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前文中，我们谈论了科技对当今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相连方式所造成的影响。显然，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不与其他同类接触的情况下存活，至少不可能长久地独立存活而不遭受严重伤害。但是，我们人类的联结方式真的重要吗？我认为，在21世纪，互联网已经取代了上帝，而且并非在“互联网无所不知”这一微不足道的意义上取代了上帝。据我观察，一个虔诚的教徒需要定期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这一仪式可能是完整的礼仪秩序,也可能只是独自的片刻沉思，无论哪种，他都会坚持完成。如果被剥夺了这种可能性，他内心可能会产生一种无端的不安，某种存在意义上的孤独，一种与自己的心灵系统失去联系的感觉。我对互联网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我有一会儿没查看电子邮件和脸书账户，我就会感到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处理手头的事情——不是说我对手头的任务兴趣索然，不是的，而是说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模糊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我本该参与，却没能参与。尤其是现在，即使我在森林里散步，我也要随身携带一个电子设备，让我与世界连接起来；如果某些技术原因导致它无法连接，我会感到非常沮丧。
埃米尔·涂尔干在他那个时代认为，宗教经验是以客观实在为基础的，而“这个实在就是社会。在神话中，实在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它是独特的宗教经验得以产生的客观的、普遍的、终极的原因”。因此，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宗教不过是一种奇怪的编码系统，用来向人类“在一起”（being together）这一事实表达敬意，从而确保这种共存能够平稳地继续下去。他说，“信仰首先是温暖、生命、热情，是所有心智活动的增强，是个体的自我超越”；然后他问道：“除了自我超越，个人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内在能量？他如何凭借一己之力超越自我？我们唯一能在道德上温暖自己的炉灶，就是我们与同伴一起建造的炉灶。”对于不再信教的西方人来说，这个炉灶现在已经有了数字版本，而且没有任何宗教色彩。
鲍曼：有时候，某种技术会比其他任何技术更能侵入、殖民、渗透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对这一技术的虔信程度堪比宗教崇拜。你指出了技术与宗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可谓一语中的。“我们唯一能在道德上温暖自己的炉灶，就是我们与同伴一起建造的炉灶。”涂尔干的这句话，你引用得非常精准，完美地指出了“自愿奴役”（voluntary servitude）的种种变体与渴求人类陪伴之间的联系。
现如今，我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时断时续，又相当频繁地同时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线上和线下。线下世界常被称为“现实世界”，但它是否一定比线上世界更“现实”，则越来越值得商榷。
这两个宇宙不仅在各自启发的世界观、要求人们掌握的技能方面差异很大，在各自想象、拼凑和推广的行为准则（你正确地称之为“礼仪秩序”）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它们之间的分歧可以协商，且的确正在协商，但很难调和。要解决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为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往往相互矛盾的准则或礼仪划定适用的界限，只能仰仗穿梭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每一个人。但是，从一个宇宙中获得的经验，必然会影响我们看待、评价、穿过另一个宇宙的方式。两个宇宙之间的边界交通往往持续不断，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但总是很繁忙。
我提议，叙述现代故事的一种方式是，将其描述为一场向一切不适、不便或不快宣战的编年史，以及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承诺。信息学技术受到的热烈欢迎和光速发展，凸显了这种叙述方式的相关性和现实意义。在这个现代故事中，心灵发生了大规模迁移，从线下世界移至新发现的线上世界，这是心灵在其无数次背离和发展中最近、最具决定性的一次；毕竟，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斗是在人际关系的界域展开的，而此域迄今对所有试图夷其崎路、矫其迂曲的努力都极为抗拒。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人际关系中密布着尽人皆知的陷阱和埋伏，而这场战斗的目的，正是要清除其中的种种陷阱和埋伏。如果这场战斗取得胜利，那么它首先会将人类从长期承诺和义不容辞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进而使维系和断绝人际纽带的棘手工作变得轻而易举。许多人相信，甚至更多的人还理所当然地认为，互联网是一件神器，有了它，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必定取得胜利。
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种种无常，会带给人不便、不适和令人讨厌的意外。现代社会与这些阴魂不散的不确定感交战已久，这在历史上有一长串先例，但在1775年发生的三重灾难（先地震、后火灾、再海啸）的冲击下，这场现代战争才真正打响。这三重灾难摧毁了里斯本，彼时欧洲最富有、最令人景仰和引以为豪的文明中心之一。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看来，这次冲击揭示了将自然和人类历史置于另一种管理模式的必要性——在新的管理模式下，人类理性将占据主导地位。两个半世纪后，乔纳森·弗兰岑在他为凯尼恩学院所做的毕业典礼致辞中提出，“技术的终极目标（the telos of techne），是用一个新世界来取代旧的自然世界。自然世界充满飓风、艰辛、易碎的心灵和反抗的欲望，它对我们的愿望漠不关心。而新的世界将会一直顺应我们的意愿，它甚至完全成为人类自我的延伸”。他还指出，“当下的技术已经非常擅于创造符合我们性幻想的理想产品，为我们缔造虚幻的情爱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心爱之物对我们不仅一无所求，还能有求必应，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即使我们把它扔进抽屉，用一个更性感的物品取而代之，它也不会大吵大闹。”弗兰岑的演讲备受好评，这是理所当然的。
换言之，旧梦是否即将成真，文字的预言是否即将成为现实？既然科技为我们卸下了最令人烦恼的生活重担，那么是否可以说，这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旨在消除生活中的不快的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对于这个问题的裁定，陪审团一定还尚无定论——倘若真的存在这样一个有能力做出判决的陪审团的话。难以裁定的原因在于，科技所获得的接二连三的战利品，每一件都暗中标好了价格，利弊得失需要全盘计算——但有理由相信，我们应该通过追溯来计算之；然而，有效追溯的时机尚未到来，终极评判更是遥遥无期。
……
鲍曼：互联网带来的好处多种多样。除了芬基尔克劳特提到的那些，我认为互联网最重要的一点好处是，它为我们这个流动、彻底个人化、人际联系普遍脆弱的现代社会做出了一个承诺：它将终结这个社会的烦恼之源，即人们对孤独、被遗弃和被排斥的恐惧。在脸书上，人们再也不会感到孤独、被抛弃、被淘汰，再也不必自作自受、独自叹息。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总有人在某个地方随时准备接收甚至回复你的信息，至少会确认收到你的信息。在推特上，人们永远不会感到自己被迫置身事外，无法亲身参与热闹，因为在这个公共舞台的入口处，根本没有禁止人们进入的门卫。人们不需要依赖电视或广播节目制作人的恩惠，也无须仰仗报纸或杂志编辑的仁慈。通往公共舞台的大门似乎一直敞开着，充满诱人入内的魔力，并配有访问量和点“赞”记录——这相当于私人的电视收视率、畅销书排行榜或票房收益表。得益于互联网，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15分钟的成名时间，并在这一刻钟内重新燃起跻身名流的渴望。凡此种种，如今看起来轻而易举，且触手可及，然而，这些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成名的诱惑力在于，在我们所处的名利场般的世界，一个人的名字和肖像比他所取得的世俗成就更有价值。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互联网带来的福祉。当今世风日下，排外盛行，数百万人生活在担惊受怕、屈辱不堪的绝境中，每天垂头丧气，呻吟不已；起码对这些人而言，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互联网带来的变化视为福祉。而地球上的总人口越来越多，地球居民的上网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诚然，互联网所产生的福祉足以抵消其潜在损失。但我们仍需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大多数情况下，网民和网瘾者悠哉游哉，完全不知道他们即将失去什么，或已经失去了什么，因为他们很少有——或根本没有——机会亲身经历已然失去的东西，自然也无法珍惜这些东西；今天的年轻一代出生在一个裂变为线上和线下两域的世界里，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似乎自古如此。互联网造成的损耗或丧失，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的心智正在遭受（或疑似遭受）损失。注意力、专注力、耐心，以及它们的持久性，是使我们成为明智、理性之人不可或缺的素质，这些能力需要被合理调配，进而充分发挥作用。每当网络连接的时间长达一分之久，许多人会对电脑的迟钝感到愤怒。我们越来越急功近利，总是期待立竿见影。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像一杯速溶咖啡：只需将粉末混入水中，即可饮用。我们正在失去耐心，而耐心恰恰是取得任何伟大成就的必备品质。生活之路布满了始料未及的困难，它们会扰乱我们的规划、粉碎我们的希望，我们必须不畏险阻，勇敢前行。对此，有人做过大量研究，其结果普遍显示，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持久专注的能力，以及恒心、耐力、坚韧等定义耐心的美德都在下滑，而且下滑得很快。有大学教师指出，他们的学生越来越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一篇文章，更不用说读完一本书了。一个需要持续专注地阅读超过几分钟才能明白的论点，学生往往在读到结论之前就放弃了。如今，互联网的应用程序五花八门，小工具层出不穷，它们时刻争夺着人们（即使是片刻）的注意力，于是“多任务处理”已成为人们上网时的首选策略；考虑到机会成本之巨大，一次只关注一个屏幕，让人感觉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应受到谴责。
当然，还有一些间接、附带的损失，尚未被完全统计出来，人们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给予准确的评估。不过，注意力的枯萎和加速涣散所造成的诸多损害中，最值得仔细研究且可能潜在损害最大的，则是人们的倾听意愿、理解力，以及“深入问题核心”的决心的不断衰退（在网络世界，我们在视觉或听觉的信息流中“冲浪”；“畅游”这个不久前还颇为流行的说法，现在已经无人问津了，因为它传达出一种耗时过长，且需要深度沉浸以致延缓进展的意味，令人反感)。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人们对话技巧的不断退化——而在线下世界，对话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交流形式。与上述趋势密切相关的，还有互联网对人类记忆的潜在危害。现如今，记忆不再存储于大脑中，而是逐渐转移至服务器，委托它来保管。由于思考过程（尤其是创造性思考）依赖脑细胞之间的连接，将信息存储在服务器中不免会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早在第一批服务器在莫哈韦沙漠建成和云网络发明之前，约翰·斯坦贝克就曾说过：想法犹如兔子，起初你有两只，只要养护得当，很快就会有一窝。我们可以补充一句：思想的飞速增殖的确如此，但为了不给自己的大脑造成负担，把它们放在仓库里，却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互联网对人类纽带的可能影响。与线下相比，在网上缔结纽带、切断纽带要容易得多，风险也小得多。线上缔结的纽带无须承担长期义务，更不需要“无论好与坏，至死不分离”式的郑重承诺，也不像线下纽带那样需要如此旷日持久、艰苦卓绝、认真勤勉的付出来维系。如果这一切显得过于繁重复杂，令人感到困难重重，人们就会放弃努力、轻松退出。而切断纽带只需在键盘上按一些键，没有令人尴尬的协商，也不会出现弗兰岑笔下“大吵大闹”的可怕场面。你可以选择一个朋友圈，也可以放弃这个重新选择另一个，而且想维系多久就维系多久。这些都是不需要多少技巧，甚至无须怎么努力就能轻易实现的事情，而且在虚拟世界中几乎没有风险。
难怪许多互联网用户在两相比较之后，更喜欢与人缔结线上而不是线下的纽带。持这种看法的网民越来越多。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样做对友谊、对自己都是有害无益的，更不用说对爱情了。他们认为，真正的爱情是艰难的、冒险的，需要不断的照料和频繁的牺牲，而推崇全身而退、明哲保身的电子爱情则恰恰相反；作为真爱的虚假代餐，电子爱情是加了滤镜美化的，它并不像《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所说的那样“望向同一个方向”，而是一场对赌练习，其重点是保护自己免受各种真实和假想的危险——可是，构想、建立和维护一段成熟的爱情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这些伤害。追求电子爱情关系，是出于对安全的渴望，就像戴安全套的性爱一样。
万维网的福祸之辩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最具争议。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便捷、“实时”且全面地了解世界大事，也可以轻松便捷、不受干扰地登上任何公共舞台。许多观察家对此喜闻乐见，认为这是现代民主在其短暂多变、风雨飘摇的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捩点。人们曾经普遍期待，互联网将成为民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能使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塑造我们共同的世界，并以“横向”（lateral）政治取代固有的“权力金字塔”。然而，与人们的期待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可能会延续并加强冲突与对立，同时阻止有效的多方对话，致使错失停战的机会，无法达成最终的协议。吊诡的是，这种危险源于大多数互联网用户的逃避倾向，即把网络世界变成一个无冲突的区域——不过，他们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是通过谈判取得令双方满意的结果，而是把困扰线下世界的冲突从他们的视线中移除。眼不见，心不烦。
大量研究表明，互联网的忠实用户可以并且确实把大部分时间乃至其全部网络生活时间，都花在与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上。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改良版的“封闭社区”：与线下社区不同，它不向居住者收取高昂的租金，也不需要武装警卫或复杂的闭路电视网络；它只需一个简单的“删除”键。无论是线上社区，还是线下社区，所有封闭社区的吸引力都在于，人们只与自己严格筛选的人——“自己的同类”、志同道合的伙伴——生活在一起，而不必受到陌生人的侵扰。人们总是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正确且唯一的，必然会得到视线所及的每个人的认同，一旦有陌生人站出来挑战你的生活方式，你们可能需要就共处模式进行尴尬的协商。与自己甄选的友邻为伴，就不必冒着与邻居闹翻的风险；也不会冒着因政治、意识形态或任何其他问题而陷入争执或打斗的风险，惴惴度日。你选择的人是你自己的镜像，你也是他们的镜像。这确实会创建一个舒适的安居之地，与城市街道和工作场所中熙熙攘攘、鱼龙混杂、争吵不休的人群隔绝开来。可是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经过人工消毒的网络环境中，人们很难对线下世界特有的毒性争议产生免疫力，也很难学会如何巧妙地祛除这些争议中的病态乃至凶残致命的元素。正因为人们没能掌握这门技艺，城市街道上的陌生人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就显得更具威胁性——甚至无法根除。网络上产生的分歧具有自我推动和自我加剧的能力。
上面描述了“生活世界”已被分割为线上和线下两个世界，并列举了这一做法的实际和潜在的优缺点。诚然，这个清单还远不够完整。我们现在去评估人类状况和文化史上发生的分水岭式转变及其所产生的总体影响，显然为时尚早。就目前而言，互联网和数字信息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利有弊，其弊端可能只是反映了新生命形态意料之中的分娩阵痛，及其成熟过程常常伴有的痛苦。的确，网络世界在舒适度、便利性、规避风险和摆脱麻烦等方面获得了更高的评分，但这将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它会有意或无意地促进或加强一种趋势，即把用来衡量线上生活领域的世界观和行为准则，移植到线下生活领域。这种错配势必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和伦理危害。
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把生活世界分割为线上和线下所导致的后果。
罗德：我试着总结一下你提出的几个观点，将它们与没有互联网的世界进行比较。首先，你提到了多任务处理。我认为，它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而是环境对我们的要求。一封电子邮件的来信提示音会打断我手头正在处理的文件，就像门铃会打断我的工作一样。接待完来访者，我就可以继续刚才的工作了。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此时广告插入，大家为了谁该拿遥控器而争吵不休，屏幕上的节目从情景喜剧切换到足球比赛，再从足球比赛切换到脱口秀，最终所有人对他们追看的节目都只有一点残缺不全的印象。好吧，电视也许仍算作一种技术。那么想想传统的家庭主妇吧。她一边在烤箱里烤着食物，一边煮土豆，还要时刻关注婴儿是否需要换尿布，以及洗衣机是否即将洗完衣服；此外，她还必须倾听她的大孩子讲述的校园霸凌故事，并做出充满同情的回应。要我说，这位家庭主妇一心多用的强度，比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做的大多数事情所耗费的心力强度都要大；最起码，在这两种情况下，多线程处理对人的心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而且基本没有锻炼心智的空间。
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异又如何呢？原则上，我完全同意你关于人类纽带的观点。我确实觉得直接与人面对面交流，而不是通过机器，尤其是匿名机器交流，总归更好一些。但在实际情况中，特别是在传统社会里，真实的人际交流也未必总是那么理想。诚然，打破线上关系非常简单，而且如我之前所说，它会助长懒惰，为解决存在主义的问题提供了一条简易的出路。然而，传统“社群”（Gemeinschaft）及其在当代盛行的“团队精神”中的延续，也不见得是我所喜欢的，因为它们强加给每个成员一种无法退出的心态，和一种并非出自个人选择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偶尔可能是美好的、积极的，但有时是黑暗的、压抑的。宗教社区中怀孕的单身女孩自杀事件，或者性少数群体的情感悲剧，都表明脱离一个团体并非易事，尽管逃离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可能都更喜欢一种平衡状态：身份平等的个体之间形成的对称人际关系。这当然是我的期望，但在实践中很难实现。
最后，你认为“互联网可能会延续并加强冲突与对立，同时阻止有效的多方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情况确实如此。譬如，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可以利用互联网这一有效的招募手段，在他们以前无法触及的地方招募支持者；即使在温和得多的环境中，网络“喷子”和仇恨言论也在激增。但诸如此类的冲突与对立，其根源不在互联网本身，而在使用互联网的人。我同意，互联网为这些人的胡作非为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然而，它也让不少话语权较小的人能够大声疾呼，甚至让其与持异见者产生有趣的横向联系。我承认，我在脸书上花了不少时间关注并偶尔参与政治或哲学讨论，这些讨论有时会非常激烈，令双方感到意犹未尽，不愿退出。各方参与者很可能都已经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完全说服对方，但至少他们可以让对手中比较理性的人明白其论点的运作逻辑。有时，你会感到惊讶，那些与你大部分观点都一致的人，竟然也能提出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的观点。因此，网上的争论说不定与陌生人在酒吧里就堕胎问题进行的辩论，一样有效，甚至可能更好。别的不说，这些众包而来的信息，其渠道多种多样，乃至来路不明。它们于我而言是一笔财富，如果要我自己去收集的话，我得在各类图书馆中花费更多时间。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这不是互联网的错，而是互联网用户的错。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又一个杰斯拉德测试，它让我在以下两条路径之间进行选择：一是走我自己的路，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我会更有成效；二是舒舒服服、轻轻松松地踏上现成的道路，接受文化产业为我锻造抑或伪造的理想。此外，这是一种需要不断做出的选择，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我们时而走一条路，时而又会走另一条。这也许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