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早早地就成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但它却也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人们至今仍然对巫术、塔罗牌、占星术抱有浓厚的兴趣。
和我们一般人设想的相反，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完全摧毁“迷信”，巫术即便衰落，却也很难说是科学的胜利所致。16-17世纪的英国按说“理应当”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高度理性的文明国家，然而历史现实却呈现出复杂得多的面貌。
的确，到1700年时，英格兰人已经比当时世界上任何民族（可能荷兰除外）都享有更大的物质繁荣，英国皇家学会也已经活跃地开展各种科学研究，理性的力量已经随着知识精英和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不同角落。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科学和理性的胜利并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恰恰相反，占据当时绝大多数民众心灵的，仍是形形色色的宗教信条乃至迷信观念
。一如王汎森在思想史中发现的，即便是一种后世看来极为重要的原创思想，也不是一问世就被普遍接受了，而势必有一个漫长的向下渗透、传播的过程，有时甚至存在着明显的断层。
[英]基斯·托马斯 著，芮传明、梅剑华 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第一版
英国历史学家Keith Thomas年仅38岁时就在全面掌控史料的基础上，写成了巨著《16和17世纪英格兰大众信仰研究》。如果说以往那种“从后往前看”的历史观将16-17世纪的英格兰看作是孕育了现代性的母体，竭力从中挖掘那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种子，那么他则冷峻地指出：
当时的英国仍是一个前工业化的国家，它的很多特征都很接近于今天的“欠发达地区”
，1675-1700年间出生男婴的预期寿命仅有29.6岁。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会料到英国后来会率先迈进现代化门槛，毕竟他们大多数人仍未摆脱传统观念，也相信自己的命运受到某种不可知力量的左右。
这种对外部环境的无力感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特征，也是大众信仰的起源
，因为既然祸福难料、超出自己的控制，那么人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将之归于某种超自然力量，这样，人们的不幸仿佛就有了解释，并且能通过信仰活动加以缓解。
但这随之造成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通民众常常难以分辨宗教和迷信的清晰界限，有时教会也需要展现奇迹才能证明自己的权威，而某些迷信也被其信奉者视为真理。
Keith Thomas在书中不无讥讽地指出：“神甫和巫师之间的区别主要不取决于他们所声称能达到的效果，而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各自的主张所仰仗的权威靠山。”这意味着，
宗教和迷信的区别本身是意识形态化和理性化的
，但民众之所以拥抱那些大众信仰，与其说是愚昧，倒不如说是因为它在满足自身的“功能”上没有差别、或能填补宗教无法满足的需求，其结果，“有组织的宗教对人们的控制从未全面到不给敌对信仰系统以余地的程度”。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普通人和中国的老百姓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搞不清楚宗教和迷信的分野，往往也同样不会明确区分巫术与医学。这既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知识，也是因为
一种普遍存在的实用主义信念：别去管这些治疗方法背后的理论依据，谁管用就信谁的
。
当然，这又牵涉到“怎样才算管用”的问题，因为理性地来看，巫术其实是“在缺乏有效的焦虑缓解技术的情况下所使用的无效缓解技术”，然而一个迷信的人不会怀疑巫术其实是无效的，而会把任何自然好转的迹象归功于它。
可能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个距今不过三四百年前的英国，在社会的很多方面看起来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倒不如说更接近传统中国社会
：人们普遍怀有天命信仰，即便年成和运气不好，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反躬自省，看看是否因为自己的道德瑕疵才受上天惩罚，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美德与成功事迹之间理所当然有关联；不仅如此，就像儒家的灾异说一样，当时的英格兰人也相信天空的紊乱、地震都是天意的显现，影射了人间的道德败坏和社会动荡。
与此同时，并不矛盾的是，那些在人力可控范围内的事，例如通过辛勤劳作收获的粮食、经由自身努力获得的名利地位，人们就很少归因于天意了，以至于都铎王朝时期的《布道书》抱怨，英格兰人总是不太愿意承认自身一切成就皆来自上帝的赐予。
看到这里，中国人恐怕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一个问题：
近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往往将民众的迷信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阻碍，不遗余力地加以破除，然而从英国的状况来看，这看起来却并未对其“进步”造成实质性的阻碍
。
这并不是说英国人就没有反迷信，相反，教会、宗教法庭，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一直都在反对巫术观念，将之看作是邪恶的、无效的，转而强调努力和勤奋的品德，但英国民众也并未因此就洗心革面。
乍看矛盾的是：这个按说是“科学文明曙光”的时代，却也是占星术流行的巅峰时代。17世纪英国出版了大量占星手册，占星师还享有较大的公开性和相对自由。
虽然有人根据科学理念批驳了星座迷信，但大部分人并不当回事，一如本书讥讽的，“这一学科的大部分都是自然死亡的。
教士和讽刺文字作者一直把它追打进了坟墓，但是科学家却没有出现在它的葬礼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