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多对明太祖朱元璋杀功臣的故事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了解朱元璋称帝前对老同事的屠戮，以及这种屠戮背后的派系逻辑。
文｜陶禹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素以「屠戮功臣」著称。
但是，后人常常误以为，明太祖只有在君临天下后才拿老同志开刀，起家之初则是一副知恩图报、宽厚仁慈的形象。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明史专家商传所著的《明太祖朱元璋》一书，就如此描述朱元璋和郭子兴（他的上司兼岳父）的关系：
郭子兴趁机说：「不如我去换朱元璋驻守泗州，以巩固后防，保卫濠州。」
赵均用闻言也不疑虑，竟放郭子兴带本部人马去滁州换防。
朱元璋在滁州闻讯大喜，马上集合人马，迎接郭子兴及家眷入城，合家团聚，大摆宴席，互叙离情别绪，人人兴高采烈，个个欢天喜地。
次日，朱元璋召集众将，请郭子兴首席坐了，然后拱手交出兵权，说：「元璋及手下三万兵将愿听命于郭元帅指挥。」
郭子兴大喜，也不推辞，总理滁州军务。
著名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里，也有类似的段子。
如此有情有义的青年朱元璋形象，与暴戾的晚年朱元璋全然不同。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是称帝前还是称帝后，朱元璋的风格一向就是内部倾轧。
公元 1352 年，朱元璋时年 25 岁，因战乱频繁、生计艰难，只身投奔濠州的红巾军元帅郭子兴。郭对他颇为器重，不仅视为亲信，还将养女马氏嫁与他为妻。
▍郭子兴（1302-1355）
次年，朱元璋受命离开濠州，南下攻打定远，途中收服兵民二万三千余人，趁势开辟了根据地滁州，部众扩大到三万人，甚至超过了郭子兴在濠州的班底（一万左右）。
不久，郭子兴因为在濠州遭到排挤，率军转移到滁州，接管了朱元璋的兵权。
不过，郭子兴也并非完全自成山头，而是从始至终都隶属于刘福通、韩山童创立的红巾军系统。朱元璋在称帝前，也一直奉红巾军的「龙凤政权」为正阙，接受「龙凤政权」册封的官职。
因此，朱元璋的几万兵力归顺的并非他个人，而是冲着「红巾军」这杆大旗而来。郭子兴作为红巾军的「元帅」，收回朱元璋的兵权也属顺理成章，很难说是朱元璋「知恩图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朱元璋的部众都隶属于红巾军系统
独立开辟根据地后，朱元璋在「龙凤政权」眼中的辈分也低于郭子兴，甚至低于郭子兴的长子和旧将。
公元 1355 年初，郭子兴病逝，「龙凤政权」发下诏旨，封郭子兴的长子郭天叙（封号「滁阳王子」）为都元帅，其旧将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则仅为左副元帅，相当于三号人物。
▍《纪事录》，原名《皇明纪事录》，元末明初俞本撰，后由张大同删定。《纪事录》的作者系明初一位粗通文墨的武人，曾追随朱元璋起事，记叙了诸多明朝建国前的轶闻。
不过，早在郭子兴死前，野心勃勃的朱元璋已经晋升为总管，官职仅次于郭子兴，「龙凤政权」的册封显然不足以令朱元璋满意。
于是，一场「意外事故」发生了。
公元 1355 年冬，郭天叙、张天祐二人携兵进攻集庆（南京），朱元璋命陈野先助阵。
陈野先本来是元朝降将，曾因谋划叛变而被人告发，朱元璋明知他心向元廷，却故意派他率旧部协助。陈野先果然发难，「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纪事录》）」。
后来，陈野先被乡兵误杀，其子陈兆先率余部再次归顺朱元璋。对这支曾经降而复叛的部队，朱不但未予惩治，反而表现出优待和信任，「择（陈兆先部）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明史·太祖纪一》）」。
郭天叙和张天祐死后，朱元璋终于如愿坐上第一把交椅。
美中不足的是，郭子兴的三儿子郭天爵尚在，且被「龙凤政权」封为中书右丞。公元 1358 年，朱元璋终于以「谋叛」为罪名杀死郭天爵，消灭了郭子兴的最后一位男性后代。
朱元璋成功清理老上司的后代后，还是没有成为真正的独立君主。
一方面，江南红巾军派系林立，许多「归顺」的部队仍保留着原有的从属编制；另一方面，朱元璋还要向亳州的「龙凤政权」宣誓效忠，全员接受「小明王」册封的官职。因此，朱元璋和下属的关系更像是「同僚」，而非官史鼓吹的「君臣」。
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朱元璋的内部清洗当然不能终止。而且，他的「同僚」也确实不能让他放心。
濠州出身的红巾军将领邵荣，就仍具备挑战朱元璋的实力和意图。
由于明代官史的刻意淡化，相比郭子兴，邵荣的身份极少受到关注，但他的地位异常重要。
在朱元璋端掉郭子兴家族后，邵荣一度位及行省平章，仅次于朱元璋的行省丞相。
同时，邵荣的辈分也不同于常遇春、冯胜等后来投效的将领。他是德高望重的老首长，早在郭子兴刚刚起事时就已追随左右，很可能对朱元璋诛灭郭氏早有怨言。
公元 1362 年 7 月，在外征战的邵荣回到南京。八月，他和参政赵继祖（另一名郭氏旧部）密谋兵变，企图在三山门外劫杀朱元璋。计划被朱元璋提前察觉，「（朱元璋）易服从他道还（《明实录》）」，躲过了伏兵。
▍《明实录》虽然是一部价值极高的官史，但通过对比俞本的《纪事录》，也能发现不少替朱元璋漂白的曲笔。
事后，元帅宋国兴告发了邵荣和赵继祖的企图，朱元璋命壮士生擒二人，用锁扣住，置酒相待，问他们为何谋逆。邵荣避重就轻地回答道：「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说罢追悔哭泣。反倒是赵继祖大呼：「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纪事录》）？」只顾痛饮。
此时，朱元璋还不具备称帝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处置邵荣等重要人物时，尚不敢妄下杀手。为避免异议，朱提出将邵、赵二人「禁锢终身，听其自死（《纪事录》）」。
直接提出诛杀邵荣的是部将常遇春，他激烈地反驳道：「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 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纪事录》）。」
▍常遇春（1330-1369）
常遇春的支持让朱元璋痛下杀手，缢死邵荣、赵继祖，籍其家。至此，朱元璋基本肃清了郭氏的影响。
接下来，就轮到其他派系遭到打压了。
如前文所述，朱元璋在十余年间（到朱元璋称「吴王」为止）长期和麾下将领维持着一种「同僚」关系。这种「同僚」关系不仅威胁着朱元璋的核心地位，也不利于他巩固个人权威。
不过，这些派系的影响力远不及郭氏旧部，而且北元尚未灭亡，政权更替战争还需要他们出力。所以，朱元璋没有立刻举起屠刀，暂时采取了「扶植嫡系，压制旁系」的态度。
朱元璋的这种策略，尤其以明军针对元朝的第二次北伐最为露骨。
公元 1372 年，李文忠、徐达、冯胜分别从东中西三路出击，各自率五万人远征北元。其中，朱元璋的嫡系徐达和李文忠半途遇挫，合计折兵数万人，唯有旁系将领冯胜在西北所向无敌，掠得大量土地物资。但朱元璋不仅不惩罚徐达、李文忠，反而以贪污为罪名忽略了冯胜的战绩。
▍左起：李文忠（1339-1384）、徐达（1332-1385）、冯胜（约1330-1395）
他们和朱元璋的个人关系，显然是朱元璋重要的决策依据。徐达是朱元璋的挚友，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兼养子，二人都是朱元璋如假包换的嫡系。
而冯胜率部加入江南红巾军时，军中的最高领袖还是郭子兴，朱元璋只能算冯胜的「上级」，冯并非一开始就「臣属」朱元璋，难免招至后者的猜忌和排挤。
而且，朱元璋自己的核心圈子很小，大约包括了挚友（如徐达）、亲属（如李文忠）、警卫（如郭英）、养子（如沐英）等少数几类人。
余下的开国功臣，包括冯胜、邓俞等在内，因为和朱的私人关系较浅，都属于政治上不够可靠的「旁系」。
朱元璋于 1368 年称帝，直到公元 1380 年，「胡惟庸案」事发，朱元璋终于开始有计划地铲除开国功臣。他以胡惟庸谋反为名头，捕杀了上万名大臣，不过其中大多是后归降的「伪军」将领，1355 年之前投效的功臣则几乎没有受到波及。
可以推想，胡惟庸案并不是朱元璋个人的独断，而是经过「江南红巾军」核心层一致同意的。
当然，朱元璋最后也没有饶过那些「江南红巾军」中的「旁系」。
▍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老同事和新同事的待遇本质上并无区别
公元 1392 年，朱元璋长子朱标病死，本就不稳的明初政局暗流涌动。由于朱元璋和上层勋贵多有姻亲，太子的死亡势必引发「外戚功臣」对新储君的拥立之争。
这既不利于皇太孙朱允文继位，也不利于朱氏江山的稳定。为此，在朱标去世的第二年，朱元璋又以「蓝玉谋反」为名发动了新一轮大清洗，一口气剿杀了李善长、冯胜、蓝玉等大部分高层勋贵，把「旁系」功臣屠戮得干干净净。
经过「胡蓝党案」的内部清洗，除了朱元璋的铁杆嫡系外，只有就藩各地的朱氏皇子能够幸免。结果，这些藩王填补了「旁系」功臣原有的军事地位，成为了大明朝新的「派系」。
公元 1402 年，凭借北平、大宁的精兵悍将，燕王朱棣攻克南京，一举从朱允文手中夺取了帝位。
朱元璋生前辛辛苦苦替皇太孙布置的局面，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被「派系」砸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