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作者孙坚强，金融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在PPI和CPI产业链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价格预期传导机制——产业链是物价传导的经济基础，价格预期是物价传导的实现基础，两条机制的共同作用使得PPI 和CPI 的传导呈现线性和非线性的特征。论文同时构建包含货币因素的非线性MG系统模型（MNMG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稳定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价格传导机制则必然是经济分析的关键问题。考察PPI和CPI之间的传导关系有助于厘清我国通胀的形成机制，进而完善物价的宏观调控机制。“产业链”和“价格预期”是PPI和CPI传导的两个基本机制。“产业链”是物价传导的经济基础，“价格预期”则是物价传导的实现基础。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使得PPI和CPI的传导呈现线性和非线性的特征。
产业链机制是PPI和CPI传导的经济基础。根据产业链理论，上游商品作为投入品，构成下游产成品的成本。上游商品的价格变动，沿着生产链向下游传递，下游商品滞后地发生相应的价格变动，物价水平则表现为成本推动型的变化。下游商品的价格变动，反映下游消费（或消耗）需求变动，需求信息沿着生产链向上传递，上游商品滞后地发生相应的变动，物价水平则表现为需求拉动型的变化。
产业链机制一定程度解释PPI和CPI传导的线性特征。从定价理论上看，商家一般按生产成本的一定倍数加成(markup)作为产品价格，加成倍数依赖于市场竞争程度，例如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按1倍成本定价，在竞争程度较低的市场则按1.2倍成本定价，这是厂商普遍应用且最基本的成本加成定价策略（Markup pricing）。加成倍数长期上是变化的，但在中短期相对稳定，因此上游价格变动相应引起下游价格变动。再从一般定价过程来看，商品价格可以理解为“基础价格”（Base price）和“修正价格”（Adjustment price）之和。生产厂商核算原材料、设备和人工等生产成本，再加上一定比例或幅度的目标利润作为“基础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则核算进项成本、运输、仓储、销售等成本，加上目标利润作为“基础价格”。核算“基础价格”后，进一步根据产品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结构等供需关系因素估算或者预计额外的“修正价格”。“基础价格”与“修正价格”之和作为商品最后的出厂或者销售价格。基础价格通常占总价格较高的比重，且其确定过程相对简单，近乎线性过程。修正价格一般占较低的比重，但确定过程却较为复杂。对于基础价格部分，上游商品价格变动，作为成本项目引起下游商品基础价格的相应变动。CPI统计包括食品、衣着等八大类商品，可以归纳为农副产品消费品、工业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三类。因此，从消费端的角度看，PPI和CPI的产业链传导存在三条路径：一是，农副产品消费品的传导路径。二是，工业消费品的传导路径。三是，服务消费品的传导路径。
价格预期是价格传导的实现基础。价格变动或影响价格的经济事件发生后，各个经济主体“预测”相关商品的未来价格，并根据“预期”的价格进行相应的生产或消费决策，进而影响或者形成新的供需关系，从而使这些相关商品的价格发生后续的变动（包括“价格不变”）。经济主体的价格预期包括对直接产业链关联商品，也包括对非直接产业链关联商品的价格预期。前者相对直观，对上游商品的预期主要体现为成本预期，对下游商品的预期主要体现为需求预期。后者相对复杂，由于价格的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等作用，商品价格变动也容易引起非直接产业链关联商品的价格变化预期。容易看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程度较高时，示范和传染等预期效应更明显。尽管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链独立的商品，但不少商品间的产业关系链条长、环节多且关联程度微弱，这些商品间的价格传导，价格预期机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价格预期传导机制一定程度解释PPI和CPI传导的非线性特征。从影响价格的经济事件发生开始，到相关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动，大概经历以下三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首先是，信息传播过程。经济事件如自然灾害、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等发生后，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相关经济主体。信息传播的媒介、途径、模式、时滞、噪音等因素使得传播过程极为复杂。传播过程多数并非是被动的自上而下的直线过程，而是主动性、创造性和继承性并存的复杂互动过程。除了少数信息传播呈现简单线性传播模式，大多数传播呈现复杂交互的非线性模式（如经典的大众传播模式、系统传播模式等）。经济主体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既主动获取信息，也被动获得信息。经济主体越主动获取信息，信息传播越复杂。传播者与接收者往往面临不同的约束，也容易因不对称约束而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形成过程。经济主体获取信息后，甄别信息去伪存真，进而根据掌握的知识和预测模型对价格变化做出预测和判断。显然，绝大多数预期并非简单线性预测，而是复杂的非线性过程。经济主体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拥有的历史信息、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学习机制等显著影响该过程。经济主体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家庭结构），以及其商业社会关系也均影响其价格预期的形成。最后是，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过程。在形成预期价格后，厂商在技术水平约束、要素约束等约束下决策最优产量，进而形成新的供给。消费者在预算约束、市场结构约束等约束下决策最优购买量，进而形成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形成新的市场价格。多数生产和消费决策中，预期价格并非简单地线性输入，也是复杂非线性计算过程，从而使物价传导呈现相应的非线性特征。并且，上述三个过程并非割裂地独立依次进行，而是交替重叠进行。
论文在VAR结构拓展双变量MG系统为包括货币因素的多维噪音MG模型(Multivate Noise Mackey Glass, MNMG)，模型保留线性系统VAR的结构，且纳入非线性系统的结构。对比来看，MNMG模型表现出比线性系统更好的解释力，PPI和CPI的残差不再存在“有用”的信息残余，在此系统上分析PPI和CPI之间的传导关系是稳健的。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和发现包括：产业链是物价传导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释PPI和CPI传导的线性特征，这源于商家常用成本加成定价策略，以及“基础价格”加“修正价格”的定价过程。产业链包括农副产品消费品、工业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三个基本路径。价格预期机制是价格传导的实现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释PPI和CPI传导的非线性特征，这源于从经济事件发生到引起商品价格变动的三个基本非线性复杂过程，即信息传播过程、预期形成过程、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过程。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链和价格预期两种机制均发挥显著作用，产业链机制在CPI对PPI的反馈传导中作用更明显，价格预期在PPI对CPI的推动传导中作用更明显。
PPI对CPI同时存在线性和非线性的向下推动传导，CPI对PPI同时存在线性和非线性的反馈（反向）传导。PPI的价格变动平均时滞1至4个月向下传导到CPI，CPI的价格变动平均时滞1至2个月反向反馈至PPI。PPI对CPI的传导时滞较长， CPI对PPI的传导时滞较短。上游生产领域和下游消费领域间存在显著的价格传导，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我国的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均起显著作用，但需求因素更快地形成通胀的压力。
PPI和CPI均存在明显的通胀惯性，并且物价的惯性作用强于PPI和CPI之间的传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物价传导。通胀惯性还表现在，短期价格扰动也呈现明显且持久的持续效应。通胀惯性可能源于工资或者价格契约的刚性，以及市场预期调整缓慢。因此，鉴于价格预期传导机制的显著性，建议对目前生产领域的市场紧缩预期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货币因素是物价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对生产领域更多影响投资需求，对消费领域更多影响消费需求。研究发现，货币供应M2对PPI和CPI存在非对称驱动传导效应。货币供应对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的物价都存在传导，但对PPI影响程度更大，且货币供应对PPI的变动做出响应，对CPI的变动则无响应。
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