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神秘体验论
作者：张祥龙
本文节选自：吕斯布鲁克及其《精神的婚恋》中的“‘迎接’的含义”
《基督教文化学刊》1999年第1辑，1999年4月
基督教神秘体验论的纯思想含义迄今还很少受人注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此潮流在基督教内衰退。路德新教中几乎没有或很少有它的地位。提到神秘体验论，一般总将它与民间迷信、邪门歪道或至少是完全的反理性倾向混淆起来。现在介绍中世纪思想的文字，就是提及贝尔纳、圣维克多·里查德、艾克哈特等，也只介绍其理论性的学说，几乎都不关注他们在爱的神秘体验论方面的主张和精神朝向，更不考察这“爱”的确切含义及其在宗教思想、哲学思想中的意义。这种情况不利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基督教的精神世界和思想世界，也不利于对与之相关的许多领域，比如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深入了解。实际上，中世纪基督教的爱情神秘体验论的出现有它内在的思想动机（反概念神学，但又不放弃一种纯意识体验的、“现象学式的”精神追求）、重大的思想成就（艾克哈特的《讲道与论文集》只是其中一例）和深远的影响。而且，由于它较少依赖教条的和观念上的学说，而注重从人的直接体验中获致气象万千的意义境界，因而对于未来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潮流可能会有某种影响。了解它能帮助我们从更多的，甚至是更真切的角度来理解近现代的西方哲学。比如，一些开创型的唯理主义大师似乎也与神秘体验论有一定的关联。笛卡尔的“沉思”意在抛开一切教条和观念的前提，而找到思想最原发明白的起点，就带有神秘体验论的风格，而大不同于经院神学。“我思故我在”的命题除了其概念理性的一面，也有它“现象学体验论”的一面。[1]斯宾诺莎叛出犹太教门，终生自甘贫贱，就是为了“探究究竟有没有一种东西，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就可以永远享有连续的、无上的快乐。”[2]他发现在感性：观念知识和理性概念知识之上还有第三种“直观知识"或“真观念”。人越有此直观知识，则“越爱神”，[3]但“凡爱神的人决不能指望神回爱他”。[4]由此可见，斯宾诺莎的精神和思想的追求中的两个倾向:(1)达到直观的、“爱神的”、伴有“无上”幸福感的、合灵性与理性为一的体验；(2)唯理主义的表述方式及泛神论的倾向(“神”对于他是非人格的，因而说不上“神爱人”)。而我们已经看到，基督教的、包括吕斯布鲁克的爱的神秘体验论总有被正统神学家指责为“泛神论”的可能，而它也因此总在力图通过批评更激进的神秘体验潮流去“划清界限”。至于中世纪的神秘体验论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更是明显。“现象学转向”之后的欧陆哲学及神学已潜在地具有认真看待神秘体验论的可能。海德格尔受到过艾克哈特的有力影响。他在其关于邓·司各脱的教职论文(1915年）的末尾主张理性主义哲学与中世纪的神秘体验论的结合。这两者在他那里的合流和现象学化形成了他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现象学-解释学的独特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对其后的哲学、后现代潮流和二十世纪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于神秘体验论与东方思想的关系，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不考虑其神秘体验的维度，基督教与东方（印度、中国、日本）的精神追求相距之远，足以阻断任何实质的交流。但读到吕斯布鲁克、哈德被希、艾克哈特的东方人会产生读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时不会出现的亲近感，尽管仍然有相当的差距。东方充溢着广义上的“神秘体验论”，但似乎缺少这种“爱的”神秘体验。中国古人讲的阴阳相合、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密宗中的一些讲法和修行法、道教的房中术，都有借用两性之爱而修正果的意向，但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受到当时官廷中骑士之爱风气影响的爱情神秘体验大有不同。孔门讲的“好德如好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与之倒有几分相似。性爱与精神之爱在宗教中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是个令西方人感兴趣的题目。在这方面，M.舍勒(Scheler, 1874-1928)的现象学探索与弗洛伊德的研究方式很不一样，值得注意。爱的神秘体验论的精神意向在于，既追求终极的信仰，又不甘于只做一个观念、道德、意志和教派意义上的信仰者，而要在最动人的爱情中直接与神相交流相沟通，活生生地品尝到信仰神本身的至味。换句话说，这种神秘体验者追求的不是信仰的力量、靠山、稳妥和平安，而是信仰本身充满汹涌爱潮的生存境界。它是基督教这棵古树上开出过的最绚丽纯真、最香气袭人的精神花朵。这可不是后现代潮流追求的“精神快餐”，或靠吸毒达到的片刻销魂。它是在那禁欲的悠长岁月里，在虚诚的孤灯暗影下，在回漾着祈涛和吟唱的教堂中，多少代人以全部生命和爱情浇灌出的精神之花，酿出的令人“长醉不醒”的神秘体验之“酒”。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风气的反面，让我们在其中依稀看到近现代西方和受其影响的近现代人类得到了些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1]参见莫玛子：“关于‘我’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I"), Bijdrage 56(1995),第257-285页。
[2]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导言第一条。
[3]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五部分，命题15。
[4]同上书，第五部分，命题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