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这位柔弱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他娶了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这对夫妇更有可能谈论诗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许多孩子，凯恩斯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伯克相信会持续许多代人的社会契约，而没有孩子的凯恩斯信奉自利哲学。
弗格森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凯恩斯
但在公开声明中，弗格森很快就开始为他自己辩解：“我没有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作为一套思想只是凯恩斯的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的性取向确实发挥了历史作用，他受到德国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尔的强烈吸引，这无疑影响了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看法。
“读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同性恋问题被当作一个慎重、知性、与其著作有关系的问题。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伙伴如果还活着，都会同意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性取向的意义不只是在卧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凯恩斯远非我写过的唯一一位同性恋或双性恋。比如在《战争的遗憾》中，我讨论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真实或想象的被俘虏他的土耳其人强奸的经历影响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我发现那个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个成员是同性恋。在《帝国》中，我勾勒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恋的生活。”
弗格森还倒打一耙：“凯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确的时候。比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说，除非波兰的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相对于反对波兰人，凯恩斯更加反对美国人。194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认为，访问美国就像生一场重病，之后需要一个恢复期。’在他看来，华盛顿被一批律师控制着，都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法律术语，用他的话来说，切诺基族的语言。”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
被弗格森提到的罗伯特·斯基尔德斯基给《华盛顿邮报》撰写了一篇文章，说凯恩斯确实不注重未来，但他不是因为他的性取向。凯恩斯那句话出自他1923年写的一本书——《货币改革论》，他是在讨论货币的数量理论：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的变化会导致价格的相应变化。凯恩斯说，从长远看，这种关系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长远是对当前事务错误的指导。从长远看，我们都已经死了”。凯恩斯紧接着说：“如果在暴风雨季，经济学家们只能在暴风雨已经过去、大海恢复平静时，才能告诉我们会有暴风雨，他们给自己定的任务也太简单、太没用了。”凯恩斯这是在批评经济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提出的长期模型不仅回避了困难、有趣的问题，而且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毫无用处，因为它们不能指导政策制定者如何度过“暴风雨季”。
斯基德尔斯基说，凯恩斯把注意力集中于短期依据的是“不充分理由”的哲学原则。如果个人没有理由相信今天的良好状况会有不好的长期结果，他们把短期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就是合理的。在一篇论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文章中，凯恩斯把这一个人行为的准则转化成了审慎的政治原则：“伯克正确地认为，为了将来可疑的好处而牺牲当前的利益很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自己现在的幸福是我们的主要关切；在为了不一定的结果而牺牲许多人时要非常谨慎，不管那个结果看上去多么有利。我们永远都不能充分地知道值得冒险。还有，我们正在努力推进的状况应该会好于它之前的状况，这是不够的；它必须比之前相当好，才能补偿这一过渡的害处。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石。所以，弗格森说凯恩斯怀疑将来是对的，但那不是因为他的性取向，而是因为不确定性。凯恩斯会拒斥今天拥护紧缩政策的人，他们认为削减预算造成的短期痛苦，是为了长远的经济增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凯恩斯会说，目前的痛苦是真实的，而会获得的好处只是想象。”
罗伯特·斯基尔德斯基
斯基德尔斯基承认，凯恩斯关于将来的看法有些一概而论：“虽然对于特定的事件，不可能确定其可靠的概率，但是我们体验过错误行为可能的长期结果，忽视这种可能就太傻了。未来不是随机的赌注。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家最好听从凯恩斯的建议，选择现在的一代人而不是后辈。选民们只能忍受这么多痛苦，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的紧缩会带来明天的繁荣。”
尼尔·弗格森并不是第一个诋毁凯恩斯性取向的人，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对凯恩斯一句名言的不同理解，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的对立。最早拿凯恩斯的性取向问罪的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46年的讣告中说，凯恩斯“没有孩子，他的人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短期哲学”。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凯恩斯有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说明他受制于当前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长远来看什么是可欲的。因此我认为他不会产生什么长远的意见，他的思想属于现在已经过时的潮流。”2001年，奈保尔说：“福斯特是同性恋，他在印度剥削穷人。他的朋友凯恩斯没有剥削穷人，他剥削的是大学里的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凯恩斯辩护说：“凯恩斯那句名言的意思是，如果经济学模型不能解释一两年内的情况，只能告诉你很久之后会是什么结果，这些模型就是不完备的、可疑的、没有用处的。它要求做出更好的分析，而不是忽视未来。”
凯恩斯
弗格森曾经给《新闻周刊》撰写了一篇反对奥巴马的封面文章。弗格森的道德观对商业精英们很有吸引力。他认为债务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鄙视把债务当作宏观经济工具而非道德象征的凯恩斯和奥巴马。马克·布莱斯在《紧缩：一个危险想法的历史》中说，紧缩的观点很强大，是因为它让人想起西方传统的道德体系，这种思维像常识一样很少受到置疑。紧缩包含各种道德格言：不劳则无获，苦难造就品格，节俭是美德。
凯恩斯能够看透紧缩的悖论，因为他认为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传统的道德要求。他希望通过结果来检验这些道德要求。1787年，边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为高利贷辩护》（Defence of Usury），努力说服亚当·斯密对高利贷宽容一些。边沁把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冲动带到了它的逻辑终点。他支持成年人一致同意而且能带来更多快乐的行为，不管这些行为是否违反既有的禁忌。凯恩斯像边沁一样，反对不必要的痛苦。他在《我的早期信仰》中写道：“生活的首要目标就是爱，就是审美经历的创造和体验，就是对知识的追求。在这三者之中，爱又首当其冲。”《美国展望》上的一篇文章说：“凯恩斯是有史以来最性感的经济学家。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邋遢、几乎秃顶的男子。留着小胡子、目光迷人的凯恩斯其实是一个很时髦的人。他有许多情人，娶了当时的大美女、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他的炒股天才使他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与伍尔夫、福斯特等作家而不是跟剑桥和英国财政部那些沉闷的处理数字的人交往。其他经济学家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凯恩斯则进一步希望将享乐最大化。”
凯恩斯说：“我们是最后的乌托邦论者，或者是人们有时称作的社会向善论者。我们相信，人类的道德水准将会不断进步，因为人类已经拥有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们，他们在真理和客观标准引导下，能够摆脱那些传统的、保守的观念和陈腐的行为准则，并且自此以后，形成他们自己的信念、纯洁的动机以及关于善的可以信赖的直觉。人是理性的这一观点在1903年之后就绵延不绝，它存在于自私自利——这被称为合理的自私——的伦理学之中，正像它存在于康德和边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伦理学中一样。正是由于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认为个人主义体系和利他主义体系在现实中的结果是相同的……我们对传统的智慧和习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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