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难写出一部没有姚明的中国篮球史，也很难用一两个词来形容这个被当作符号和意义的中国巨人。
如今37岁的姚明，需要在另一个“战场”——“中国篮协主席”的位置上，重新开始，慢慢适应。
文 ✎ 丁雪
编辑 ✎ 方奕晗
两个月间，“姚明要当篮协主席”这句话的结尾慢慢从问号变成句号。
2017年2月23日，姚明当选中国篮协新一届主席的消息正式发布。根据最新版《中国篮协章程》规定，主席姚明对篮协拥有绝对的决策权、领导权、以及人事任命权。就像当年乌泱泱的人群在机场目送姚明去NBA打球时一样，这个两米二六的大个子再次成为人群的焦点，人们都在等待着姚主席的新表现。
▵2017年2月23日，北京，中国篮球协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列席发布会
在中国篮球界，你很难找到像姚明这样的人，在东西方世界同时如鱼得水，在推进人们对篮球的市场化和职业化认知上，也从来没有谁像他一样，走了这么远的路。
正式消息公布之前，姚明对此一直闭口不谈。
美国当地时间2月4日，姚明11号球衣退役仪式的第二天，姚明邀请了多年一起走过来的记者和家人朋友吃饭，在休斯顿的姚餐厅，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摆在桌子上的“龙虾沙拉”让他们觉得亲切。这是餐厅的招牌，姚明在NBA打球时大家聚会时常吃的菜。
一个记者对老板姚明说：“你下次再来，身份就不一样了，就是领导了啊。”姚明呵呵一笑，不接话茬。
“他那天特别注意这个话题，一有人提，他就把这个话题岔开。看得出来。他一直在有意地回避这个话题。”一个参加了聚会的记者告诉《博客天下》。
谨慎的姚明跟前一天在大庭广众之下讲笑话和段子的姚明，似乎判若两人。
彼时的休斯顿丰田中心舞台上，尖叫声像潮水一般猛烈袭来。置身休斯顿丰田中心中部媒体席的张强，感到耳膜被不规则的声响敲击。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观众站起来欢呼。疯狂的粉丝填满了现场的每一处空隙。空气中涌动着的燥热让人汗流浃背，倍感拥挤。“姚”，“姚”……不时有球迷声嘶力竭地喊着姚明的名字，巨大的声浪像要把体育馆棚顶掀起。
与其说这是球衣退役，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加冕。主角是11号“球员”姚明。再过几分钟，在丰田中心的球馆，11号将永远属于这个曾经的篮球明星。
到处都是11号，铺满人们能想象到的空间。成百上千的11号红色纪念衫被整齐地码在座位上。背上印有“姚明球衣退役”的工作人员在一片红色海洋中穿梭。有关姚明的纪念品被摆到球场内外的球迷商店。
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塞满了新闻发布厅，连通媒体餐厅的一面墙被打通，用来扩充座位。想要就餐的记者，只能去楼上的临时餐厅。
这是张强驻美报道NBA的第13年。他用“大场面”向《博客天下》形容球衣退役仪式的情景。
“他是个无与伦比的人，下面是我们无与伦比的姚明发言。”在两个“无与伦比”之后，主持人一字一顿地请出姚明。
穿着深色西服、系着蓝白相间领带的姚明从椅子上缓缓站起来，走到印有火箭升空队标的舞台中间。他有礼貌地等着现场的欢呼声慢慢落下，说了三声“谢谢”。最后一次轻声说“谢谢”时，“大姚”低着头，夹杂着害羞和不知所措，细密的汗珠从两米二六的上空渗了出来。
拿着演讲稿，他露出“姚明式”的微笑，眼角也明显泛起了根根鱼尾纹。刚刚过完人生中第三个本命年，姚明已不再年轻，偶像偕同他的支持者一起步入后青春时期。
“休斯顿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单词。”姚明开始抒情和回忆。
得州这座第一大城市，大草原一马平川。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里，它从一座有NASA和石油的城市，变成有姚明的城市。十余年间，有关姚明的记忆渗透进这个美国第四大城市，点点滴滴。
2003年，姚明来NBA的第二年。当时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朱骏伟和他一起吃饭。结账时服务员说，已经有人替你们买单了。
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他们看到邻桌的老太太，一位精神矍铄火箭队球迷。她对姚明说：“今天看到你，很开心，希望你能够加油，为火箭队拿到总冠军。”
虽然直到最后，这个有着181年生命的城市也没等到由姚明带领球队获得总冠军。
球衣退役仪式台下坐着一对老夫妻。控制不住的泪水布满了他们的脸庞。在同样的位置，他们看了50多年火箭队的比赛。
很多人在这一天哭了。
人们分不清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还是怀念有姚明的NBA。8次入选全明星、中国首位NBA海外状元、首位入选名人堂的中国人，姚明满足了很多人对成功的幻想。
舞台上被人声鼎沸包围着的姚明让现场的董砾觉得有些恍惚。在他脑海里，另一个姚明忽然变得清晰——在圆心中间孤独坐着的巨人。成功，或许只是抵达尾声的那一瞬间，他一次次失败和一次次爬起来的时间，或许比成功显得还要漫长。
2005年和2007年，董砾驻扎在休斯敦，跟随火箭队采访。2007年的季后赛第一轮第七场，火箭主场输给爵士。更衣室里，姚明把毛巾盖在脑袋上，坐在柜子前。中国记者围成一个半圆，空气凝滞，谁都不敢打搅姚明。
前火箭中锋奥拉朱旺来更衣室安慰队友。姚明努力抬起头，指了指旁边的穆大叔，和董砾开玩笑：“你和穆大叔，谁更老？”他笑着说，但眼睛里分明含着泪。
2008年，左脚脚踝上一条细细的发丝般的裂痕，像一条线，牵动着姚明的整个赛季，乃至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这条裂痕，在学术上叫应力性骨折。知道结果的那一刻，姚明之前所积累的一切似乎在瞬间崩塌。这包括火箭队几乎赢了那年2月份的全部比赛。
检查结果出来的第二天，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跟姚明一起到了训练场。莫雷低声宣布了姚明的检查结果。大家无法相信。姚明曾对媒体说：“经理宣布这个消息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任何的声音，仿佛当时球场上一个人都没有。那时候，我觉得很孤独。”
这是2008年西部第一轮季后赛的第六场，火箭对爵士，输了，意味着整个赛季的结束。受伤的姚明缺席了比赛。
“坐在场边，却没法为球队贡献，对于你来说有多难？”记者的问题掉在空气中，像是忽然结了冰。面对这样的问题，姚明没有答案。心里的伤口已经很疼了，还要被一遍遍扒开。这实在是让人难过的夜晚。
比赛结束后，他和队友穆托姆博漠然地走进夜色，在凌晨的盐湖城找了个快餐店，吃了点儿东西，又在冰凉如水的夜色里走回酒店。
姚明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会记得盐湖城凌晨的街头。
连续几年，伤病反反复复。姚明有些无助。
2008年7月，杨毅陪着姚明去了趟灵隐寺，以朋友的身份。早晨五点多钟，他们开着蓝色面包车，从后门进去。住持正在里面做法事。在香火缭绕的大雄宝殿前，转圈、拜佛、祈祷，姚明双手合十，许下心愿。
没人知道他当时许了什么愿。杨毅觉得，那或许和更长久的职业生命有关。
像风中随时会被熄灭的蜡烛，杨毅能感受到，面对医学上的无能为力，在职业生涯边缘的姚明，诉诸于命运的悲伤。
伤病一次次把姚明扔到命运漫长而幽暗的甬道，他又一次次不甘心地从看不到尽头的甬道中汲取光亮，一点点走出。
王猛看过姚明从上往下俯视拍的X光图。他驻扎NBA采访多年，后来和姚明成为朋友。
他看到，横横竖竖插在姚明脚踝里的十多颗钢钉，慢慢成为外来的“常驻民”和闯入者，并慢慢改变了脚踝的结构。王猛告诉《博客天下》，那段时间，无论是聊天、打游戏，还是看电影，姚明都提不起兴趣，“他当时不太愿意去和别人交流”。
2008—2009赛季，是姚明最后一个相对完整的NBA赛季，常规赛出战77场。这是姚明真正作为球队领袖的一年。但伤病又一次让一切突然中止。
当时医生说，不用做手术，回去静养两个月就能好。两个月后，舟骨上更大的裂痕，如当头一棒，瞬间击中了大个子。他开始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开着整个屋子的灯。只有看着灯火通明，心里才能稍微好受一些。
姚明拜访名医，看了3个专家。一摞一摞的医学报告放在面前，他开始彷徨不定，害怕承担风险，更害怕影响接下来的职业生涯。
医生报告里的一句话击中了这个球队领袖——“如果你不接受这个手术，恐怕你50岁时都走不了路。”
张强告诉《博客天下》，关于未来，作为父亲的姚明不得不为女儿考虑，他不想自己变成残疾，“连女儿都抱不动”。
姚明咬牙做了足部结构重造手术。复出后的一年， 2010-11赛季。姚明打了5场比赛后再次骨裂。受伤的第二天下午，杨毅陪着姚明去医院取了化验结果，“又裂了”。
姚明知道这结果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心情沉重。开车往回走的路上，他对杨毅说：“我们去吃炸鸡喝啤酒吧。”杨毅是第一个陪伴姚明在休斯敦开始NBA征程的记者，他想不到，姚明和职业生涯的告别是在这样一个下午，以这样一种方式。
在杨毅的记忆里，过去几年间，为了打球控制体脂，姚明极度自律。费城的招牌美食cheese steak，每个赛季打一次76人队，有一次吃的机会，面对周围人的大快朵颐，姚明每次只吃一点点。
像是一直高度紧绷被拉到临界点的弦忽然断了。姚明用一种看起来更像是“彻底放下了”的态度来面对。
“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杨毅告诉《博客天下》。
2011年7月20日，发布会“明谢”在上海举行，国内外150多家媒体300多个记者早早守在现场。在巨大的上海厅，舞台上方的“明谢”醒目硕大。“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我将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正式退役。”
身穿黑色衬衫系着金色领带的姚明，平静地宣布了这个消息，脸上看不出表情。
一个时代过去了。
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2016年年底，“姚明要当篮协主席”的传言开始扩散。两个月间，这句话的结尾慢慢从问号变成句号。“姚明适合当篮协主席吗”的讨论也变成了“姚明可以当好篮协主席吗”。
没有人能给出确切回答，包括姚明自己。他保持着一如往常的低调。
在休斯顿姚餐厅，和姚明等高的巨幅海报被贴在散发着温润光泽的棕黄色木板墙上。里面一张青涩的脸，目光灼热又坚定。头像左边写着，“Be part of something big”其中“big”以大几倍的字号被突出出来。按照传统古文排版方式，另一排字印在右边，是这句英文的中文版本——“和我们一起开创大场面”。
这是姚明当年被选为状元签来到休斯敦后，火箭憧憬着的有姚明的未来。15年前，姚明一脚深一脚浅地踏入这片陌生的土地。在从休斯顿布什国际机场到原火箭队主场康柏中心的路上，在低垂的暮色中，旁边三十多米高的广告牌清晰可辨，上面是姚明的半张脸，边上是火箭队的标志，下面的标语是——一起开创大场面。
如今，相同的期待被放在已经履新的篮协主席肩上，压力和挑战纷至沓来。
15年前，“大姚”从这样的体制中走出，把一件球衣穿到它能达到的顶峰，离开篮球场光荣退役；15年后，他又穿上协会主席的马甲，以另一种身份回归到体制，回到他所熟悉的更多的篮球场。
他一直走着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路。
当年，去NBA打球是一条和传统体制有差异和冲突的道路。按照传统路径，大多数篮球运动员都会在体制内打球，那里是他们最安全的避风港，也是最后的归宿。
姚明想走一条不寻常的路。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希望祖国人民看到：一个人能够心中装着祖国，同时又能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个人风采。”
这个愿望也让他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着二者的关系。
在2002年去NBA之前，姚明是上海男篮核心主力。离开，对上海队来说，意味着重大的损失和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姚家经历了和上海男篮漫长的谈判。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经过多次博弈，支付的赔偿金从3000万美元到1800万美元再到一个更加灵活的方式——根据职业生涯长短、工资多少，支付8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不等。”
姚明如果拿到状元，NBA新秀合同四年的薪水是1803万美元，税后900多万美元。
实际上，后来有记者透露，“在支付完第一年并不多的钱之后，姚就再没有付剩余的钱。协议被内部消化。”
到后来，已经没有人再为出国打球支付赔偿费。从行政体育到职业体育的大潮袭来，固有的观念一点点受到冲击，去NBA打球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
当时按照NBA的选秀规定，年龄未满22岁的海外运动员，要获得上海队和中国篮协的应允。杨毅在《姚明传》里提到，2002年6月9日，选中姚明的休斯顿火箭队的商业运营CEO、主帅、总经理、新闻官来到中国，希望得到篮协方面的同意。
他们拒绝签一份“保证需要姚明时他可以随时回国的保证书”。谈判失败。
离NBA选秀大会只剩两个星期的时间。2002年6月25日，姚明带着中方经纪人陆浩，来到篮管中心，在保证书上承诺，“世锦赛、奥运会、亚锦赛、亚运会四项大赛，只要国家队征召，我肯定参加”。
最后时刻，火箭队终于拿到中国篮协的许可。
姚明践行了自己的承诺。每个夏天，当队友享受休赛期时，他都会飞回中国。卡塞尔对娱乐体育电视网ESPN记者说：“姚明每个夏天都在为国家队打比赛，从来没有休息满3个月过。一个篮球运动员是需要时间来休息、调整状态的。每年夏天，我都会有两个月的时间好好休息，几乎不去碰篮球。但姚明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假期。”
第二轮博弈的暗流涌动开始于2008年前后。
一位多年报道NBA的体育记者告诉《博客天下》，“奥运前，中国篮协官员来到火箭队，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和他们说，姚明很重要，是我们的国宝。你们适当注意一下，不要让他上场超过40分钟。”
火箭队并没有减少姚明的出场时间。火箭队时任教练阿德尔曼，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和逻辑——在NBA这个竞争极度残酷的丛林社会，最好的球员就必须多打，成绩对他来说，意味着饭碗和一切。
姚明的伤病加剧了这种对峙。2008年2月24日，火箭队在主场拿下公牛。比赛结束，姚明在队伍最后，慢慢向更衣室挪。脱下鞋一看，左脚踝已经肿了。第二天检查结果出来，左脚脚踝骨裂。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篮协。一个中国记者在写姚明的书中提到，“篮协方面十分不满，抱怨火箭队过度使用姚明。”
此时，距离奥运会还有6个月。
当时的美国舆论呈现着一种针锋相对的对峙。他们反对姚明这次伤愈后复出打奥运，并且把他的伤病归因于长期的两线作战。姚明的恩师、火箭队前任教练范甘迪也曾劝姚明，出于职业生涯考虑，最好不要打奥运会。
在大多数情况下，姚明看起来更像一个使命感自驱型的人。他想参加奥运会，催促医生用最快的医疗办法恢复。姚明开始练习骑自行车。手术之后的一个多月，开始游泳以及在游泳池里跑步。水的浮力可以托着身体，不会让脚踝感受到太大的压力。恢复日程比医生计划的提前了一个月。
2008年8月，北京五棵松体育中心，姚明如约而至。大家松了一口气，全场掌声雷动。故事的结局看起来不错，一个场均19分的姚明带领国家队进入奥运会八强——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国家荣誉感、民族使命感这些都足够说服姚明参加奥运会。除此之外，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或许和自身的形象塑造有关。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姚明不是双线作战，不仅形象上难以企及现在的高度，而且从直接的经济利益上来说，很难吸引那么多赞助大单。他通过为国家队打比赛，打奥运会，商业价值提高很快，否则光靠在NBA 打球，赞助不会那么多。毕竟他来自中国，中国市场又这么大，这是他的根本。”
人们制造姚明，人们也失去姚明。身体的过度使用带来职业生涯的透支。
“篮协因为姚明加入NBA，收获了政绩。火箭通过承诺得到姚明，进而从中国市场上捞取到不菲的利益，来自中国企业的广告牌不断在丰田中心滚动，一些中国企业和火箭的赞助合作，让老板亚历山大收获颇丰。姚明也借助NBA 和代表中国男篮的比赛，不遗余力地为国争光，不断巩固和强化他是中国头号体育明星的形象，名利双收。”张强在书中这样分析。
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谋求最大化的收益，也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争斗。姚明，是这条流水线上最得意的作品。他被安放在最准确的位置，毫厘不差。
2002年，中国刚刚入世半年，NBA联盟国际化的潮流正冲击着作为篮球王国“美国”最后的防线，57个选秀名额，有15个来自海外。火箭队的亚历山大老板正野心勃勃地勾勒着和中国有关的商业版图。
姚明被选中。
在NBA这个巨大的名利场里，一夜暴富的神话时有发生。闪光灯下产出超级明星和荣誉，也盛产暴力、虚荣和丑闻。温文尔雅、鲜有丑闻的姚明似乎是这里一个特殊的存在。加盟火箭队后的第一个客场比赛，到了小城圣安东尼奥。带着墨镜、脖子上挂着大银链子的队友弗朗西斯和莫布里，张罗着要带姚明去夜总会看看，姚明以过一会儿要给女朋友打电话为由，委婉拒绝。
2002年，在火箭对步行者的比赛中，首次代表球队出战的姚明一分未得，只抢到两个篮板。
穿过康赛科球馆狭窄的通道，巨大的球场一下闯到眼前，灯光亮到刺眼，他脑袋嗡地一声，不知所措。
突如其来的一切轰隆隆地压向姚明，他无力招架。比赛结束后，姚明低着头，把长袖秋衣外套搭在肩膀上，耳边响起一片嘘声。
2002年11月，姚明在新秀赛季里的第七场球，一切都开始变得艰难，人们的耐心被慢慢耗没。
超音速队的中锋杰罗姆·詹姆斯在更衣室里说，“我要给姚狠狠地上一课”。话被传到火箭队的更衣室。姚明的队友莫布里急了，说：“有事儿冲我来啊，怎么不给我上课？”人群包围了他。
姚明一个人坐在那儿，叫住刚从人群中挤出来的杨毅：“莫布里说了什么？”
以前火箭队查尔斯·巴克利的衣橱在姚明对面，映衬着他落寞的身影。
这个转行的前队友在电视上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这个“前六场比赛平均只得到3.3分傻大个儿”的不看好，打赌新秀赛季姚明单场得不到19分，否则就亲另一个评论员肯尼·史密斯的屁股。
最终，巴克利不得不对着镜头亲吻了驴屁股。爆发之夜是火箭对湖人的那场比赛。上场24分钟的姚明得到20分、6个篮板。在直播间里，史密斯牵来一头驴。
姚明说：“在NBA的第一年就像一条高速公路，很长很长，看不到尽头，甚至不知向前行驶多久才能休息。当你无法看到头，路会显得更长，会觉得更累。”
球员姚明的典型一天大概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早晨8点多，他开车从温瑟湖公寓出发，按照时间表，火箭的训练从中午11点开始。不到9点，姚明就把车子开进停车场。他说：“早到总比晚到强，早来了，能干很多事。”
他跟着助理教练看比赛录像，队友们来到球馆之前，他已经把之前一场的比赛录像看完，问题总结清楚，然后看下一个对手的录像。
内线是他注意的重点，包括近几场打得最火的球员。然后跟教练商量怎么帮队友协防。
每天赛前一个半小时的投篮训练成了朱骏伟对球员姚明抹不去的记忆。这个习惯一直被坚持，包括姚明慢慢成为全明星球员之后。
“从我NBA采访的生涯来看，几乎所有全明星球员在这一个半小时都不会去赛场投篮。姚明是那个例外。”朱骏伟对《博客天下》说。
训练完，姚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汗水把木板浸透，泡出一个巨大的人形。这个画面在杨毅脑海里反反复复出现。每当看到这个时候的姚明，他都会觉得很心疼。
赛场之外，姚明会研究美国媒体的思维方式，也会记得在每年节日的时候给队友和记者邮寄卡片。即使退役之后两年，他还会给火箭俱乐部的老板和工作人员发贺卡，让常年驻扎在休斯顿的张强给他们带过去。
场外的姚明一直幽默而亲和。一个记者问问题时，爆破音发得狠，口水喷到了姚明脸上。姚明扯过这个记者的袖子在脸上抹来抹去，整个训练场都能听到笑声，他说：“问问题归问问题，不带啐人的。”
这些都帮助姚明捱过刚进NBA时漫长的适应期。如今37岁的姚明，需要在另一个“战场”——“中国篮协主席”的位置上，重新开始，慢慢适应。
适应和准备，事实上或许在更早的时间就已经发生。
上海男篮俱乐部老板、CBA公司副董事长、中国篮协换届会议筹备组组长、上海交大安泰学院在读学生、姚基金发起人……退役之后的姚明穿梭于这些身份之间，渐渐褪去刚进NBA时的青涩，岁月给了他越来越多的馈赠，他也逐渐有了自己的盔甲。
你很难写出一部没有姚明的中国篮球史，也很难用一两个词来形容这个被当作符号和意义的中国巨人。
他一如既往的勤奋，也极度自律。在姚明家里的写字台上，杨毅看到他会钻研高数。有课的时候，学生姚明严格按照早睡早起的作息执行，完成每一次作业，不找代笔。
和姚明聊天时，他时不时蹦出来的经济学专业术语，让张强有些恍惚，似乎让人忘记了姚明曾经的运动员身份。
处女座的姚明一以贯之地保持对细致和完美的追求。作为上海男篮俱乐部老板，他会细到关心“每个球员的生日是几号，然后给他们礼物和惊喜”。
看起来极有原则的姚明，会把“做事”和“做人”分得很清楚。接手上海男篮后，昔日恩师李秋平和好哥们刘炜的“下课”曾让姚明备受质疑。他和刘炜从1994年开始一起进青年队，一起玩游戏，一起去美国，刘炜甚至帮姚明写过情书。
在王猛看来，当时姚明“想要挥刀斩断感情的连接”，现在看来，即使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或许也应该有更好的处理方法”。
这种“泾渭分明”的原则感，杨毅深有体会。有一年他们小学的校长想让他帮着找几个有名的运动员录一个1分钟的视频，内容是鼓励大家好好锻炼身体。那次杨毅一共找了包括体操冠军、乒乓球冠军等七八个人。篮球领域，他找到了姚明。
“1分钟就能做完的事儿，他和我讲了40分钟为什么自己不录。”姚明和他的团队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对于原因，杨毅早记不清。他用“龟毛至极”来形容姚明，作为十多年的好朋友，他们总会有相互“挤对”的方式。
他也承认，姚明身上有他没有的情怀。“他就像挥舞着长剑，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
姚明手里的剑是——“牵手18家CBA俱乐部，成立中职联公司”。
故事始于2016年1月16日在东莞开始的全明星周末。在宏远酒店19层，18家俱乐部的总经理召开了“中职联篮球俱乐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一个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会议原本不对外，只是借全明星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签个文件，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酒店在大堂里设立了指示牌，有位广东记者看到指示牌，于是“姚明牵头中职篮公司成立”的消息爆了出来。
“中职联希望将 CBA 变成像NBA那样完全由投资人管理的全市场化联盟，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CEO负责运营，根据经营状况，每年给中国篮协分成。”成立时的愿景掷地有声。
姚明曾问过杨毅对这个事的想法。杨毅摇头。他觉得，把不同体制、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俱乐部聚在一个桌子上谈话，太难了。
姚明还是觉得需要有人做这个事。更何况，“作为私营的上海俱乐部老板，他对于整个联赛市场化有着更迫切的需求。”
沟通的过程并不容易。
《篮球先锋报》总编辑苏群透露，2016年12月6日，“听说有一家国企俱乐部的董事长愿意倾听姚明的意见，他二话不说，第二天就飞过去了”。
有文章写道，“民营老板一听是姚明牵头，只要在支票上签个字就可以决定，但4家国企球队的董事长却不能这么做。虽然成立时只需要出资250万元，但国有资金的管理方在国资委，从俱乐部上报集团、集团开会批准、打报告给国资委、获得国资委同意，这是个少一环都不行的流程。所以，姚明的动议从一开始在国企球队就遭遇了障碍。”
故事最后的结局如你所看到的那样。
“姚明当了篮协主席”之后，故事或许有了新的转折和可能。
“无论球场上有再多的不确定性，只要记住一条定律，那就是如果时间仅剩35秒，就一定要把球给麦蒂。”丰田中心，姚明对着正在拿手机直播球衣退役仪式的麦蒂说。
如今，大幕拉开，在CBA管办分离“剩下的35秒”，中国的篮球被传给11号姚明。他望着篮筐，踮起脚尖，把球举过头顶。
未来的改革会成功吗？会失败吗？
现在看来，结果似乎不那么重要。多年之后，或许回头来看，有一幕对很多人来说更有意义——一个22岁的少年，穿着土黄色的西装，头发不规则地翘起，青涩地出现在休斯敦国际机场，飞机下面是黑压压的人群。他很紧张，上飞机之前他还在想能不能扭头回去。
回头看着乌泱泱等待送别的人，姚明知道，“现在自己只能一条路往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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