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节”在古代是宗教与世俗权威自我宣扬的手段,却在莱茵地区狂欢节的近代重塑中遭到完全倒转。虽然不同莱茵城市间亦有竞争,但狂欢节的放纵总体上被当地人解释为“莱茵欢乐帝国”独有的从容,作为地域认同的象征与信仰新教、崇尚秩序的普鲁士统治者相区别。这种对柏林的敌意保留到了今日,2024年2月科隆的游行口号是“Wat e Theater – wat e Jeckespill”(科隆方言,“真是小题大做!——好一出小丑戏!”),多个游行花车被打扮为德国政客带有调侃意味的形象用以批判政坛。
一、盛装游行当有花车相随
“狂欢节”的习俗普遍存在于欧洲主要城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半岛为这类节庆的普遍化奠定了基调。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
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
)中开宗明义:“在说明意大利的节日演出优于其他国家的主要观点时,首先必须提到具有个人特征的意识的发展。”[1] 该书第四卷的卷名点出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瑰宝是“人的发现”(Die Entdeckung des Menschen),全民参与游行首先是个人意识活跃的外显。意大利人最先注意到在公开场合平等表达个人情绪的可能性,同时期意大利半岛以外的修道院和宫廷也会举办他们的庆典和演出,但是,北方的这些表演在形式和内容上会因参与者的身份各异而有所不同,唯有意大利的节日演出打破宗教和政治的禁忌,成为全民族的狂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194-1250)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成长于南部的西西里王国,当时的西西里王国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点,他因同时驾驭东西方的艺术和学问而被誉为“世界惊奇”(stupor mundi)。13世纪初,他在科隆迎接他的未婚妻、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的伊莎贝拉公主,顺便用意大利式的狂欢节设计狠狠地冲击了保守的莱茵河畔。这次科隆游行被认为是他“惊奇”生涯的代表作:首先是轻骑兵在前开路,然后是阿拉伯骆驼队所驮的轿子,上面坐满了皇帝的后宫和陪臣,接着是骑着战马的皇帝本人,他身着猎服,双眼像蛇一样闪着绿光或蓝光,帝国骑士们把他围在中间,队列两旁由来自沙漠的黑人整齐护卫着,迎接公主的凯旋车队是海船式的,提供动力的马匹被隐藏在车的底部,上边坐满了教士,用音乐和歌唱对公主表示欢迎。[9]
这次欢乐的游行给科隆市民留下深刻印象,惊呼皇帝是“《一千零一夜》国度的君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被世俗的历史编纂家视为神圣罗马帝国君主才华横溢的典范,往后的继任者再没人能够比肩这般狂热的艺术旨趣。然而,教会人士敌视亲近伊斯兰文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方济各会游行四方的修士萨利姆本(Salimbene di Adam)就断定,皇帝“骨子里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科隆狂欢节在中世纪归根结底仍是宗教节日,而且作为神圣时刻“斋戒”的前夜存在,西西里皇帝充满异域风情的“世界惊奇”大戏,注定只能沦为莱茵河畔的插曲。
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讲述了“Alaaf”和“Helau”的“敌对关系”。在中世纪,科隆拥有科隆大主教授予的“集散权”(Stapelrecht),从1259年起,任何经过科隆的商船必须停留三天,将货物以规定价格出售。当时,科隆的市政官员也会对路过的船只高喊“Alaaf”,意为“全部卸下(清空)货物!”。一位美因茨商人站出来反抗这一特权,用低地德语(Plattdeutsch)方言发出“我要继续前行!”(Ik will he lau fahrn)的呐喊,并试图以武力通过。最终,美因茨商人打破了封锁,但在战斗中受了致命伤,最终死去。因此,今天科隆人的呼喊是“Alaaf”,而美因茨和杜塞尔多夫的狂欢者则回应“Helau”。然而,莱茵河畔各城市看待柏林的敌意却始终是相似的。
四、跨越时空对话现存秩序
现在的科隆狂欢节通常于每年11月11日的11点11分在科隆老城区的某一处市场开幕,直至次年2月-3月的圣灰星期三(Aschermittwoch)结束。根据官网(koelnerkarneval.de)信息,今年的传统仪式在干草市场(Heumakt)进行。已经举办的2024年狂欢节游行的口号是“真是小题大做!——好一出小丑戏!”(Wat e Theater – wat e Jeckespill),这两句话都是科隆方言(Kölsch):“Wat e Theate”直译为“这是什么戏剧啊!”,但在日常使用中则更多表示惊讶或不满的反讽,类似于“这才哪到哪”或“真是小题大做”;“Wat e Jeckespill”中的“Jeck”本义是小丑,是对参加狂欢的狂欢者的称呼,Jeckespill可以理解为“小丑戏”或“小丑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