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烁
每个耶鲁世界学人都有不凡之处，只是那些不凡中特别不凡的故事往往来自女性，比如德蔻（Deqo）。
德蔻还年轻，微胖，温和，始终在微笑。只要她开始说话，人们就能够沉静下来。刚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就觉得理所当然：如果你照顾着300个家庭3000口人，你自然有这本事——没有的人早就放弃了。
比如说，德蔻有六个孩子，没个是亲生的。我怎么知道的呢？我问她为什么不把孩子一起带来，她说不行，因为收养的孩子要带出境的话，必须亲生父母同意，而她收养孩子的亲生母亲往往是未婚少女，生下孩子无法抚养，也不能曝光，就留在德蔻家的医院里了，久而久之，德蔻就收养了六个孩子。
德蔻的故事不是她一个人的，属于她全家。
她来自索马里。
德蔻父母出自索马里本地望族，都是共产党员，母亲在苏联学医，父亲从政。30多年前，母亲哈瓦·阿布迪医生在家族农场上开设妇女诊所，最开始是接生，但自此开始，责任一波一波降临，停都停不下来，越来越多。
德蔻记得16岁时帮母亲替孕妇接生，第一个婴儿抱在手上又惊又怕——最近她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她是教母。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母亲来自南方，而父亲是北方分离派的部长，父母因此分开，直到2000年父母离婚。德蔻恨战争。
德蔻与妹妹被送往俄罗斯学医。那时正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受转轨的巨大痛苦，但在德蔻眼中自己最快乐的时光就在那时：“俄罗斯人接受我，拥抱我，照顾我。”
学成后，妹妹回到索马里，但德蔻转到美国，长年在强势母亲的阴影下，她受够了。她继续在美学医，只是一切都要重来一遍；她当时也不会说英语，但只要能不回到母亲身边，这些都不算什么。
十余年间，世事变迁，德蔻在美国皈依了伊斯兰教，美国干预了索马尼，黑鹰坠落，美国退出，索马里内战愈演愈烈，难民越来越多。母亲的诊所一变再变，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变成难民营，最多时容纳过80000人。
母亲有了“索马尼的特雷莎修女”之称，还被提名过诺贝尔和平奖。然而，8万人吃、住、安全的责任都在你身上，多么沉重。
这份沉重，渐渐移到了德蔻姐妹身上。2009年，哥哥车祸去世。德蔻应母亲召唤回国，再过两年，身在北方的父亲也去世了。一家人只剩母亲、妹妹和德蔻三个女人。索马里版杨门女将，传承的不是财富，而是责任。
想当年，德蔻逃离故土，逃离母亲，逃离责任，却在美国成了穆斯林，最终也没逃过责任，回到索马里。我说，你绕了一大圈，还是做个穆斯林做个医生做个女儿。她哈哈大笑：“我会记住你的话，不过终点虽然一样，过程还是有意义的。”
索马里今天仍不太平，中央政府初建，军阀林立，极端组织势力很大。母亲前两年被基地组织的当地分支绑架，虽然平安归来，绑架者还写信公开致歉，但母亲严重中风，身体一落千丈。德蔻一家今天照顾着大约300个家庭共3000口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工作，食品、医疗、教育到安全，事事要操心。
“母亲身体不好，我的角色算是总理加外交部长，妹妹是国防部长。”德蔻说，妹妹主管情报，索马里情况复杂，她得知道一切风吹草动。
知道有什么用？难道匪徒打来你们好组织抵抗吗？
“不，我们提前逃走。”
我问德蔻，你这样永无止境做圣母，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看不到根治希望。你靠什么撑住？
德蔻说，首先，这是家族责任，没得选。其次，做着做着，你就与他们难解难分。
有次，有位妇女来看病，她已经有五个孩子，德蔻对她说，你有这病，不能再生孩子了，不然有生命危险。妇女没说话。过了一阵，妇女又来看病，又怀孕了。德蔻极为愤怒。妇女拉着她手说，大夫，你的忠告我记得，可我我再嫁了，如果不给现在的丈夫生孩子，他不会管我前五个孩子的。
生活如此沉重，只能接受，理解，对付。
偶尔有高峰时刻，给德蔻继续做下去的能量。有天走进急诊室，德蔻发现病人额头插着弹片，但还活着，意识清醒。跟母亲一样，德蔻的专业是妇科医生。“你等等。”她对伤者说，飞奔回房去查脑外科手册，花了两个小时现学，伤者就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德蔻就做了这辈子第一次脑外科手术，万幸，病人活下来了，弹片没伤到要害。
我问德蔻，你后来还做脑外科手术吗？
“迄今就这一次，将来谁知道呢？”
我惟一见过德蔻批评他人，是同期耶鲁世界学人介绍关于非洲慈善的某个项目，致力于将种子和化肥送到农民手中，我作为外人只有鼓掌而已。德蔻则严厉地说，这个项目企图心太大，结果没有效率也不可持续，应该做小一点，真正使哪怕更少一些农民可靠地脱贫。
可持续是德蔻今天惟一关心的主题。她一家与各种国际援助组织打过多年交道，她坚决相信，就其本身而言，今天的国际援助弊大于利，就是因为只是授人以鱼，然后几年时间就走了，一切回归原样，扭曲当地人的激励，或者养懒汉，或者养军阀，或者养政府，总之比浪费还糟糕。德蔻做了一场讲座“全球扶贫产业”，标题即讽刺。
这也正是当前国际援助的困境。你是要授人以渔呢还是授人以鱼？授人以鱼，结果总是会强化接受国的既有政经格局，因为援助者总要与当地政府合作才行，而政府必然会控制援助资金和物资，如果本来是民主国家则则民主国家加强，如果是威权政体则威权政体加强。这些国家哪里会有几个是民主政体呢？
授人以渔是理论上更好的选择，但谈何容易。谁都知道制度重要，但改变制度必然卷入当地政治，难道这是国际援助该做的事吗？说是与不是的人都有，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德蔻承认没有好答案，走一步做一步，尽量把自己的事做好。
一天深夜，我与德蔻同在耶鲁医院，德蔻给我看手机上刚收到的消息，母亲刚刚获得克林顿基金会的2016年度全球公民奖。“恭喜！”我问，“有钱吗？”
德蔻摇摇头。
德蔻缺钱。她给我算了笔账，直到今天，她们家照顾3000人，除了工厂收入、家庭基金会募捐之外，仍有不少费用缺口，要靠国际援助填补。至于她自己，身负“外交部长”之责，常在外面旅行，总是随着带着一批替母亲写的传记《继续希望》，Keep Hope Alive，有人要就卖一本，比亚马逊上的价格贵一点，以贴补旅费。
我买了一本。
向德蔻要了她们家基金会的募捐网址，点击文末左下角原文链接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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