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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最后一张签证》编剧高满堂:作为编剧我不能任性(第1030期)

编剧帮  · 公众号  · 电影  · 2017-01-10 21:2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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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君/文 雅子/采编


将时钟拨回1938年,一名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的普通签证官,在犹太人民遭受纳粹荼毒的时候,向犹太人发放了4800张签证。




相信很多人了解过这样一段历史后,都会为之震撼,同样为此骄傲和震撼的还有著名编剧高满堂,他把这段历史写成了电视剧《最后一张签证》。他用5年打磨剧本,3次前往布拉格采风,徘徊在集中营的高墙之外,感受苦难与人性光辉并存的复杂况味。“中国在二战期间受尽屈辱,但这样一段彰显民族和国家形象的历史在国内却鲜为人知。前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后人没有理由不为之树碑立传。”高满堂说。




《最后一张签证》 作为金牌编剧 高满堂 首次尝试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于今年1月1日作为开年大戏登录 北京卫视 江苏卫视 ,厚重的题材、恢弘的主题和独特的表达一下吸引了观众。


《最后一张签证》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异国他乡的,关于正义、人性与拯救的故事:签证官普济州顶住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与领事馆的同仁一道,为犹太难民办理通往中国上海的签证。在独立执行“七人名单”绝密任务的过程中,普济洲与德国纳粹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在犹太抵抗组织的配合下,经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将部分犹太难民救回中国。


精良的制作需要强大的主创阵容——该剧由 花箐 执导, 王雷 陈宝国 两代金鹰视帝联袂,另有国际演员 Jan Rev ai Natalia Germani 等人加盟。




宏达的题材与独特的视角


表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最后一张签证》是其中颇为独特的一个,如导演花箐所言,《最后一张签证》属于他个人偏爱的“小人物大命运”式的作品。




主人公普济州并非典型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去奥地利的初衷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非怀揣民族大义。然而在故事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成长历程,这位热血青年在目睹了纳粹的残忍和犹太人的苦难后,正义感与英雄情怀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并最终投身拯救犹太难民的大义之中。这样的着眼点颇为独特,映照出小人物的人性光芒,同时以小见大,用小人物的成长蜕变勾连起大历史的滚滚风云。




《最后一张签证》用对比的手法,巧妙地以人物的心理开掘表达对战争的思考。普济洲初到奥地利时正值维也纳沦陷,而当地民众却用鲜花和掌声迎接刚刚进驻的德国军队,这让他深感疑惑。当街上的德国军官说起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现状,普济洲颇为激愤:“中国人用枪炮回击日本人!”电视剧通过普济洲的所见、所说,把中国、奥地利面对侵略者的不同态度、做法呈现出来。这不仅为该剧故事的展开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也为后来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找到一个历史的根由,更为普济洲性格的转变埋下伏笔,对被侵略者同病相怜式的无私中,包含着崇高的精神价值。




精美的画面与细腻的情感


电视剧好不好看,画面质感非常重要,它几乎决定了观众的第一印象。


《最后一张签证》一经播出,很多观众都折服于精美的画面和巧妙的镜头运用。画面的质感、色调带着鲜明的怀旧风格,一下子就将观众带回到故事发生的年代。导演显然不满足于只用镜头记录人物动作,还要用光影传递出人物情感。


“大”故事要从“小”处讲,越是恢弘的历史故事,越需要细腻的人物情感作为支撑,以免其流于浮泛。


普济洲出走奥地利,女主人公姚嘉丽独自在上海,陷入深深的伤心和思念,该剧前3集对此进行了大量描写,譬如姚嘉丽独自对着普济洲的物品流泪,在普妈妈所在的教堂里发呆等。这些情节并不直接推进情节,但是细腻地呈现了姚嘉丽的情感世界,也只有有了这样的情感,她后来的“千里寻夫”才顺理成章;也只有有了这样的情感,宏大的题材与主题才显得有血有肉,感情充沛。




编剧高满堂:让观众进入故事的逻辑之中


编剧帮

创作《最后一张签证》这类题材的难点在哪儿?有哪些压力?


高满堂 :难点在于对这段历史的还原程度,怎样真实地呈现尤为重要。另外,《最后一张签证》的故事完全发生在国外,情节、场景设计需要时时考虑到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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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的纳粹形象有哪些特点?


高满堂 :观众可能会注意到,这部剧的一大看点是用了足够的篇幅表现一个纳粹家庭的破裂,这是中国的影视剧没尝试过的。创作汉斯这样一个反面人物如果稍有不慎,就容易妖魔化、符号化。为了塑造他,我用了很多心思,用了很多关键的情节和细节,写他怎样一步步由人变成恶魔。




编剧帮

这个故事是您一气呵成写完的,还是经过很长时间不断打磨的?


高满堂 :它是一个消化资料和采访的过程,任何一个剧作家在处理大戏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留相对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消化资料很重要,你可能看了十万字都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忽然间发现的一个细节串联在其中,这十万字就全有用了。其间的微妙关系很神奇。


实地考察时,一个雨天,我站在纳粹集中营黑白门前,视线所及之处有成千上万的十字架,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埋葬在里面,我心中只剩下对生命的崇敬。这些感情最后都化成文字,渗透在我的剧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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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您的作品《于无声处》在创作上有一个概念——“以小见大”,以家庭视角诠释家国情怀,能概括一下《最后一张签证》在创作手法上的突出特点吗?


高满堂 :还真是碰巧,这部剧还是“以小见大”,主角只是一个普通的签证官。我很喜欢写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他的成长轨迹。把一个小人物放在大的背景之下、历史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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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在创作时有哪些方面渴望得到观众的相信?


高满堂 :不仅要让观众相信你的故事,更要把观众拉进你的故事中,进入到你故事的情感逻辑、命运逻辑、生活逻辑之中。《最后一张签证》这样的历史题材,如果你在历史事件的细节上瞎编乱造,就极可能毁掉整个故事。外交官在国外享多少权利,就受到多少限制,不能胡来,主角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定要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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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对现实把握的分寸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能看出有轻喜剧的感觉在其中。


高满堂 :这里面有喜剧元素的杂糅,这类题材不能板着脸沉重地讲故事,因为故事本身就很沉重了。我很注重细节上情趣化的设计,一个好的剧作家应该是思想的开拓家,情节的阴谋家,细节的插花家,情趣的烹饪家,台词的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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