无法言喻的东西，这事我一生中最深刻的经历之一。那个星期三，他在我和一种未知的超越性的东西之间创造了一种连接。那么，我应该因为他对我的灵性启蒙而崇拜他吗？
看到这你或许会笑吧。
但是，如果我换个问题呢？我应该崇拜贝多芬吗？
我们把伟大作曲家“封神”，这并非偶然。天主教经典中的圣人是代祷者，是代表你向上帝说话的人。圣人站在神灵旁，共同接受众人的崇拜，在许多信仰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我们将伟大的已故作曲家视为圣人，是他们将完美转译到音乐世界。
如果这个比喻让你感到不舒服，不妨再想想。比如，那些我们随身携带的作曲家的小半身雕像；再比如，我们前往作曲家的圣地朝圣——他们的坟墓，包括那些在地下的，还有那些柱子，里面装着盛放作曲家心脏的小罐子（我确信这为维也纳旅游增收不少）。
我们表现得好像这些圣人作曲家不具备犯错的能力，连他们创作的意图也都是完美的。他们要求我们的每个举动都全心投入。当然，我们被禁止成为异教徒。我们不能不喜欢平均律键盘曲集，我们演奏它，是因为它已被视为教义许久。
作为一个接受过传统卡纳提克音乐教育的南印度人，这个比喻对我来说很真实。在卡纳提克音乐中，最伟大的作曲家是圣蒂亚格拉贾（Sri Tyagaraja）。被大众崇拜神化的他，每年都会被来自全球的信徒以朝圣的方式纪念。我问我的母亲，她是我最熟悉的卡纳提克音乐家，她如何感受圣蒂亚格拉贾，如果可以拜访他最后的安息地，她会做什么？
“我会表达我的敬意，”她说。
我用激将法。难道她不会坐在高韦里河的沙子上，在埋葬着他骨头的三摩地上，向圣蒂亚格拉贾祈祷吗？
“祈祷是向那些创造你的人……敬意是献给那些通过对艺术的极端奉献而获得与上帝同等尊重的人。这不会是一样的。”
“通过他们的奉献和极端的天赋，”她补充道，“他们试图与上帝平等。”
奉献与天赋，两者在一起，成为被“封神”的必要条件。
古典音乐世界的万神殿大门并不是敞开的。看看茱莉亚学院的面试要求把，想读钢琴专业的话，你必须表演肖邦、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或门德尔松的一部重点作品。哪个舒曼？哪个门德尔松？你当然知道，不是克拉拉，也不是范妮。她们不在万神殿中。
克拉拉缺少奉献精神吗？还是范妮缺少才华？还是说，每人把他们的“封神”当回事？当然，我们希望那种崇敬和一致的“封神”运动，来自于在艺术中深深感受到的神性。但还有一个更残酷的事实，神化一位作曲家同时也会将其赞助人升华。通过贝多芬，他的赞助人们在历史上拥有了一席之地，贝多芬的不朽某种程度上服务了他们。
这是我们要在忏悔时低声说出的：古典音乐服务于两个神，一个是美，另一个是权力。理论上，封神运动对两者都有好处。
如果我们尝试对万神殿扩容呢？哈佛大学神学家兼牧师马修·波茨（Matthew Potts）描述了基督教传统中是如何扩大封圣的：“像瓜达卢佩圣母这样的圣人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他说，“这是一种既赋予美洲土著人民合法性，又对教会有意义的方式……它利用信众的忠诚来向不同信仰的人们放出信号，表明他们对基督教的归属。”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更广泛的崇拜来减少古典音乐中作曲家崇拜的危害。把范妮请进来，把弗洛伦斯（弗洛伦斯·普莱斯，Florence Price）请进来，把坂本龙一也请进来，这样就能看到自己在天堂里的倒影。
如果作曲家崇拜的唯一罪过是它为排他性权力服务，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就足够了。但古典音乐中，作曲家崇拜不仅仅强化既有权力，它还冒犯了我们接触音乐更真实的目的：创造艺术并服务于美，进而通向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