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现在的你如果想攒个局，必须提前几天建个微信群，把你想要邀请的人拉进来，一起商量哪天吃，去哪儿吃，局后还去哪儿继续喝，等等等等。吃之前每个人都会拿出手机拍菜发朋友圈，然后每隔几分钟打开手机看看有谁给你点了赞。
几年前的你如果想攒个局，只要在朋友们都在的某个私密BBS上发出号召，一个小时后大家就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某个常去的小馆，一口气喝到天亮。第二天再把自己残存的记忆写下来贴到BBS上，供大家瞻仰。
1991年时的我如果想攒个局，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干，只要等天黑了去人大红楼的那件教工宿舍就可以了，那里肯定已经有一群人在谈天说地，或者朗诵诗歌了。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局”就跟现在的“班”似的，我们都戏称自己每天晚上去人大上班，白天再回到社会上睡觉。
不过，我们那个“班”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并不是所有人每天都来，但每隔几天都会出现一张新面孔，有的留下，有的再也不出现。我当时已经把申请信都写好发出去了，就等着美国大学的回音，所以我白天无所事事，几乎每天晚上都去那间宿舍报道。
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位几乎每天都在的就是那间宿舍的主人王以培，以及当时借宿在他那里的张广天。广天只比我大2岁，是上海中医学院的学生。大学期间他和好友叶亏夫组织了“太阳同伴”乐队，他是主要的创作人。他酷爱诗歌，和上海的先锋诗人们过从甚密。据他说，当年金斯堡曾经秘密地去了趟广州，他专门跑去和他见了一面，这事现在想来很是牛逼，但他却不愿提及，因为他早已不觉得金斯堡牛逼了。
1986年他参与了那次学潮，后来因“流氓罪”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一关就是3年，因此错过了复旦的那次演出。出狱后他来到北京，目睹了89年的那次“动乱”，心灰意懒。之后他认识了王以培，两人成为好友。再后来广天因为一次事故把腿摔断了，便借宿在王以培的宿舍里养伤。
这个王以培比我大5岁，但面相成熟，为人忠厚和善，因此我们都叫他老王。王以培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曾经和刘欢，以及一个笔名叫西蒙的人并称“国关三大诗人”。刘欢是谁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当时刘欢已经出了名，整天出去走穴，我一次也没见到过。而那个西蒙原名潘勇，个子极高，原来也是人大附中毕业的，当时在西门子公司上班，但仍在坚持写诗。
（王以培在西藏）
因为老王和广天在北京诗歌圈中小有名气，认识的大都是像西蒙这样的地下诗人。这些人似乎白天都在创作，然后晚上拿出来念给大家听。大家的评价也都非常直接而又中肯，我相信每个人都从这样的活动中获益匪浅。
我对现代诗一窍不通，但西蒙的一首诗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他似乎知道自己写了首好诗，一直激动不安地等着自己的机会。当其他人终于念完以后，他拿出一张稿纸，用他那极富魅力的嗓子念到:
我们的房子
盖一座房子
我们盖了很多年
其实盖房子的材料很简单
需要石块、木头
和一些感情因素
房子盖得很结实
我们也因此熟悉了
周围的山和周围的树
而且还懂得
窗口要开在哪一个方向
房子盖好了
我们搬进去生活
和窗外的鸟保持联系
年深日久
我们的手势开始飞翔
杯子静止在桌上
粗糙的陶器
让我们更接近水的本质
偶尔也有那种时候
我们和房子一起出去走走
让它重新成为石块、木头
和一些感情因素
我喜欢这首诗，因为它是很少几首我能听得懂的。那些地下诗人们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在我听来都不知所云，甚至有些故弄玄虚之感。要知道我那时还是个标准的理科男，坚信总有一天科学家们会把爱的分子式写出来！这些诗人们所用的语言实在离我太远了，完全体会不出好在哪里。
我之所以还是坚持每天去上班，是因为这些人都非常有趣，聊天时总是妙语横生，让我隐约觉得也许他们是对的，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存在科学以外的另一种价值观和评判标准。
这些诗人里我最喜欢王以培，除了他为人善良宽厚以外。他还特别善于用比喻的方法讲道理，很像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古代智者。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你们写的诗歌总是喜欢把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意象并列在一起呢？”
老王摊开双手，用力相击，然后对我说：“这就好比拍手，两只手离得越远，撞在一起时声音就越响亮。”
王以培有一首诗给我留下过了很深的印象，题目叫做《最后的囚徒》：
都走了，最后的囚徒
只有你留在监狱
听死亡的歌声
空荡荡的高墙内
回音是大瓣大瓣的红云
再也没有看守的呐喊
和难友们痛苦的呻吟
只有铁门上的一把锁
向你抱以幽默的同情
……
当夕阳沉落金色的原野
一缕轻云飞过窗前
为自己的欢笑而哭泣吧
最后的囚徒
透过晶莹的泪水
你看那白色的天使
正匆匆掠过人间
王以培是南京人，原来是学法语的，不过英语水平也相当不错。他的家人几乎都出国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国内，在一所死气沉沉的大学里教中文。当我们通过这首诗聊起出国的事情时，他对我说到：“这就好比一棵大树，枝叶和树根分别向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生长，但它们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